秘密宣传战网络

##【2019年8月22日存档】这是一个秘密宣传战网络。他们汇集了一大群高级军事和情报人员、记者和学者，制作和传播有利于本国及其盟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宣传战信息。他们是如何被曝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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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关于信息战和秘密宣传的案例及其操作方法。宣传真的不是你能看得到的表面现象那么简单，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意识不到，让你下意识地感觉被灌输的东西“出自自己的本心”。这样的结果是你不仅不会主动去揭穿谎言，而且会拼命维护谎言，就如维护你“自己”那样。本文也是信息战的一个案例，虽然它没那么复杂，但是掩护得很好，它利用合法的慈善组织作为宣传战武器，直到其被揭穿。

Institute for Statecraft 及其分支机构“诚信倡议”构成了一个与英国间谍机构和更广泛的其他机构密切相关的秘密宣传战网络。他们汇集了一大群高级军事和情报人员、记者和学者，制作和传播有利于英国及其盟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宣传。

去年11月，匿名者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文件中详细描述了一个由诸多政治家、记者、军事人员、科学家、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宣传战网络，明确称之为“战斗”，这是由北约附属的英国资助的 Statecraft 研究所于2015年创建的。

所谓的“诚信倡议“由军事情报和通信专家负责。

这个高度机密的、政府资助的“网络的网络”已经发现自己受到严格审查，他们将反对派领导人 Jeremy Corbyn 称为“克里姆林宫的傀儡” — 表面上伪装成反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一部分。

被曝光的文件显示，信息战部门在整个欧洲发展了一大批亲权势的记者和“关键影响力人士”的秘密“集群”，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以“反击虚假信息”为幌子伪装自己。并且，该倡议在两年内从外交部获得了超过220万英镑的资助。

事实上该倡议只是捍卫了反民主的虚假信息。

泄密事件表明，该组织在去年3月 Sergei Skripal 和他的女儿 Yulia 在索尔兹伯里神秘中毒后，在塑造媒体叙述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早在2015年就提出的许多严厉的措施都是在 Skripal 事件之后迅速得到实施的 — — 尽管白厅拒绝用证据支持其责备框架。

该倡议服务于高度政治性的“战略通信”角色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的“诚信倡议“自我宣布的“慈善机构”，由英国外交部、英国陆军和国防部资助，已被星期日邮报描述为右翼信息部队。但更清楚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右翼在编的秘密行动宣传单位。

在该组织现已向 Jeremy Corbyn 道歉后，工党再次呼吁对政府资助的该行动进行调查，并且最表面的证据是它违反了慈善法。

星期日邮报曝光的推文发布后，Integrity Initiative 及其支持者一开始否认 Corbyn 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

然而，几个月后又忽然出现了道歉，IFS 的创始人 Chris Donnelly 显然承认这些活动违反了外交部规则和苏格兰慈善法。该团体的注册地址是法夫行政区。

The HQ of the Institute for Statecraft in Fife (Image: Sunday Mail)
工党领袖 Neil Findlay 说：“该组织已经道歉是正确和恰当的，但是，这里还有更多严肃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这是一家在苏格兰注册的并由苏格兰慈善监管机构监管的组织，由英国政府资助。它应该永远不会对工党和工党运动进行政治攻击。这种明显的政治攻击不应该来自任何慈善机构。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外交部一直在资助该组织。这是不被允许的。我们需要对该组织的行动及其与保守党政府的联系进行全面调查。“

Findlay 此前曾表示：“所谓诚信倡议的叙事已经变得更加隐晦和模糊 — — 现在我们看到它暴露出他们受到了伊拉克灾难期间流传的一些最糟糕的假新闻背后组织的支持。

“英国议会和苏格兰的慈善监管机构 OSCR 现在必须认真考虑这个所谓的慈善机构的活动和资金来源，这些慈善机构似乎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战的战线。”

所谓的“诚信倡议”已经获得了200万英镑的公共资金，已经成为苏格兰慈善监管机构（OSCR）调查的主题。

然而，“纽约时报”发表的引述显示，Donnelly 似乎承认 OSCR 的规则已被打破。

他说：“我们推出了26,000条推文。大约400条提到了一些政党或政治家，但我们不应该派遣他们，因为外交部不允许我们发表任何政党相关的评论，苏格兰慈善法也不允许。

“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给 Jeremy Corbyn 写了道歉信。我是两位保守党国防部长的特别顾问，也是工党 John Reid 和 George Robertson 的特别顾问，所以我们应该是非政治的。“

事实证明，这个慈善机构与臭名昭著的战略通信大师 John Rendon 有联系，他们的 Rendon 集团在90年代时就被中央情报局聘用，负责宣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故事。

匿名者曝光的文件显示，自称为“信息战战士”和“感知管理人”的 Rendon 也是一个价值45,000英镑的研讨会主讲人，为那个所谓的“诚信倡议”组织教育“宣传战核心团队和集群”。

这个 Donnelly 是军事情报部门的名誉上校。该部门领导层的另一名成员 Dan Lafayeedney 于1978年担任 SAS 士兵，负责指导 Stephen Dalziel 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工党已经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外交部长 Alan Duncan 起初承诺进行全面调查，但是后来又改嘴了，试图将这起丑闻视为“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所谓的“诚信倡议“官员辩称，其他推文“也一直批评其他政党的政客”。然而，数据显示，其批评的重点目标是 HM 的反对党领袖。

工党的 Chris Williamson 此前曾表示：“宣传战中最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就是将这个国家推向战争基础的这一看似隐蔽的努力。

“像 John Rendon 这样的宣传战大师参与其中的事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这正是他专门研究的那种东西。我们将要求在议会进行更多辩论，并要求外交部提供更多答案，以便找出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这里看到视频：

关联：宣传战操纵选举的调查报告[PDF]“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Interim Report”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将这个宣传战工具“诚信倡议”的曝光与剑桥分析公司丑闻联系起来。我们此前发布的长篇报告已经揭露（详见《心理操纵的秘密》），政府雇用了多个神秘的公司，他们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与剑桥分析公司相同的方法，花费了数十万英镑的公民资金，因此保守党可以利用针对性洗脑的黑暗广告和精心制作的宣传战来瞄准目标选民。

一旦保守党在2010年随便宣布他们的“行为改变”议程，并设立了’Nudge Unit’，剑桥分析公司/ SCL 这类的丑闻就不可避免了。人们怎么可能期望一个越来越专制的政府会抵制利用所谓的“行为科学”技术来操纵公民的观念、认知、行为、选择以及最终投票决策的诱惑？

“监视资本主义 ”是哈佛大学学者 Shoshanna Zuboff 在2015年创造的术语，用来描述这种大规模监视和修改人类行为以获取利润的经济体制 — — 更多详见 IYP 类目“监视资本主义”。它涉及刮取数亿人的私密生活、选择、和行为的大数据集的预测分析，允许识别相关性和模式，推断和分析个体信息，以及预测目标个体或群体的未来行为和决策。然后，这些分析结论会通过极具针对性的和“动态”定向的宣传战来影响目标的行为。

整个过程通过实验方法进行了改进 — — 在不同的人口统计数据上测试宣传的各种变化，以确定最有效的方法。每次我们登录时，我们都可能成为不知情的且因此不同意的小白鼠，操纵者的目的是确定如何最有效地从我们身上赚到钱或说服我们信任某些东西以利于他们的利益。

隐秘宣传战和剑桥分析公司等秘密机构的共同点是隐蔽地使用强大的行为修正战术：psyops。

我们的个人数据被用于构建所谓的“说服模版”，使用一组基于概率的估计 — — 关于特定影响策略对个人的有效性，这也是基于调查目标人过去对这些策略的反应所集成的大数据分析。其中一些公司也正在试验生物识别技术。

很多人一直认为是“其他国家”试图干预英国的选举。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使用大数据分析和心理操纵来定位社交媒体上的任何目标人以灌输政治内容的行为，已经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但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重视。

通过高度借助监视资本主义的设备和机制，政治竞选已经从公共过程转变成了私人的、个性化的微观监控操纵策略的网络。这个过程导致政府将公民作为达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 — — 只是维持权力，维护现状。

在斯诺登于2013年揭露的英国间谍头子 GCHQ 和美国间谍头子 NSA 的秘密活动后，立即成为了被世界各地争议的头条新闻。GCHQ 的目标是汇总[大规模收集]网络上每个用户的私人习惯。 这项臭名昭著的调查权力法案，俗称“监听器章程 ”，允许维稳部门和情报机构被法律授权获取来自技术公司的任何个人数据，并且，文件显示，英国政府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将给予英国情报机构更充分的权力以访问这些数据库。

监控公司与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已经建立。在美国，巨头科技公司已被迫将有关其用户的数据移交给 NSA。 当雅虎拒绝时，他们每天都被罚款25万美元，并且每周罚款加倍，他们的违规行为继续存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前景，他们默许了。

显然，监视实践改变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权力平衡并扭曲了民主。

私人公司或政府把公民变成巴甫洛夫的狗是不对的。这种针对性的心理说服策略严重破坏了人类自尊，自尊是人格独立性和民主的核心。

#操纵式宣传：五个过滤器和识别线索 #

##【2019年7月4日存档】人工恐惧的创造方式具有双重目的：一边是为了摆脱你不喜欢的人，另一边则是吓唬其余人。当人们受到惊吓时，他们就会依附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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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ouport
Jun 15, 2021
审查是宣传的基础，审查造成宣传、宣传反过来再促进审查。

正如 IYP 曾经在独家消息中所分析的，审查并不必需一个“中宣部”，而中国目前已经掌握到了这一关键操作点。反审查的社区和活动家群体应该尽快跟上当局的变化速度。

反审查是透明度革命启动的媒体改革中最重要的目标这一。更多详见《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 — — 为自由而战（二）》。审查在呈现不完整的和扭曲的“现实”，审查存在的地方都是宣传，而难以有真相。

中国最近正在火热主张的“融媒”想要利用的是一个被称为 propaganda model 的理论，当然，这次是在算法专制的基础上加强它。

“宣传模型”是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政治经济概念模型，用于解释宣传和系统性偏见在企业大众媒体中的作用 —— 即 主流媒体。

该模型试图解释人口是如何被操纵的、以及操纵者如何通过这种宣传在公众心目中“制造”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同意。

因为，企业媒体的结构方式会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本身就起到了非民主力量的宣传作用 —— 也就是说，真的不需要中宣部也能达成同样的“作用”。

这一模型的提出最早出现在1988年出版的《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制造共识”一书中，

Chomsky 在描述媒体的“社会目的”时写道，“……除了边缘元素或相对模糊的学术文献之外，必须严格忽视对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的深入研究”。该理论假定了五种一般类别的“过滤器”，它们决定了在新闻媒体中呈现的新闻类型。

这五个类别是：媒体所有权、盈利模式、采购关系、过度抨击和“恐惧意识形态”。下面逐一分析这些类别，您将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审查并不需要中宣部。

1、所有权

主流媒体公司的庞大规模和寻求利润的饥渴产生了明确的偏见。

在19世纪早期，出现过一个激进的英国媒体，解决了工人们的担忧。但是，过度的印花税出现了，旨在将报纸所有权限制为“受人尊敬的”富人群体，开始改变了新闻界的面貌。尽管如此，那个年代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激进的或工人友好的报纸，如“每日先驱报”，“新闻纪事报”，“周日公民报”（自此后便失败了或被其他出版物收购了）还有“每日镜报”（至少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都在定期发表文章质疑资本主义制度。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这些早期的激进派报纸并不受公司所有权的约束，因此可以自由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

而目前的主流媒体，全部都是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的一部分，它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将必然由于这些利益关系而产生偏见。

这些企业集团经常超越传统媒体领域，因此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很担心曝光一些真相。也是为什么这些企业集团都倾向于将主流传媒机构收入靡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操纵大众对“事实”的认识。

换句话说，一切最能危害拥有媒体的寡头之经济利益的新闻项目，都将面临最大的偏见处理和审查。

如果最大化利润意味着牺牲新闻的客观性，那么最终能生存下来的新闻来源必须从根本上带有偏见。

2、盈利模式

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大多数报纸都必须吸引广告才能支付生产成本；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广告，他们将不得不提高报纸的价格。

整个传媒业都在激烈竞争，争的目标不是真实性和专业性，而是吸引多少广告商。与竞争对手相比，广告收入较少的报纸处于严重的劣势。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死掉了很多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报纸，都是因为缺乏广告收入而饿死的 —— 显然，贫苦的工人阶级不是广告的完美消费者，他们需要联合对抗的富人阶层才是。

根据这个过滤器，新闻是一种“填充物”，广告才是主题，目的是使特权读者看到构成内容的广告，并因此采取任何最有利于吸引目标受众的形式。

于是，任何与“买家情绪”相冲突的内容，比如边缘化社区、少数族裔的声音、反抗力量等等内容，都会被排斥；因为它们与广告商的利益相冲突。结果是，在读者眼中出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和完整的。

简单说，购买报纸的人是销售给购买广告空间的企业的产品；而新闻作为“产品”只要能吸引到眼球就行了，无所谓事实真相和公民知情权。

如今，最大“媒体” — 即 吸引广告的黑洞是监视资本主义寡头谷歌和 Facebook，于是，和传统的媒介理论一样，这个互联网的经济模式正在杀死异议。换句话说，我们将只剩下官方生成的和批准的政治宣传、以及”被允许”的异议。详细分析见《异议的消亡：为什么网络变得同质化》

已经悲催到极致了，然而，这些还不是全部。

3、采购关系

第三个过滤器更加致命，与大众媒体新闻的采购有关：“大众媒体通过经济必要性和利益互惠而与强大的信息来源形成共生关系。”

即使像BBC这样的大型媒体公司也无法在任何地方安置记者。他们只将资源集中在可能发生新闻故事的地方：白宫、五角大楼、唐宁街10号、和其他所谓的中央新闻“终端”。

某国际大型传媒集团的记者在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张该论坛内部的照片。我们的记者留言表示：“人们对里面的事不那么关心，请关注下外面的状况，外面正在封路，去听听老百姓的埋冤吧”。显然，没有被回复。对于这些大型企业媒体而言，“老百姓”的心声是微不足道的，权势财团才是与它们产生共生关系的关键。

您还觉得主流媒体长期关心马云、王健林的小心思而无视民间反抗力量和苦难这件事“很奇怪”吗？

顺便说，将马云收购南华早报解释为中宣部的渗透至少是不全面的，收购主流传媒只是作为大型企业的必经之路；阿里巴巴首先是寡头，其次才是“党员”，当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努力将这一顺序颠倒过来。

这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一样。虽然英国报纸可能偶尔抱怨新工党的“spin-doctoring”，但它们依旧要依赖于“总理的个人发言人”对政府新闻的声明。

商业公司和贸易组织也是这一共生关系中的主体。冒犯这些强大新闻来源的编辑和记者（通过质疑所提供材料的准确性或偏见性）很可能会而受到威胁。

媒体已经不愿意发表会损害企业集团利益的文章，这些利益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

这种共生关系也导致了“道德分工”，其中官员被赋权拥有并提供了所谓的“事实“，记者只是“得到了“它们。然后，记者采取的是不加批判的态度，使内容能够有利于企业价值而不会遇到认知失调。

4、过度抨击

这就是第四个过滤器 ‘flak’，即 对媒体声明或[电视/广播]节目的否定回应。采取的形式包括信件、电报、电话、请愿、诉讼、演讲和法案的形式，在国会和其他地方‘投诉、威胁和惩罚的行动’。[“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Climate Coalition”]

商业组织经常聚集在一起形成高射炮机器。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全球气候联盟（GCC），包括化石燃料和汽车公司，如埃克森、德士古和福特等。

这个 GCC 由全球最大的公关公司之一美国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发起的，目的就是攻击气候科学家的可信度、将全球变暖的警告称为“恐慌故事”。[在这里看到：美国博雅公关公司帮助中国海康威视的美国子公司完成“战略规划和指导”等任务《可怜正义没有钱》]

‘flak’ 是指对媒体声明或节目的否定回应。 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那些诋毁组织或个人的努力，这些组织或个人由于不同意或怀疑有利于既定权力的普遍假设，而成为被攻击目标（例如反权威和反建制的社会组织或个人） 。

5、恐惧意识形态

这个过滤器就非常简单了，任何了解冷战中史上最强大的心理战历史的人都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它也是西方公民社会对主流媒体的抨击中一个最大的目标。

恐惧意识形态让媒体成为了政权信息战中的武器。

制造恐惧有一种特别高效的作用，我们有过具体分析，详见《警惕微妙的劝导术：恐惧诉求 — — 埋下情绪 操控思想》；人工恐惧的创造方式具有双重目的：一边是为了摆脱你不喜欢的人，另一边则是吓唬其余人。当人们受到惊吓时，他们就会依附于权威。

当前的伊斯兰恐惧症正在成为新的“恐惧意识形态”来源。

So I think when we talked about the “fifth filter” we should have brought in all this stuff — the way artificial fears are created with a dual purpose… partly to get rid of people you don’t like but partly to frighten the rest.
Because if people are frightened, they will accept authority.

— Noam Chomsky

宣传是为了操纵人群。对人群的操纵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锡拉丘兹的诉讼当事人试图在法庭上提高他们的说服力。[ 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C. Lawson-Tencred (New York, NY: Penguin Group, 2004): 1–13.；Cheryl Glean (1997). Rhetoric Retold: Regendering the Tradition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Reniassance. Illinois: SIU Press. pp. 33, 60.]

操纵意味着“通过巧妙的、不公平的或阴险的手段来控制或玩弄目标群体/个人，特别是为了自己的优势。” 听起来很消极。但是必须澄清，人群操纵并非完全贬义的。

政治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即 在正确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东西并不足以让你赢得胜利。是政治技术在决定政治成功。要想成功需要了解如何组织和如何沟通的技术。大多数政治技术都是哲学中立的。

“你应该学习如何获胜，这是你的理念” —— 这句话是 Morton C. Blackwell 在一个著名的相关演讲中所说的。也许听起来特别马基雅维利，不过从一个平衡的角度上看，它是事实。就如 IYP 介绍的社会行动技巧（下个月还有更多具体介绍）。但必须平衡，如果你使用阴暗的手段即便达成了正义的目的（也许很难达成）也不会持久立足。

与宣传的结盟 ——

人群操纵者和宣传者的结盟可以达成更高的效果。

根据 Edward Bernays 的说法，宣传者必须让他的目标群体预先测试一条信息。消息本身必须提前试水，因为无效的消息比没有消息更糟糕。

社会科学家 Jacques Ellul 将这种试水活动称为“前宣传”，如果要使主要信息有效，这一点就至关重要：

旨在改变观点和态度的直接宣传必须具有先前宣传，这种宣传具有社会性、缓慢性、一般性，目的是寻求创造气氛，有利于初步态度的氛围。没有预先宣传，任何直接宣传都不会有效……

Jacques Ellul 在《宣传：人的态度的形成》一书中将社会宣传比作耕作，将直接宣传比作播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即便再卖力也是结不出果实的。

社会学宣传是一种社会寻求通过根据一种模式统一其成员的行为，渗透其生活方式，从而将其自身强加于其目标群体，将最大数量的个体融入宣传目标自身的现象。

基本上社会学宣传旨在通过利用所有社会潮流，通过长期渗透和渐进适应来发展对既定秩序的遵守或捍卫，从而增强一致性。

该宣传的要素是渗透个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个人就会开始在电影、写作或艺术中表达它，而没有意识到它压根不是自己的想法。

这种非自愿行为通过广告、电影、教育和杂志在社会中扩张。 “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整个人群都在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次表明，它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整个生活方式上。”

这种类型的宣传有可能不是故意的，而是在文化或国家内自发地或不知不觉地涌现出来。这种宣传强化了个人的生活方式，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得最好。社会学宣传为个人根据个人生活方式做出的善恶判断创造了无可争议的标准。

请注意，社会学宣传不一定会导致行动，但是，它可以为直接宣传做好准备。从那时起，这种社会学宣传的个人便会认为，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都站在天使一边，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则是坏人。

这类例子数不胜数。最眼下的比如反现金之战。想想看支持反现金的都是谁？—— 金融权力的垄断者；无现金社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概念？—— 是在在线支付如微信、支付宝变成“超酷”亚文化之后而不是之前；以至于隐私倡导者惊讶地发现，他们对现金的支持被大众认为是保守的和落伍的，是“老太太才会拿着钱包出门”的可笑。这就是社会学宣传的成功 —— 当直接宣传 即 无现金社会出现时，人们只有拥护，就仿佛扔掉现金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想法一般自然而然。

再想想，强烈宣传“融媒”的是谁？—— 中国执政党，习近平的原话是：“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体”；流量经济的深入人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在“融媒”倡导之前、所谓的打赏创造新中产之后；以至于去中心化互联网自由倡导者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无法将人们拉出微信了，“去Mastodon干什么？你写东西有人给你打赏吗？”但是，那极少数所谓“成功”的微信公众号都是谁？当你持有执政党不喜欢的意见时，甭说“成功”，连存活都没有机会。

很简单，是人们先“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赚钱，这一盈利模型的社会学宣传无比地成功之后才有的直接宣传，此时便无人会反驳它了。

中国发生的事就如很久以前 Bernays 所指出的：通过识别和签约那些影响力大的公众舆论人物（关键专家、名人、博主等）即可加快这一过程。还记得中国微博崛起后执政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没错，收编大V。还有人觉得曾经的“微博言论自由鼎盛时段”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吗？那不过是为了引诱影响力出现 —— 即 收编目标的出现 —— 而故意松动的闸口。

集中化社交媒体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因为控制权不属于用户。

权威 ——

操纵者可以是演说者、团体、名人，或者任何可以通过号召将人群引入一个特定位置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操纵者的精神或信誉有助于他的说服力。

声望极高的操纵者可以使他的目标人群的重要能力瘫痪，并引起尊重和敬畏。

权威来自声望，这可以通过“获得的声望”（例如职称头衔、制服、法官的长袍）和“个人声望”（即 内在权力）所产生。

成功是影响个人声望的最重要因素。Le Bon 写道：“从声望开始受到质疑的第一分钟起，它就不再是声望了。”因此，操纵者应该阻止这种讨论并与人群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他的错误破坏他的声望。

操纵者控制人群的能力尤其取决于他或她的视觉效果、声音和口头传递能力。温斯顿丘吉尔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方面是最强势的，成为了主要的修辞学家。

温斯顿丘吉尔将自己的当众发言经验命名为“修辞的脚手架”，并概述了他认为是任何有效言论的基本要素。[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 in Randolph S. Churchill, Companion Volume 1, pt. 2, to Youth: 1874–1900, vol. 1 of the Official Biography of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London: Heinmann, 1967): 816–21.]

阿道夫希特勒相信他可以应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痛苦地从盟军那里学到的宣传教训，然后将这些教训应用于德国。以下几点有助于深入了解他在舞台表演背后的想法 —— ⚠️对于读者来说，以下是识别宣传的关键：

呼吁群众：“[宣传]必须始终专注于群众”，而不是“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

瞄准情绪：“[宣传]必须针对情感，而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瞄准所谓的智力”;

保持你的信息简单：“宣传多方面是错误的…大众的接受度非常有限，他们的智力很少，但他们的遗忘能力是巨大的”;

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准备]战斗，从而[帮助]保护他免于失望。在此之后，对他使用的最可怕的武器似乎只是确认他的宣传者告诉他的是什么；于是同样强化了他对政府主张的信念，而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他对邪恶敌人的愤怒和仇恨”;

不要做半个陈述：“宣传的任务绝对不是要对真理进行客观研究，它的任务是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地为自己的权利服务。“

不断重复你的信息：“[宣传技术]必须将自己局限于几个点上并反复重复。在这个世界中，持续存在是成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通过例子而不是通过论证来引导人群。为了巩固影响，不能过分远离观众。如果是的话，影响力将为零……

前面都比较简单，最后这句话，即 关于“不能过分远离观众”的观点就是景观政治，当下最值得警惕的变化之一，它在互联网媒介下被史无前例地抬高了能力。请参加 IYP 早前做过的分析《中国政府已攀上景观政治的边缘》。

纳粹党利用宣传在希特勒周围发展了一种人格崇拜。伊恩·克肖（Ian Kershaw）等历史学家强调了希特勒作为演说家的技巧所带来的心理影响。Roger Gill 曾对此评论说：“他[希特勒]动人的演讲吸引了大量德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他几乎催眠了所有观众”。[Roger Gill (2006).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adership. SAGE. p. 259.]

IYP 已经对宣传做出了很多分析，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分析，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也许仍不是全部；因为，就如威胁情报一样，攻击者会在不断更新的手段中获得升级，识别和抵制的方案也需要不断被更新。

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保持清醒，和/或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正义的目的合理利用。

宣传战的诡迹

##【 2019年6月21日存档】政治宣传最常用的模式有哪些？不止是当权者采取的政治宣传，在党派/派系斗争中也经常采用这些方法。认清它们，可以避免被误导 - - 在这种宣传战中你支持任何一方都只能是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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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当权者采取的政治宣传，在党派/派系斗争中也经常采用以下这些方法。认清它们，可以避免被误导 — — 在这种宣传战中你支持任何一方都只能是被利用。

1、诉诸人身：指借由与当前论题无关的个人特质，如人格、动机、态度、地位、阶级或处境等，作为驳斥对方或支持己方论证的理据。诉诸人身又称作“对人不对事”、“因人废言”或“因人设事”、“以人废言”。

诉诸人身可诉诸负面特质（也称作人身攻击谬误）、正面特质、或中立特质（比如诉诸权威）。诉诸人身推论指向特定人物的某些属性并声称这些属性可以影响其可靠性。正面诉诸人身，意在提高对方的可靠性。反面诉诸人身，是贬低其可靠性。

正面特质，也称因人纳言，是指仅根据论证者个人的品德高尚、出众才华、处境优越或自己对论证者的好感，就轻率地肯定其论断或观点，而不考虑其论断的内容是否真实或其论证过程是否正确，这是一种常见的谬误，比如上级、领导、老师、学长等。人身保护的谬误属于典型的因人纳言，具体包括两类：

人格人身保护是以自己或他人的人格高尚为理由，诱使他人相信其论题为真，其实人格优秀的人坚持的看法未必就是正确的；

处境人身保护是以自己或他人处境优越为理由，诱使他人相信其论题为真。但是要知道，即便处于同样的出境中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负面特质，也称因人废言、人身攻击谬误，是指仅仅根据论证者在品质、名声方面的缺陷，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以往有过错等方面的原因或自己对立论者的厌恶态度，而不考虑立论者的论断内容是否真实，也不根据逻辑反驳的规则和要求，就对立论者的论点加以否定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谬误。例如说“支持的人都没读过书”、“支持的人都思想落伍，不愿接受新资讯”等就是这类的谬误。

多伦多大学学者道格拉斯·沃尔顿指出，常规上，诉诸人身可以分类为：辱骂性(Abusive)、情境性(Circunstantial)、扣帽子以及诉诸伪善。

扣帽子、人身攻击：将各种不利的条件或观点强加至对方身上

秽言谬误：以不雅的言词攻击对方

诉诸动机：质疑对方有某种立场或地位，因此其提出之主张是基于不良的动机、企图。

你也一样：对方批评某件事不对时，批评对方自己也做了那件不对的事。

诉诸智能：批评对方智能不足或精神有问题，因而其主张不可采。

罪恶关联：指控支持某观点的人必然归属于某个形象不好的团体。

诉诸成就：主张由于某人或某人的团队没有达成某项成就，因而其针对某事的主张不可信。

诉诸富贵：断言富足者的观点较正确，或断言贫困者的观点不正确。

诉诸贫困：断言贫困者的观点正确，或断言富足者的观点不正确。

诉诸好人：宣称某人有某些美德，因而其主张可采。

如果当前论题确实与对方有关，那么并不是诉诸人身。

例如，参选人A：“不要投票给参选人B，因为他上次当选后，很多选举承诺都没有兑现。”

说明：一个人是否有信用，是选举中选民是否该选他的重要依据，因此选举时提出诚信问题，并不是犯下谬误；而在讨论一个人的诚信时，把此人过去的信用纪录拿出来是与讨论的话题直接相关的，因此不算是人身攻击。

2、诉诸反复：是指借由宣称某个观点已经被充分讨论多次、至今没有人反驳过我的观点、反方的论点之前都已经驳斥过等等，而回避对某个断言提出的举证。

举例：甲：死刑是错的，我们应该废除死刑；乙：为什么死刑是错的；甲：这问题学界已经讨论过千百遍了，死刑是不对的。

甲：酒驾不能算谋杀，顶多算是有认识的过失；乙：可是大家都认为酒驾就是谋杀，为什么不能算？；甲：这已经被讨论过无数次了，我不想再说。

3、诉诸权威：或称伪托权威、援假权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归纳论证谬误，通常以统计三段论的形式来表达。虽然有时某些类别的诉诸权威能够成为有力的归纳论证，但是这种论证通常都存在被误用的情况。

根据统计三段论，诉诸权威的表达方式为：

专家甲在乙领域说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

专家甲在乙领域提出了丙理论。

因此，丙理论是正确的。

这种归纳的论证方式是基于以下两项因素：

专家甲是乙领域的专家。

丙理论是在乙领域的专家们的讨论下得出的共识。

这些条件也可以加到论证本身的结构中，形式如下

X认为A是正确的。

X是该领域的专家。

专家们（或经典文献）认同X。

因此，假定A是正确的。

诉诸不相关领域的权威也是一种常见的诉诸权威错误。假设专家甲是领域乙的权威，他对领域乙的发言大都是可靠的，但如果将专家甲在领域丙的言论也视为可靠，而专家甲并非领域丙的权威，就是属于一种错误的诉诸权威。但非常能唬人，网络大V名人使用的就是这种宣传方法。

另一种诉诸权威的谬误是将权威说的话都当成正确。从刚才的例子可得知，虽然专家甲是领域乙的权威，但不代表他在领域乙的发言就一定是正确。相关推论的正确性应该由理据的充分性来决定，尤其是对于专家彼此争辩中的、尚未取得共识的议题。如果只是质疑提出问题的人的发言权，无论他是不是权威，都犯下了诉诸人身的谬误。

甚至只要称之为权威，不署名都是经常被滥用的。例如，“有位心理学家说过，每人都有犯罪倾向”、“许多研究（而没有具体提及相关研究）都认为，对于谋杀，死刑不比无期徒刑有更强的吓阻效果”、“历年来的研究（而没有具体提及相关研究）显示，严刑峻罚不能减少犯罪”、“多数的研究（而没有具体提及相关研究）都认为对儿童诗用体罚会导致更多的偏差行为。”

4、诉诸恐惧：这是一种逻辑谬误，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和广告最常用的技巧，意图让人产生恐惧或偏见，进而采取某些抵抗恐惧的措施、或接受某些信念。

恐惧是一种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之一，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直觉反应，当人类感到恐惧的时候，经常会做出一些可怕或不寻常的事。正由于这种天性，恐惧是最常被宣传者使用的技巧之一，而且十分有效。

诉诸恐惧最常见的例子，是宣传者或广告会警告阅听人可能面临的危险或灾难，如果不立刻跟随或改变信念，就会身陷于危难当中，希望人们借此改变行为或信念，以减少恐惧，例如：

你再继续酗酒，就会跟你爸一样早死！

你如果高中毕不了业，就只好穷一辈子！

把票投给他们就等于把票投给恐怖分子！

宣传者在上面的例子中都以恐惧来强化自己的讯息，但所诉诸的恐惧是否真的与讯息相关，往往值得存疑。

诉诸恐惧还有几种特殊的类型，例如恐外症（xenophobia）、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对犯罪的恐惧、对经济困顿、环境灾难、天灾、人口爆炸、侵犯个人隐私或歧视等恐惧。宣传者可以从如此宽广的恐惧光谱中挑选相关的恐惧置入讯息当中。当恐惧的背景资讯不是很充分的时候，诉诸恐惧的效果可以随着消息的不确定性与猜疑而倍增。当这种不确定推至极致时，就成了阴谋论。

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强力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借此合理化出兵伊拉克的行动。而许多广告、政治宣传、网络谣言及都会传奇也大量了使用诉诸恐惧的技巧。

5、诉诸群众：这也是一种逻辑谬误、一种社会心理的状态、也是一种宣传的技巧，常被称为“从众”，代表人类害怕在社会中被孤立，因而向社会其他多数靠拢的一种过程。

人类经常会有一种倾向，去从事或相信其他多数人从事或相信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从众效应”。为了不让自己在社会中孤立，所以社会个体常常不经思考就选择与大多数人相同的选择，而从众效应就是诉诸群众的谬误和宣传的基础。

从众效应衍生出谬误，又被称为“从众谬误”，就是将许多人或所有人所相信的事视为真实，例如“大家都这么说，一定不会错”！例如“很多人都有吸烟、喝酒或犯法，因此这些都是对的或不危害健康的”、“欧洲所有的国家都禁止体罚，我国也该禁止体罚”、“美国都有棱镜计划，我们也应该有”……

但许多事实证明，多数或所有人相信的事情，在当下或经过了时间的演进，也并不一定就是对的，比方说，西方古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宇宙的中心的地心说，日心说甚至被天主教会禁止。

建构于从众效应的宣传手法则是更常见的宣传法，宣传者营造出一种“加入我们，否则就是与大家作对”的气氛，要求听者接受某种仿佛大家都接受的想法。诉诸群众的宣传也暗示听者：“与胜利者站在同一边，不要去计较是非！”

从众效应也常常与其他的手法合并使用，例如在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每五个医师中就有四个推荐某种牌子的口香糖……”的文案，这种文案同时利用了从众效应及“诉诸权威”两种宣传手法或谬误。

6、非黑即白：是指提出少数选项（一般是两个，但有可能是三个或更多，要你从中选一个，但这些选择并未涵盖所有的可能性。非黑即白是一种非形式谬误。现实生活中很多事都有中间地带，很多时候中间解是更好的解，因此要人在少数选项中选一个的做法往往涉及假两难。

非黑即白是基于对排中律的误用。排中律只适合衡量非此即彼的二元观念（例如“对与错”、“真与假”等等），用于其他范畴未必恰当。要破解此类谬误，可证明除了论证中提出的选项外，还有其他可能。就像“你要不就是跟我们一伙的，要不就是与我等为敌的”（You’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这类的讲法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视为假两难或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之一的例子。

有时假两难是被刻意提出以迫使他人做出选择的，但其他时候它是因不小心忽略其他可能性，而非蓄意造成的。

例如，A：“你不要整天吃东西！” B：“都不吃的话，我饿死怎么办？”

“整天吃”和“不吃”只是两个极端，中间还有适度进食的可能，但是被主动忽略。

再比如，“你要么是外向的，要么是内向的。”

内外向牵涉到很多的情境和变数，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可能在情境甲之下比较外向，在情境乙之下比较内向，因此内外向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一个连续体，多数的人都介于完全的内向与完全的外向之间。

再比如：“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竟然在我面前帮那个坏人说话，你这是不把我当朋友，所以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敌人！“

把所有帮对方说话的人都当成敌人，是在强迫他人选边站，是在消灭中间立场。

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非此即彼、没有别的可能性，那就没有犯下假两难谬误。

一个不是谬误的例子：“假设一辆电车驾驶面对两个轨道，只能决定走其中之一；有五个人在其中一条轨道上工作，在另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人；电车进入的轨道上，如果有任何人，都会注定被杀。”

7、个人崇拜：指以大规模宣传手段将某个人在一个社群中塑造成崇拜对象，通常都通过媒体手段将其人格形象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

当政府利用大众媒体、宣传及其他方式予以不质疑的奉承和频繁的颂扬、美化等等，将某一在世（或已身故）的政治领袖塑造为英雄化、神化、理想化的公众形象，则自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的群众现象。这些崇拜与人类本身具有的英雄仰慕等心理类似，但区别在于个人崇拜是非自主性的仰慕，必须同时伴随大量可被限制的单一媒介，将一位普通人物，进行一边倒的形象包装、过度高估的领袖特质等荒腔走板的宣传，在常态下通常人都有缺点，而个人崇拜的民众却说无法被说出来。此外，对偶像的负面批评通常是不被容忍的和不配存在的，会被视为错误、反动思想，甚至到了不配合表达效忠（如统一佩戴胸章）就会被整肃的程度，这点是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

通常个人崇拜现象有以下表征，但下列特点既非判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崇拜对象个人及其理论被绝对化、神圣化、教条化

崇拜对象以“救世主”或“解放者”的形象出现，人们对其不再具有批判、质疑的权力

崇拜的程度达到迷信的程度

由政客群体、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有时甚至包括所有社会成员

被崇拜者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和强化，并利用人们的崇拜来维系他的地位与权利

对异见者处以逮捕、酷刑、禁锢甚至死刑

个人崇拜需要不断地统一宣传并排斥不协调意见的流行，这需要一些机构和政治群体来维护，当这些机构和群体是个人崇拜的受益者时，他们有足够的动力维持现状。但当崇拜对象死亡或发生意外时，容易使得政治形势剧烈变化而发生动荡，这是个人崇拜不如传统宗教神权稳定的主要原因。

8、妖魔化：是一种将敌手宣传为只有破坏性目标的邪恶侵略者的国家政治宣传技巧。妖魔化是最古老的宣传技巧，旨在激发对敌人的仇恨使之更易被打击，起到保护和动员盟友，使敌人沮丧的效果。

由于术语妖魔化的频繁误用, 学者已不再分析它的可能语气。这就是为什么朱尔斯·博伊科夫定义了妖魔化的四个准则：

媒体和国家都使用框架来描绘主要在道德层面的所谓的敌人的固有本性。

敌人的性格是以摩尼教的方式描绘的, 正如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国家是这种妖魔化描绘的起源。

没有来自国家的重大反诉。

将敌人妖魔化的战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暴行的恶性循环，许多作家都对此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敌人妖魔化使得外交解决途径不可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或关系恶化。尤其是把敌人描绘成邪恶力量，更容易激起杀心。

《黑镜》中有一集“Men Against Fire”，将边缘人群宣传为“蟑螂”，激发战士的杀戮欲望。

9、假情报：这种非常常见的，又称为战略性欺骗。即 故意传播的虚假情报或信息。造谣可能以伪造的文档、手稿、照片或者使用谣言和编造的情报进行宣传。在信息战中，经常使用间谍故意散播谣言来使敌人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上。

造谣和宣传不同之处在于造谣的来源是隐秘的，而宣传则是大张旗鼓的。

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系列文章分析战略性欺骗，因为它不仅有利于防御，也有益于进攻。

10、以退为进：一个主要出现在社会心理学中的讨价方式。劝说者通过提出一个会被拒绝的离谱要求来让被劝说者同意第二个较为合理的请求，较之单独提出“合理的请求”更容易获接受。因为这一理论中提出离谱要求就像被人关在门外，而在英语称为“door-in-the-face”。

11、得寸进尺：是一种通过先提出一个简单的小请求来说服被劝说者同意一个较大请求的劝说方法。得寸进尺法得益于被社会学家称为“连续渐进”（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的一项人类基本特点。该特点的大意是，如果向对方提出小的请求或作出小的行为越多，对方越有可能按照计划的方向转变自己的态度、行为，并渐渐感觉自己有必要准许那些要求更多的请求。

12、片面真理：一种欺骗性的陈述，其中包括一部分真理。陈述可能是部分正确的，该语句本身可能完全真实的，但只包括全部真相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利用一些欺骗性的元素，如不当的标点符号、双关语，特别是当其目的是欺骗、逃避、指责或歪曲事实时。在逻辑中，则有似真似假。主流媒体经常这么做。

13、不相干谬误：是指论证的前提和结论毫无逻辑关联的不当推理方式，这种情况又称不相干的结论（irrelevant conclusion）或制造伪冒理据。

转移注意力（红鲱鱼、烟雾弹）：提出非关争议重点的言论（通常乍看有关），以转移他人的注意力

打稻草人：攻击和对方论述无关的论点（通常乍看有关）

我有权发表意见：被他人批评时，主张自己有权利发表意见。然而，是否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意见是否正确可取（或他人是否可批评）是不相干的。

废话谬误：废话谬误的其中一种形式是说出模棱两可的、无论如何总是正确的语句，却没有真正回应主题，亦是不相干的谬误。

14、标语口号：在政治、社会、商业、军事或是宗教等范筹上所使用的一句容易记忆的格言或者宣传句子，主要用作反复表达一个概念或者目标。标语的种类多不胜数，由书面至颂唱、禅理到通俗都有。很多时候它们简单的修辞特色为详情留下很少的想像空间，因此它们多被用作一个统一目的的社会表达，甚于为特定对象而作的映射。

口号很有效，动员中只要能够一句合适的口号，效果会倍增。但是必须提醒，口号永远都是偏激的，致力于触发大众激烈情绪的，而不是合理的，在接受口号之前请仔细分析其是否基于正义。

在线宣传战的结果

##【2019年6月28日存档】在互联网上让一个人变得愚蠢和不那么快乐比让他们变得更聪明要容易得多。在线宣传战的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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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大选之后，耶鲁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一位专注于东欧极权主义政权研究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名为“ 关于暴政：二十世纪的二十课 ”的书。Snyder 警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可以带来什么，并建议如何抵制独裁者。

他的最新著作“不自由之路：俄罗斯，欧洲和美国 ”描述了美国和国外威权主义者如何利用反民主的方式进行宣传。您可以在这里下载这本书：https://t.me/iyouport/6708

Steven Rosenfeld 和 Snyder 讨论了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如何变得无能为力，当他们转向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时，他们很容易成为挑衅者的目标。

这个反乌托邦的土地空间正是今天的政治舞台。

Steven Rosenfeld (SR): 在你的书中，你谈到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政治如何在必然性政治和永恒政治的两极之间徘徊。在这两种情况下，公民的作用都在缩小。你现在看到的景观是什么？

Timothy Snyder (TS):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问题，在本书的最后，我称之为责任性政治。这就是所谓的公民身份或公民参与。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关注公民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负责什么; 不是一切，而是一些事。

人们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将创造民主，并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历史基本结束。不幸的是，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很多人一直生活在这种精神中，我们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这很可怕。

正如你所说，问题在于，如果你认为自己了解历史规则，如果你认为所有事情至少都是预先确定的，那么你就不必为所发生的事的任何特定部分承担责任。 更重要的是，你不必记住真实过去发生的事，因为那些替代品已经死了。你认为那些东西不可能回来。

SR：这就把我们置于“永恒的政治”中了。

TS：当必然性出现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人们会陷入我称之为永恒政治的事物中。我们说，必然性导致经济不平等，它确实如此；我们说人们不再关心自己所创造的未来。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发生过；它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发生。这意味着人们已经容易受到另一个想法的影响，这个想法说，“好吧，所有好东西都是过去的，而事情不会再变好的原因是其他人，也就是移民、黑人、穆斯林、局外人。

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消除了未来，只是让人们陷入了诸如“美国第一”或“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观念中，你只是在一个周期中打转，然后你就会陷入每日新闻周期的鼓点，以及每日的宣传，这些宣传会提醒你，你应得的东西和其他人不值得的东西。

SR：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现在。

TS：从广义上讲，我认为美国正在发生的事，而且不仅仅是美国发生的，是人们正在迅速从一件事转向另一件事; 期待未来会根据某些规则自动变得更好，无视正在原地打转的状况。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不希望政府做任何事，只是希望它能给人们每天注入正义的感觉，或者愤怒的感觉。

SR：是的，你所做的不仅仅是本书，但在你的大部分写作中，都是谈论我们之前是如何经历同样的状况。这并不是说历史完全重演，但有一些动态再现。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转折点。也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会怎么说呢？

TS：当然，历史并没有重复，但历史确实为你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东西。它让你有一种模式感，哪些事物往往会聚在一起、哪些东西不在一起的规律。它还为那些希望事物以某种方式进行的人提供了一个示例来源，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转折点，我希望这些自动的进步观念不会再让人信服了。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确信自己陷入了某种循环，并且没有办法摆脱循环。这与过去有关。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其他极右思想正在复兴。不幸的是，在美国，白人霸权已经变得更加严峻。

但是，这个时代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即技术，互联网技术，各种心理技巧，说服人们除了离开沙发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另一件新事物是缺乏最终目标。在20世纪，对于你可能会把国家带到哪里，或者你可能在哪里上课，都有很多的想法。那些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发生的事更多的是试图通过任何可能会变得更好的观念来击败你，并让你走上一条不同的轨道，而不是认为其他事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更好，我们只是习惯于想象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在另一边有人试图让事情变得更糟。

SR：这真的很有趣。我最近采访了竞选办公室的人。有一条新的宣传路线，就是 “我自己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一起做，所以选举我，我们都会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吸引力，但它承认了螺旋式下降。我还与那些说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的出版商进行了交谈。他们查看提示并想知道谁首先获得了这些信息。两者都觉得没有坚实的基础。

TS：是的，但是有基础。在新书中，在“不道德之路”部分遵循的方法之一就是我对调查记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我引用的是当时非常混乱的例子，并且仍然像乌克兰的 Maidan [抗议活动]，或者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令人困惑，这些事只是宣传普遍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试验性的。我们现在一直处理的新形式网络战争中的不真实性。

事实证明，如果你只关注那些真正磨破皮鞋去找人们谈话的实际调查记者，你可以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调查记者只是所谓媒体频谱中的一小部分，只占据很小的百分比，但对于很多这类谜题一般的事件来说，已经足够了。那些揭露巴拿马文件的记者只是极少数，我们有数字，关于实际做这项工作的人的例子。

SR：正如你之前所说，在一个充斥着虚假消息的时代，真正的报道很重要。

TS：我们的深度调查越多，感觉就会越好。就我们自己的习惯而言，我们会选择如何消费互联网。但是我在“不自由之路”中所指出的仅限于人类调查员，我会非常批判性地对待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主题而不是来源。

我试图找出互联网如何影响人们的模式。有些事我们可以做，比如挖掘信息线索，这是互联网最便利的地方。如果没有事实，我们就不会去任何地方。没有事实，我们就不能相互说话，更不用说开始解决问题了。

SR：我去过斯坦福大学的论坛，与谷歌，Facebook 和其他平台的顶尖人士一起。谷歌说，’你说的问题是信息太多、人们做出了太多决定？这不就是民主和独立思考的爆发吗？他们说他们正在提供新闻工具，因此他们的报告可以被视为“更具权威性”。 Facebook 也这样做。但这只是有助于他们的品牌，因为它提升了他们的内容。而与此同时，这些网站旨在为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宣传者引发反应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去社交媒体寻求新闻，这是冲动的。这几乎就像人类在思考之前想要做出反应一样。这就是曾经人类已经使用过的宣传模式。我说得对吗？

TS：我认为你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是它就像现实世界一样的空间。我们已经知道现实世界是一个数百万年的空间。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将现实世界与民主、人民统治或法律相协调，这至少花了5000年的时间。也许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点，但总是很难。互联网幸存下来，因为互联网被视为“例外的地方”。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正常的规则不适用，你不需要纳税，一切皆有可能。

但这都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另一个空间。就像我们不在互联网上时所居住的空间一样，它必须有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不仅仅是那些碰巧成为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人的头脑。所有人都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并考虑规则将会是什么，思考我们如何为这些规则做出贡献。其次，我同意你的心理学。出了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击败机器人。而是机器人正在打败我们。

SR：这是一个关键点。

TS：机器人已经弄明白了。从剑桥分析公司到俄罗斯的干预措施，所有这些东西的运作方式，不是我们使用计算机来思考，而是计算机正在使用我们的神经系统来驱动我们。计算机正在绕着我们的额叶进行决策，然后是更简单的更多业务，比如我们感觉到的大脑部分，我们在哪里有冲动，在哪里决定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心理学和机器学习的结合。这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原因。

当硅谷的人们说：“哦，我们只是给你更多的选择，”他们心里很明白这不是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实际上在教我们如何不去选择……你选择的只是一种选择。你为此使用了一定的思想。这与“我喜欢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更人性化的对话。就我而言，我一直在努力与其中一些人合作。

SR：我问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你对互联网在乌克兰、俄罗斯和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如何推波助澜误导人们和推动虚假信息的分析非常详细。在许多方面，在政治中先出手攻击的人总能获得优势。我不确定技术部门是否真正了解他们所发布的内容。您看到了哪些更大的模式？

TS：我看到的模式之一是财富不平等与沟通之间的关系。你越是放弃财富不平等，就越难以沟通，因为拥有所有资金的人并没有与不这样做的人过着同样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硅谷和我们其他人沟通障碍的一个因素。普通人很难接触到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可能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在经济上做到这一点”，但这不会发生。

我观察到的另一件事是，设备驱动的心理学并没有让我们开心，但心理学已经找到了让我们失望的方法; 在分析方面打击我们，但也在精神上打击我们，实际上是让我们感觉更糟。遗憾的是那些最容易部署的东西。在互联网上让一个人变得愚蠢而不那么快乐比让他们变得更聪明要容易得多。

互联网有很好的用途，如果人们非常明智地使用互联网，但就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打击他人比建立关系要容易得多。这是一件大事。

就机器学习而言，正如在 Twitter 上的内容[伪造的个人资料，机器人驱动的热点]中所看到的那样，我认为互联网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人类占少数的领域，而且他们已经不堪重负。科幻小说中有一个古老的想法……计算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测试是，“他们能说服我们他们是人类吗？”

实际发生的事并不是计算机与我们竞争谁更加人性化; 而是计算机已经让我们人类变得不那么人性化了。这就是他们获胜的方式。他们把我们分成小块 — 被圈在你一个个隔离的气泡里，这样我们就不那么人性化了，更加部落化，更加愤怒，更加情绪化。这就是这场比赛实际上正在操作的方式。

有一些简单的事情要做，比如花更少的时间在互联网上，花更多的时间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用个人的力量摆脱它。但是，基本上它允许人们不会预料到令人讨厌的政治形式。正如 Facebook 在过去几年所做的那样，以及过去几年中其他巨头所做的事，只是拒绝或调转你的车轮，它们操纵你能看到的东西。这真的是非常有害的。

在任何人身上使用网络武器，都会能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让对方变得愚蠢。

我们永远不会以这样的方式享有民主和法治，也不会拥有幸福的人群。当人们最终投票是因为他们受到错误信息的激励时，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上不会高兴，因为，A）他们的投票不能带来富有成效的结果，因为他们投票是不真实的; B）然后他们必须拿出人类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即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人驱动的而是算法。他们必须用人类的逻辑自辩，以避免认知失调，这不会让任何人快乐。

现在，这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感觉部分是由于许多人利用他们的人类智慧来试图理解他们被操纵的事实。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气味，这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

SR：你是否看到这种变化，或者你是否只看到少数人的小小的抵抗，就像20年前人们反抗电视机的洗脑那样。我看到在很多方面公民的角色正在萎缩，选民被压制，负面竞选的网络工具一直在继续。

TS：如您所知，您仍然可以在三维世界中开展有所作为的活动。正是因为互联网在许多方面都是黑暗的，这意味着做一些像游行这样的小事情会让我们感觉比其他情况下更好。可以与人类一起开展的活动。特别是当我与年轻人交谈时，我觉得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与其他人交谈或参与其中的犹豫不决。这已成为了一种政治问题。我们认为一切都必须从网络开始。但事情也可以从现实世界开始。

有很多例子。我不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网络事物必须被概念化，但除此之外，必须在三维世界中进行活动，在人类与其他人交谈的现实世界中。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拥有公民身份。民主是公共的。如果我们最终坐在地下室里，“喜欢”和不喜欢网上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有民主。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年轻人是网络文化。我们可能处于世代变革的风口浪尖，有些人将所有这些奇迹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再被震惊或被吸引，并且可能正在寻找新的东西。我希望的是，从未来一代开始依靠现实世界中活动的高贵，使事实变得性感，使现实世界成为人们再次感兴趣的有吸引力的反主流文化事物，令知识实现价值。

LR 当恶意者掌握技术：信息战的未来究竟有多可怕？

##【2019年1月14日存档】现代技术和社交网络已经被变得武器化，而许多人似乎还没有能力理解信息战的新现实。我们希望战胜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和政治宣传吗？未来的战争很可能不在战场上，而是在每个人的屏幕上和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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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已经在网络空间发动起秘密的信息战。他们精心设计的假消息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公众对真相、权力和合法性的看法。

延伸阅读：《真相衰变如何杀死了民主？》《阴谋论是怎么来的？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随着所谓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这种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烈，而且是迅速的。

首先考虑以下几点：

政权雇佣的机器人水军或“假用户”正在以社交新闻 feeds为目标，有计划与目的地传播政治宣传（参见《巨魔崛起》）；

在线状况下，真相和虚假之间的界限看起来已经很脆弱，因为研究人员开发的技术完全可以制作极难被检测出来的假音频和视频（参见《虚假信息鉴别工具箱：如何验证图片和视频的真伪？》）；

仅在一年之内，创建高质量的数字欺骗就将达到非常容易的程度，其真实性无法轻易验证；

下面将详细介绍下一代战争的技术，策略，和其影响。

信息战，又叫信息攻击 — 如上所述 — 可以用一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词语来概括：Provokatsiya，这是俄语，意思是“挑衅行为”。据说该行为是由俄罗斯的间谍实践的，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Provokatsiya 如何描述了使用障眼法和隐性武器来进行欺骗以诋毁、沮丧和混淆对手的战术。但它显然不是俄国发明的，还记得孙子兵法吗？

“The terrorizing drums, banners, and gongs, of Sun Tzu’s warfare, aid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ay now have evolved to the point where ‘control’ can be imposed with little physical violence.” — US Colonel Richard Szafranski, “A Theory Of Information Warfare: Preparing For 2020”, written in 1995.

国际政治干预不是唯一的目的，众所周知，当权者还会实施在其国内的数字影响力活动，就如中国当局使用水军在热点敏感事件爆发时淹没国内的异议声音。事实上相比下中国的玩法是很拙略的。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据报道，英国剑桥分析公司签订了合同，被授权可挖掘 Facebook 数据以便在 2016 年选举前隐性干预选民的行为。

当然，中国没玩儿过操纵选民吞噬民主的游戏，并不是因为不会玩儿，最顺手的武器明明就摆在那里 — 社交网络，它如此庞大没有人会无视。中国只是不需要选举，换句话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了。

不过本文将更多关注的是外国对手攻击另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内影响力运动）的情况，以及国家支持的信息战行为（与非关联行为者的行为相反）。

您可以做一个对比，将可以发现，中国曾经一直在使用的外宣是如何的笨拙，它倾向于要求别人认同自己，这是低效的操作，且花费巨大，使用的不过是广告商一直在使用的人类心理弱点，即 反复出现、不断重复、无处不在全方面包围。事实上如今的信息战完全不必如此“麻烦”，而鉴于中国对现代技术的痴迷（已经作为了其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北京全方面转变策略，仅仅是时间问题！（参见《北京的政治宣传模式发生改变》）

本报告将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数字信息战的兴起

数字信息战未来的关键要素（外交和声誉操纵；间接攻击的网络钓鱼）

有计划的宣传（针对数字欺骗的新兴解决方案；发现隐藏的元数据以进行身份​​验证；用于将数字内容追溯到源的区块链；发现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大规模检测图像和视频操作；打击宣传）

最后的想法

数字信息战的兴起：我们是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的？
信息战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如果您还记得我们在《心理战》那篇文章中对其曾经用法的简要介绍，就能明白，这一战略的历史之深远、以及它是如何在技术的协助下得到了脱缰之马般的肆虐。

这绝不是什么新奇的思路。它是自古以来各种战争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俗话说兵不厌诈，对战获胜的重点在于：情报的真实性和情报分析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只要能破坏情报的真实性、误导情报分析的有效性，就能导致敌方的错误判断并陷入混乱，进而取胜。

近年来， 信息攻击正在被迅速增强。四年前，世界经济论坛就已经将“网上误报的传播”称为 2014 年第十大最值得关注的趋势。

俄罗斯绝不是唯一一个擅长歪曲互联网舆论和选民认知的国家。牛津大学的研究早已发现，社交媒体状态下，有组织的操纵行为自 2010 年以来至少在 28 个国家存在！研究还强调，“独裁体制不是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好的实施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的基础”，民主国家也参与其中，并且技术更加高超。

通常情况下， 跨国信息战是由国家支持的网络部队发动的，全球有很多这样的网络部队，而美国拥有的最多。下图是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资料：

Source: Oxford University
世界面临的现实是，造假技术迅速崛起、同时人们越来越难以分辨甚至无心去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然而截止今天，在线传播虚假信息和欺骗手段背后所依赖的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信息认证的重要性及其必要的技能，也只是刚刚开始形成。

简而言之，这一切灾难只是一个开始。

没有“日内瓦公约”或联合国条约详细说明一个国家应如何定义数字信息攻击或按比例进行报复。随着新技术的普及，了解定义信息战未来的策略和环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数字信息战未来的关键要素
未来数字信息大战中的一个共同主题将是恐惧、不确定性和令人疑惑的故意传播（fear, uncertainty, doubt）也称为 FUD 在线。 显然，喜欢刺激性信息、漠视调查取证及其相关技术、封闭、虚无主义和偏执的用户群体，将成为宣传的主攻目标 — — 这些特征恰恰是社交网络用户群的最普遍特征。

在支持性技术的推动下，三项关键战术将在战争的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密歇根大学社交媒体责任中心首席技术官 Aviv Ovadya 所描述的那样：

外交和声誉操纵：利用先进的数字欺骗技术在对手中煽动毫无根据的外交或军事反应; 冒充和破坏对手的领导者和影响者的合法性；

间接操纵的网络钓鱼：使用恶意 AI来模仿值得信赖的实体，针对的是特定的高价值目标，迫使目标以其他方式采取行动，即 社交工程技术；

计算化宣传：利用社交媒体、人类心理学、扭曲性的消息、八卦和不透明的算法来操纵公众舆论。

外交和声誉操纵：视频和音频的造假

外交操纵是为了在地缘政治决策上影响对手，令其产生错误信念的行为。

华盛顿大学（UW）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使用人工智能创建了奥巴马的伪造视频，视频中说出了“他从未说过的话”。

根据该大学关于这项实验的论文，将音频剪辑嫁接到逼真的唇形同步视频上可以“改变[奥巴马]在目标视频中所说的内容，并能与输入音轨相匹配。”

伪装奥巴马成功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被如此伪装。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被改变过的视频 — 如果足够好看，看起来很真实 — 很快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如果当权者伪造反对派和活动家的视频……不论是抹黑还是定罪，都将非常容易实现。

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开创一个假视频和音频的新时代，这将对国内政治和外交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该技术在大学实验中仍处于发展阶段，但不久的将来它将变得非常容易操作。

AI 创建假冒的数字内容

GAN（生成性对抗网络）是一种用于执行无监督机器学习的 AI 。在 GAN 中，相反的神经网络协同工作以制造越来越逼真的音频、图像和视频内容。 GAN 中的一个神经网络充当箔片，推动其他网络产生更高保真度的结果。神经网络还可以更容易伪造音频，可以将源音频的元素转换为统计属性，并且可以重新排列这些属性以制作高超的假音频剪辑。

Sketch of a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for creating fake images, credit DL4J
高质量的外交操纵和政治宣传，可能会将 AI、音频和视频欺骗结合成一次致命的攻击。目前，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发看似良性的技术，然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样的“机会”随时会出现。

欺骗性的视频和音频编辑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早期结果，表明可以实时改变一个人预先录制的面部画面来模仿出另一个人的表情。

从本质上讲，想要冒充目标人的演员可以通过将脸部变成网络摄像头来创建数字人类木偶。 目标面部的数字再现将实时模仿演员的面部。

目前，这种技术仍然需要数小时的预先录制的目标人视频片段才能让它看起来真实。不幸的是，强大的公众人物经常可被追踪，有充足的历史录像数据足够显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谈话和行为特征，基础素材极为丰富。

造假者使用低科技网络摄像头和这种高科技软件的事实表明，视频爱好者和复杂的宣传家都可以使用这种技术。竞争环境被平衡了，扩大了能够伪造视频进行欺骗的攻击者的范围。

Source: Face2Face, Stanford University
在威斯康星大学进行的奥巴马假视频实验是由三星、谷歌、Facebook、Intel 和该大学的动画研究实验室资助的，研究人员使用了神经网络，首先从一个音频文件转换成声音的基本口形。然后系统将这些口型移植并混合到现有的目标视频上并调整时间以创建新的逼真的唇形同步视频。

Sourc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 sketch of the process that created the fake Obama video
制作假音频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消费化。 例如，加拿大创业公司 Lyrebird 正在开发一种技术，可以通过从某人的声音中录制一分钟的音频，从而以相同的声音生成更长的音频片段。同样，在 2016 年，Adobe 就推出了名为 Project VoCo 的原型（也被称为 “Photoshop for voice”）。该项目旨在让用户编辑人类语音，就像使用 PS 编辑数字图片一样简单……

显然，人工智能对视频和音频干预的广泛采用意味着对“高价值目标”的声誉攻击也将相应增加。声誉攻击可以诋毁一个人的人格，使其不可信，甚至可以因此制造出一个逮捕的理由！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拍色情视频，被称为 deepfakes （“深度学习”和“假”的混成词），使用叠加名人的面孔到成人电影明星面部的软件。当一个名为“deepfakesapp”的匿名用户于2017年12月发布该技术的第一个版本时，那是 deepfake 一词首次出现在 Reddit 上。

另一位用户后来很快发布了一个名为 FakeApp 的改进版本。FakeApp 使用由 Google 开发的名为 TensorFlow 的深度学习程序，允许用户创建面部交换的逼真视频。

该应用程序及其基础技术正在获得强大的牵引力。

Deepfake Society 是一个策划使用 FakeApp 制作的深度造假视频的网站，自2月推出以来已有超过 100 万的观看次数。Deepfake Society 禁止色情内容。但类似的网站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获取执行基本的深度造假所必需的工具和技能的自由资源，例如将前副总统乔拜登的脸嫁接到特朗普的视频中。

声誉诋毁是非常有效的（至于为什么人们如此容易被欺骗，我们曾经推荐过的这篇漫画非常能说明问题）。如今，声誉诋毁战术正在与人工智能的进步同步发展，完全可以制造出令人信服的细节，如眼球运动、皱纹、酒窝等等一切。

FakeApp 项目在 GitHub 上开源。

这类技术的发展结果不仅仅是那些谦逊的人会将恶作剧信以为真，并作出严重错误的选择，而且，人们将很快能看到作为犯罪证据的视频和音频令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被蒙冤入狱、镇压被合法化。

间接操纵的网络钓鱼：恶意 AI 模仿和操纵他人

如今可用的数据量之庞大前所未有，导致个人很容易受到大量人身攻击。被称为网络钓鱼的常见攻击方式将是发动个性化攻击的主要手段 — 此类攻击越来越复杂，难以阻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多次详细介绍和分析 #社交工程 攻击技术和抵制方法。

延伸阅读：《网络战：❗️社交工程学正被全球当权者利用来攻击活动家、异议人士和记者，如何抵御？》

这种网络钓鱼攻击使用 AI 来创建逼真的人物模仿，攻击的目的是强迫其他人采取某些行动和/或不采取某些行动。

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是最常见的有针对性的攻击形式 — 并且人工智能的加入意味着攻击者可以将更好地选择、冒充和欺骗他们的受害者。 支持 AI 的网络钓鱼操作使受害者更有可能信任攻击者，而自动化则加速了攻击可能发生的规模。

这些攻击的复杂性和规模意味着整个人群都可能会被恶意 AI 愚弄。大量的虚假信息可能来自人工智能模仿关键决策者，引起广泛的混淆。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人们充分地暴露于数字欺骗环境下 — 很可能导致对现实的冷漠 — — 即 我们分析过的《真相衰变》的原因之一。

现实冷漠的特点是有意识地缺乏对事实的关注、对验证事实失去兴趣。 在美国，越来越不知情的选民已经成为了严重伤害民主的关键因素，而在专制国家，比如中国，当权者可以借此进一步加强对无知和无动于衷的公民的操纵！

计算化宣传：数字化技术对舆论的操纵

计算化宣传是使用算法、自动化、社交媒体和人为策划的内容来进行广泛的公共影响力活动。

社交媒体对计算化宣传的流动至关重要。集中化社交媒体的新闻提要的算法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因为社交新闻提要受到激励的支配，这些激励优先考虑极端观点和因刺激性而分享内容，并不是质量和真实性。并且，只要调动水军在短时间内推高，任何假消息都能被排上热搜榜。这还是在忽略了社交媒体巨头私人党派亲疏倾向的暗箱操作情况下。（我们在四年前观察到这一现象，并分析了《网络水军的布局》，当时这种操作已经被用来抹黑异议人士）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气泡/隧道里，这些气泡或大或小，但共同特点是高度的视野局限和偏执，真相和批判性思考完全无法打开这些气泡，反而是有意制造的、偏执的、充满刺激性情绪的假消息，能顺利在这些气泡中流通，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气泡内生态。

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是这些宣传操纵的主要舞台。

Facebook 是被使用最广泛的社交网络，其次是谷歌的 YouTube，然后是 Facebook 拥有的 Instagram。中国的腾讯拥有的微信和QQ平台排名第四。

如你所见，这些集中化的魔头也是开源调查的主要数据来源。开源调查技术的重要性也在此体现，对操纵性信息的源头查询和技术分析给出最专业的揭示。

全球 40％ 的人口使用社交媒体这一事实并没有促进反抗者的连接关系，反而是加剧了欺骗操纵的恶果。根据 2017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在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7％）在社交媒体上获得至少一些新闻。你能想象得到，真相衰变和操纵诱导的受灾面是有多大。

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受限于发达国家：皮尤研究中心对 21 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的人们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新闻获取的比重与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基本相似（中位数分别为 36％ 和 33％）。

与此同时，自 21 世纪初以来，美国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稳步下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在 2017 年信任主要媒体机构。随着商业媒体接受审查的事实被不断揭露，这一趋势已经很难扭转，加之独立媒体的发展被各种条件所抑制，真相愈发难以惠及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机器人水军是这种宣传形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安全专家认为，机器人占所有在线流量的一半以上（约 52％）。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机器人的作用是为了让一个人或一群人错误地认为存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背后的操纵者利用马太效应引诱人们上钩。

宣传机器人用于大规模挖掘目标人口的元数据。然后，他们操纵该元数据以识别高效的数字渠道以进行宣传，其目标是推出针对特定用户的完美定时目标信息。其中社交工程学 — 即心理学 — 是主要策略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介绍并演示社交工程攻击的微妙所在。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使这些宣传机器人能够实时定制他们的活动，并以类似病毒式的规模传播。从本质上讲，⚠️ 这些机器人识别并利用预先通过数据分析确定下的最容易受到数字心理操纵的人。

最近期的消息：基于D.C.的亲以色列集团秘密地误导 Facebook 广告瞄准亲巴勒斯坦活动家：该活动背后的团体资金充足，与以色列政府有关。该组织将每个Facebook页面描述为“匿名数字营销活动”。该组织表示，它支付了推广该活动的费用，该活动已达到数万人。

此案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资金充足的倡导组织如何使用欺骗性策略在线推广其事业。Israel on Campus Coalition 在2016年大选季节期间推出了这些活动，同时与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实体在另一系列政治问题上购买了误导性的 Facebook 广告。

信息战正在白热化。集中的社交网络唯一的价值就是给了这些操纵者一个绝佳的舞台。公民的认知被掌握在付得起高价购买操纵杆的极少数人手里，“民主”变成了木偶戏。（在这里看到，为什么集中化互联网更容易对人们实施诱导、欺骗和操纵）

政治宣传主义者，如臭名昭著的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人们的个性特征来表明他们对不同心理操纵的敏感程度。并充分利用这种特征，量身定做宣传性信息。

来自（现已破产）公司的泄露电子邮件详细说明了此类特征的示例。特征包括：对政党的忠诚、对枪支控制或移民等热门问题的立场，即使一个人神经质，对他人持怀疑态度，或者相信占星术的迹象等等。如下图：

针对数字欺骗的新兴解决方案

没时间等待解决方案了。包括埃及、巴西和墨西哥在内的国家都在 2018 年举行大选，美国 2018 年的中期选举即将举行。全球民主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社交网络宣传和先进的数字欺骗所操纵。这是进行时，而且进行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来对抗信息战。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可扩展的方式来发现高精度的假视频。

而制止社交网络宣传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技术掌握在谁手里，更有公民是否能对真相保持足够的热情，对民主保持足够的信念。

发现隐藏的元数据以验证图像和视频

国际特赦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层人力资源组织，在争夺用户提交的侵犯人权视频证据的斗争中处于第一线。 该组织的公民证据实验室专门揭示图像和视频的背景。该实验室正在构建专业知识和技术，以验证视频捕获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使用的就是我们在 #OSINT 开源调查演示中多次介绍过的方法。

例如，该实验室使用谷歌地球和搜索引擎 Wolfram Alpha 交叉抓取视频中的环境和天气条件，以查看视频是否在其声称的条件下被捕获。

Citizen Evidence Lab triangulates details in user-submitted video of a shooting in Papua New Guinea to authenticate the video’s origins. Source: Amnesty International
Citizen Evidence 实验室还有一个名为 YouTube 数据查看器的工具，可以从 YouTube 上托管的视频中提取隐藏的元数据。以判断用户传递的是否是旧视频或伪造视频。

用于将数字内容追溯到源的区块链

支持区块链背后的加密技术还可以帮助确保数字内容来自可靠、负责任的来源。

从本质上讲，媒体可以加盖一个唯一的加密标识符，当与区块链上的记录交叉引用时 — 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媒体的来源。没有标识符的媒体将被视为不太可靠。

这种技术对于发现在上下文中试图欺骗的图像和视频也特别有用。然而，数字取证组和媒体密码学家仍然需要努力解决人工智能从头就开始制作的虚假视频的问题。似乎这种问题越来越多出现了，尤其是在大型的有计划的操纵运动中。

发现 AI 生成的人物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展示了 Eulerian 视频放大技术，该技术可以帮助在视频中发现人工智能制作的人物影像。

这种视频放大技术可以通过观察由于血流引起的皮肤颜色的细微变化来检测诸如人的心率之类的微小细节，从而区分真人与 AI 生成的人：人工智能尚不足以在假视频中创建如皮下血液流动这种真实的水平。

Source: MIT
交叉引用视频元数据、记录区块链上的合法内容、以及使用先进的视频放大技术是协同的步骤。然而，这些工具和技术的可扩展性不足以消除开源 AI 启用数字欺骗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需要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因为如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出高品质的假货。

大规模检测图像和视频操作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至少发起了两项研究呼吁，以建立可扩展的数字媒体认证系统。

该媒体取证（MediFor）项目是建立一个平台，使用算法检测图像和视频操作。MediFor 有朝一日可以创建一个众包平台，观众可以集体调查视频的真实性。

DARPA 的 MEMEX 项目可以帮助构建一个庞大的在线搜索引擎，能够交叉引用整个互联网（包括暗网）的图像数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由 MEMEX 资助的项目证明了能够在数 TB 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中找到人类贩运受害者的类似图像。这项工作可以帮助发现源自其他来源的 AI 生成的图像和视频的各个方面。

打击社交媒体宣传

公民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在社交媒体上的算法操纵。关键是及时发现数字宣传以采取行动。

目前，对抗社交媒体宣传的可扩展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并且至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些组织已经发表了关于如何打击社交媒体宣传的想法，例如利用破坏坏僵尸网络的好机器人，或者识别伪装成人类的坏机器人。

同样，解决社交网络宣传的一次性项目正在世界范围内发展。

印第安纳大学是发布 OSoMe 项目测试版的机构之一：社交媒体观察站。IU 的 OSoMe 包括“ 可视化声称和事实检查的技术 ”以及“在新闻源中检测和阻止 Twitter 机器人”的工具。

乌克兰的 Kyiv-Mohyla 新闻学校以及 KMA 数字化新闻未来推出了 Stopfake.org 事实核查网站。该网站是一个信息中心，用户可以在其中查看和分析克里姆林宫生产的在线宣传的各个方面。

最后的想法

打击信息战的未来依然不确定，但还是有希望的。DARPA，企业，创业公司，非营利组织和大学的强大队伍都在长期打击信息战的斗争中取得了进展。最为关键的是，调查研究和反制技术开发均应保持独立性，远离政府和商业巨头的利益操控，让真相真正成为真相。

必须强调的是，数字保护的责任最终将取决于用户。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继续负责地评估我们所消费的信息的真实性。

这意味着要意识到我们所服务的叙事，并让自己习惯于去识别证实来自个人偏见的叙事与那些挑战我们信仰的叙事。并且，希望能动员更多技术爱好者加入到保卫民主的战役中来。⚪️

在数字信息战时代，如何才能避免上当受骗？来，玩几个游戏

##【2020年9月16日存档】介绍7个游戏，致力于培养您的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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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媒介给了信息战和操纵式宣传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互联网信息消防栓的冲击下，绝大多数人难以或根本无法保持批判性思考。

加之，操纵者专注于制造刺激性的、入侵人性弱点的虚假消息，即便是擅长思考的人也难以时刻保持警惕。

不久前曾经发布过一篇揭露全球信息战黑公关产业的报道，在这里回顾《如何在网上兜售谎言？ — — 他们承诺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改变任何现实”》其中介绍了这些黑公关公司如何伪装成 “独立的真相核查” 组织，贼喊捉贼。

简单说，网上的信息核查平台也不能完全相信。

无需怀疑，这些人做得出，因为互联网信息战已经是利润丰厚的全球性产业；也正因此，揭露和曝光并无法阻止它。

越来越多的人被恶意的虚假消息所操纵，被愚弄的公民已经无法行使民主权利、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和准确的决定，民主正在面临危机。

无法通过揭露阻止恶意虚假，更不能将辟谣的权力交给当权者 —— 当权者自己就是信息战的主谋或最大受益人（《为什么虚假信息令独裁政权变得更强大，令民主国家变得更脆弱？》）。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普及真伪验证的技术和技巧、尤其是鉴别的思考方式，给大众防身。

这就是为什么IYP 的列表 -3 中有独立的板块 “让它民主”，其中收集的知识都将帮助普通公民获得验证虚假消息的基本技能；并且在 “心理战和信息战” 板块中详细介绍了当权者以及这些黑公关产业行为者控制公民认知的手段。

全球公民社会都在努力反信息战操纵，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向大众传授鉴别方法，其中一些渠道显然可能更吸引人，比如娱乐性的 —— 通过游戏来实现。

本文将汇总一些游戏资源，它们都能帮助普通公民培养更专业的媒体素养，以抵制虚假信息的侵袭。

这些游戏的范围从让用户陷入假新闻生成器的环境、到模拟成为广播记者并决定信任哪些来源的情况。

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在课堂上传授媒体素养知识，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

现在您也可以来试试看，测试一下您的慧眼是否够亮。

1、Bad News

这是荷兰一家旨在打击虚假信息的组织 DROG 开发的游戏，其中用户扮演一名假新闻作者。

目标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追随者，同时建立虚假的公信力。

如果你说出了 “明显的谎言、或让支持者失望了”，你就输了。也就是说，你必须 “骗” 得足够深入。您将从中理解到信息战推手的思路，从而习得抵御方法。

剑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玩 Bad News 能够增加您对虚假信息的 “心理抵抗力”。

2、 BBC iReporter

BBC在2018年推出了这款游戏，旨在帮助11–18岁的青少年识别网上的虚假信息。

这款游戏让用户置身于BBC记者的位置，他们必须决定哪些社交媒体帖子、政治主张、和照片可以被信任。

游戏中还包括如何识别在线造假的提示。

3、Fakey

Fakey 是一款类似 iReporter 的游戏。它模拟了一个社交媒体的新闻源，用户被问到他们想分享、点赞、或核查哪些帖子。

用户通过分享来自可信新闻机构的内容和对有问题的消息来源进行事实核查，来赢得分数。

4、NewsFeed Defenders

这个由宾西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公共政策中心和非营利教育机构 iCivics 共同推出的在线模拟游戏，旨在教会人们如何评估在线信息来源。

用户选择自己的身份，并负责选择在自己的网站上策划哪些帖子、调查哪些帖子。

5、Interland: Reality River

这款游戏是由谷歌开发的，用游戏的方法向孩子们传授 “数字公民的基本原则”。

游戏分为四个部分，涵盖了网络霸凌、网络安全、假新闻、过度分享四个问题。

其中，假新闻环节的任务设计是渡过一条由 “网络钓鱼者” 守护的河流。用户必须指出网络钓鱼的相关识别线索，成功后才可以跨越河流，并赢得最终的胜利。

6、Factitious

这款由美国大学开发的游戏在2018年首次亮相后，上线前三天就达到了浏览量大约160万的数字。

Factitious 的玩法是， 用户在阅读简短的新闻报道之后，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认为报道是真实的，就向右滑动，如果认为它们是假的，则向左滑动。

数据显示，完成阅读15篇的人正确率在82%左右。

7、Fact-Check It!

在4月2日（国际事实核查日），IFCN发布了这款角色扮演游戏。

Fact-Check It 的游戏背景是一个虚拟的国家， 玩家的角色是该国新闻编辑室中的一员，需要验证25个不同的新闻相关项目并做出判断，每一个项目都会影响到选举当天编辑室发布的社论内容。

大多数虚假信息并不简单，尤其是那些旨在利用每个人的心理弱点操纵您的行为和选择的信息战工具，它们都是精心制作的，想要识别它们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

这些游戏提供的学习环境基本都能应对常规的虚假信息，重在培养一种思考方式，让寻求真相成为习惯。希望它们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LR <可视化信息战> 第 1 部分：在线媒体上的政治宣传、压迫和攻击

##至少 3 个已知的工具，用于虚假评论和对大众的操纵在全球政府争先恐后地对人民的大脑实施认知营销战略时，分析它们的模式，你能清楚的看到，不同国家的数字巨魔正在互相借鉴，其中两大模式是被借鉴最多的，即 俄罗斯和中国。本报告尝试以可视化形式呈现 在线信息争夺战 的三个领域（内容、评论和投票）以及可被描述为反向审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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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传播和信息一直是权力和反权力、统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源泉。这是因为在社会中进行的根本性战斗是对人心的斗争。人们思考的方式决定了社会建构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命运 — —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Manuel Castells

我们的故事是从一场暴风雪开始的。一长串汽车在路上被封堵了数小时。天气很冷，汽车里的人开始恐慌。响应团队还在拼命的忙，但车子仍然没有动起来，难以清除积雪路障。就在那一刻，一架军用直升机抵达了。一个连帽子都没戴、只穿着单薄牛仔裤的男子跳到暴风雪的中心，带上一个孩子，努力让他穿过深雪和强风，把他带到直升机上。这名男子即将成为塞尔维亚总理，这将是他为竞选这一席位所做出的最令人难忘的英雄行为之一。

如果不是公共广播公司（RTS）的工作人员早已架着摄像机等在那里才发生的这一“英雄行为”，那么一切都会很棒。简单说，如果这个英雄行为更像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而不是电视节目，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景观、一个由图像介导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切都会很棒。这将持续多年。

​想想中国的画面？走进民宅，掀起锅盖……

该视频被广播为国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并在其官方 YouTube 频道上传。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上传的视频成为了众多转载的材料，主要是将 PM 作为一个“值得大众崇拜的超人”。

但在某一刻，所有这些视频开始从 YouTube 上消失了。2014 年2月举行的这次活动是新成立的 SHARE 小组防御人员的第一个案例，这是由一群律师、网络取证和政策专家组成的队伍，负责监督、协助和研究在线领域侵犯我们权利和自由的案件。

隐性网络干预主义的政治

正如媒体理论家 Manuel Castells 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不应忽视最古老、最直接的媒体政治形式：宣传和控制。这是：

捏造事实并诱导错误信息，以促进政府利益的信息的制作和传播;

对任何被视为破坏当权者利益的信息进行审查，必要时将不受阻碍的通信定为犯罪，并起诉传播者。

并且，如今，政府正在尝试更复杂的方式来进行更难以被发现和记录的[互联网]审查、宣传和大众控制。本文的目的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检查其中的一些操纵方式，我们相信，它们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被以类似的形式使用或可以使用。

从三年前的“超人案”到现在，我们已经目睹了塞尔维亚在线环境中的各种违规行为。SHARE 防御团队一直在监控的违反在线权利和自由的具体案例基本都是对内容的任意阻止或过滤、对在线公民媒体的网络攻击、针对社交媒体用户和博主的逮捕和司法诉讼、通过使用不同的技术工具操纵公众舆论、拦截和监视电子通信，侵犯隐私权和滥用个人隐私数据; 压力、威胁和降低在线公民记者和个人的安全。团队在近三年内提交了 300 多个不同的案例，并创建了一个监控数据库，作为此分析的基础。

我们对此分析的主要兴趣是尝试探索不同政治行为者或权力结构可用于控制和征服在线领域的干预形式和方法。在这里，我们将主要谈论隐蔽的、间接的行动，来自未知行为者的干预，具有隐藏或伪造身份的个人，与政府官员没有明显联系的公司，政治巨魔军队和巨魔领主，甚至是“人造”实体。

本文将尝试量化和可视化其中的一些形式，并尝试检测和理解某些模式。

– I — 无休止的在线媒体真人秀节目

根据媒体理论家 Douglas Rushkoff 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令人震惊的时代。我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同时从多个来源获得的大部分信息是如此的短暂，在它到达我们意识时已经变得陈旧。一切都是现场、实时和永远在线。这就是叙事结构陷入永无止境的真人秀的原因。

在这个闪烁的真人秀节目中，单条信息的生命周期都非常短。以塞尔维亚为例，在线媒体的新闻平均寿命在一到两个小时之间。在前两个小时，新闻被评论和分享，然后它就会在大量内容中消失，被另一个短暂的新闻所取代，可能永远不会被再次看到。互联网无国界，事实上全球都是如此。

Source: Share Foundation — Monitoring of online and social media during elections ( in Serbian )
在这个持续的开放式真人秀节目的，成千上万的短暂新闻，有自己的演员和主要地点。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所拥有的是对一个主要演员，一个政治人物（Aleksandar Vučić，塞尔维亚总理，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头的“英雄”）一个城市的统治，这个真人秀节目的位置是贝尔格莱德。

在选举期间监控在线内容和社交媒体（塞尔维亚语）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位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到目前为止一直扮演着主导角色，在一天内 10 个被检查的在线媒体上他出现于 40 多个新闻标题中。无数的媒体声明和会议、采访和现场表演，正在加速他在我们的信息流中不断存在的节奏。

这种快速的信息生产节奏（正如我们在新闻来源的横向条形图中看到的那样）由塞尔维亚三家最大的新闻机构（Tanjug，Beta，FoNet）推动 — — （您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和新浪网），共同产生了超过 60％（黑色）的新闻只是被在线媒体传播；媒体出版社自己制作的原创内容只占全部所分析新闻的四分之一（灰色）。

政治是媒体的政治，每天影响新闻内容是政治战略家最重要的努力之一。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征服新闻内容领域只是第一层，是关于网络社会中人们思想和关注的第一个战场。

– II — 征服公众讨论的空间

“在’正常的战争’中，胜利就是是或否的问题; 而在信息战中，它可能是局部的。几个竞争对手可以在一个人的意识中争夺某些部分。“ — — 《心理战》

在不久的将来，对主要新闻门户网站的评论仍然是一个对塞尔维亚公众来说重要的公众讨论场所。但近年来，这些地方正在被精心策划的入门级政治活动家的网络军队所占领，他们拥有允许使用多种身份的权利，拥有滥用投票机制、分散公众讨论、并在网上创建虚假的公众舆论图的工具。

这种信息战学说被称为 “astroturfing”，或者一些作者将其命名为“反向审查”。就是中国的“五毛”水军使用的方法。

中国人一定很熟悉这种做法，中国当局一直在使用这种基于“分心”的战术，对公众舆论进行操纵，他们伪装成普通人的声音，并在 BAT 集中化不透明算法的推动下，淹没真正的人民的声音。

查理卓别林电影“马戏团”中的镜子迷宫场景（1928年）
通过在公共讨论中插入多个虚假玩家，他们创造了充满噪音的语话环境，真实的公众舆论被淹没，就像卓别林大师演示的那样，公民在当权者人工创造和精心策划的政治声明的镜像迷宫中迷失。这样一来，以前用于公众讨论的那些地方正在失去其主要作用，成为配备各种武器的政治士兵的战场。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开讨论场所被征服，你的个人声音正难以立足。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做法是阻止个人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并迫使他们参与将被许多人自动攻击的讨论。正如 Nietzsche 所描述的那样，“个人总是不得不努力避免被部落所淹没”。在我们的例子中，部落甚至使用类固醇，他们的表现通过不同的技术工具（多重性和隐形的神奇药剂）增强，不仅仅是伪造舆论，而是作为信息战的有针对性的武器。但是，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尝试挑战它，你只会感到孤立无助，有时会受到惊吓。但是，没有任何代价值得你放弃拥有自我的权利“。

武器库

当美国媒体揭露美国情报部门如何外包间谍活动，利用社交媒体制造虚假舆论抹黑异议人士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很惊讶，事实上这种操纵方法从社交媒体诞生之初就开始酝酿了。

根据一系列在2014年和2015年由门户网站 Teleprompter.rs 发布的泄漏文件所显示的，执政党 SNS 一直在使用不同类型的软件，这些软件可用于草根营销和其他舆论操纵手段。党内有一个特殊的“互联网团队”，由具有公关、媒体、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工作知识的人组成。其中一些人还担任公职，如贝尔格莱德市的议员，或共和国总统媒体办公室的职位。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些软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工具，并且自从最后一次泄漏文件被发布以来，我们完全可以假设，目前任何此类的软件都应该更加复杂和高效了。

以下是3个已知的工具，用于虚假评论和投票操纵：

Valter：每个 SNS 的活动家都不得不在他们的设备（计算机和/或智能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实际上是一个由外部服务器控制的机器人。该软件用于对 Blic，B92，Kurir 和Novosti 等主要媒体机构的评论给予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政府的互联网团队已经建立了一个服务器，该服务器将发送评论 ID 号以及指向评论和其他形式的反馈应该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属性; 然后，软件在本地解析命令并上线以特定方式发布反馈。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用户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由于该软件能够执行诸如在线访问资源（网站）之类的命令，因此它可以很容易地用于执行 DDoS 或其他类型泛洪攻击，

SkyNet：该程序更像是活动家和聚会的管理平台，但也与外部服务器通信，因此它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该程序可以执行两个主要功能。

首先，它用于跟踪 SNS 活动家在媒体网站上发表的评论。该程序在本地安装，并具有一个用户界面，其中有要评论文章的类别（程序从远程服务器获取这些文章的列表）; 然后，活动家应该被转到精确的文章下，留下评论，并将评论复制粘贴到程序的用户界面中。

之后，程序会跟踪评论是否已发布，一旦发布，它就会通知用户。通过这种方式，当局的互联网团队可以清楚地了解每位活动家（五毛）所做的工作量。

然后，软件使用几个不同的标准对每个评论进行评级; 例如，某些网站上的评论比其他网站更有价值; 如果评论中存在语法错误，则得分较低; 评论越长，得分越高等。该程序包含 Valter 的功能，也可以反馈给已经自动发布过的评论：它使用代理服务器来隐藏用于投票或发布的设备的真实身份。

Fortress：Fortress 是第三个被当局的互联网团队使用并被揭露的应用程序。与其前两个版本相反，这是一个 Web 应用程序，不需要任何下载安装。该应用程序包含与上述那个 SkyNet 几乎相同的功能，除了使用机器人进行 DDoS 攻击之外（因为它没有在本地安装）。要使用此程序，活动家需要联系 Facebook 上的特定个人并请求访问; 一旦他们被分配了登录凭据，就可用于登录 www.fortress.rs。界面类似于 SkyNet，功能几乎完全相同。

信息战的游戏化

​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在信息战和公共操纵的这一部分中，存在一种游戏化系统嵌入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公众舆论的操纵被转换成了游戏，其中每个用户的每个评论都被新闻门户授予积分。

巨魔生产力的量化是这种游戏化模型的根源。通过量化他们的活动，信息战中的将军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和命令，并且通过游戏化，他/她能够在玩家之间获得竞争氛围，彼此之间竞争或者与他们自己的先前结果竞争。

对游戏玩家的奖励超出了纯粹的心理满足感，允许他们爬上排行榜，在政党内获得更好的地位，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们最终会在任何受体制控制的公司找到工作，那些公司的领导人都由执政党的成员组成 — — 这就是为什么 IYP 一直指出，对中国政府水军的调查不能停留在表面，诸如对资金流的调查，因为这其中有很多被暗示的潜在利益，如上述。于是最好的方法还是 OSINT，即 通过水军的具体行为反向搜索它们的源头。就如我们曾经演示过的一个小案例那样，详见：《网络水军如何试图影响选举？》

游戏的风格

近年来塞尔维亚在线领域开发了两种不同并相结合的认知营销策略，从基于其起源和地理流行程度的方法演变而来，可以称为俄罗斯式的和中国式的。虽然中国的做法标志着纯粹的数字力量（只因为人多），而且大多数只是啦啦队，但俄罗斯人则会更多地处理个性化内容，积极的政治讨论和对“内部敌人”的攻击。我们分头看看这两种模式。

与内部敌人的争论 — 俄罗斯右翼政治科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正在提出一个修辞框架，这与我们在塞尔维亚在线领域中可以找到的模式非常类似。“很明显，我们国家有两个阵营：爱国阵营（普京，人民和’我们’）和自由派西方阵营（’他们’，你知道是谁）……一个同义词系统被用于应该发展什么样的论战。但是，应该记住，这种同义词需要是对称的。例如，他们称我们为“爱国者”，我们的回应就使用“自由派”和“西方人”（俄语 западники）这两个词。如果那些不是美国的人称我们为’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苏维埃’，那么我们的回应将是：“美国影响力的代理人”和“第五纵队”。如果他们使用“纳粹”或“斯大林主义”一词，我们的反应应该是“间谍”，“叛徒”，“中央情报局付给你多少钱？” 或者“间谍死亡”…一个自动爱国的 trolling 软件，消极变形器，meme 和病毒式传播的视频……或类似初级爱国者的吸睛材料也可用于对抗它们。”

中国的啦啦队📣 —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被怀疑雇用了多达200万人偷偷将大量的假名和其他欺骗性内容插入真实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就好像他们是普通人的真实意见那样。2016 年6月，哈佛研究人员发表研究报告探索了这个庞大的政府工程，其中，据他们说，每年都有所谓的50C党在全国撰写大约4.48亿社交媒体文章。但是，尽管记者和活动人士先前曾声称50c党占据优势，但研究表明，大约80％的这类水军属于啦啦队类别，13％ 属于非议论性赞扬或建议，在其他类别中则只有微小的数量，包括在议论上赞美或批评或嘲弄外国几乎为零。这是与俄罗斯的绝
大不同。
​
量化公共讨论领域的污染除了查看泄露的材料和软件外，我们还试图在选举前期间搜索一些可量化和分析塞尔维亚一些最大的在线媒体机构的评论和用户投票的语料库。评论的星系我们分析了 2016 年5月4日至 2016 年4月21日期间塞尔维亚5家最大在线媒体（b92，blic，n1，kurir，telegraf .rs ）的政治部门的评论。在这里，我们将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想象和理解不同异常情况的想法，这些异常现象可以指出潜在的有组织的政治隐性宣传形式。其中 105.227 条评论中的每一条都表示为一个小圆圈。此地图上较大较亮的“星星”是相同的评论，即 在不同的文章和不同的在线媒体门户网站上多次出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除了政治口号（例如“Dosta je bilo”）之外，还有大量相同的评论，由不同的用户使用，并分布在各种媒体门户网站和不同的新闻文章中。我们认为这是推测网络水军的一个可用指标。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一些异常情况，例如几乎定期出现超过 5000 个正面或负面评论的反馈，有些评论甚至有超过 50.000 反馈。 这些较大的数字实际上往往与被检查网站的唯一访问者数量完全不成比例。

为了查看这些评论和投票数量的动态如何变化，我们以多个泡泡图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可视化，其中每个评论都是一个泡泡，其大小由投票总数决定。这是为了捕捉公众和潜在的政治内容投票及评论其背后的代理人的注意力。

但是为了深入探索，我们应该在单篇文章的层面上更深入一些。我们选择了一篇基于我们收集的数据显示出一些异常的文章。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

与网站上唯一的用户数量相比，一些投票呈现不成比例的痕迹;

随着时间推移，投票的数量有奇怪的高峰；

有笨拙的营销痕迹。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样本中读到的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营销不仅仅局限于亲政府行为者 — 它更像是不同政治选择的共同活动。

我们研究了在线信息争夺战的三个领域（内容、评论和投票）以及可被描述为反向审查的方法 — — 即 对人们注意力的污染、和充斥着政治宣传构建图景的持续现象。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不同形式的、更有针对性和更为激进的实践。

– III — DDoS 攻击

​1998年，艺术和媒体活动家组织 Electronic Disturbance Theater 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服务器上使用基于定制的工具 FloodNet 发起了一系列 DDoS 攻击，称这是一种电子公民不服从形式，支持 Zapatistas 运动。

根据他们和当时的其他媒体理论家的说法，这种集体行动可以被理解为静坐、非暴力形式的抗议，只不过现在它是数字形式的。差不多 20 年后，这种形式的行动被跨国匿名协作团体 Anonymous 和其他数字活动家团体广泛用于对包括各种政府、宗教和企业网站在内的不同目标的多次攻击。但在那些年里，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DDoS 攻击可以作为商品使用，您可以在暗网中购买，由受其控制的巨大僵尸网络的实体提供服务，全球受感染计算机的网络，随时可用作对任何特定目标的攻击来源，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攻击形式，因为它不需要大量的知识或资源来执行。

僵尸网络可以在线租用，价格低至 20–30 美元，这使得这种攻击成为最有效和最常见的攻击形式之一。

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是这样的攻击，它通过将请求从它们发送到作为攻击目标的主机（服务器）来利用称为僵尸网络的基础结构。实质上，这些攻击利用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限制来处理一定数量的请求。每个服务器，根据其资源（带宽，RAM 内存，CPU 等）每秒可以处理一定数量的请求，一旦请求数量超过该阈值，服务器就会饱和，如果传入请求的数量持续存在，服务器可能会停止处理请求并变得无法响应。

在塞尔维亚，过去几年中，这种攻击方法经常被不同的参与者使用，其目标从在线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到执政党的网站，甚至塞尔维亚总统的网站。

从电子公民不服从到欺凌和审查方法

关键的区别在于，在我们分析的大多数情况下，目标不再是权力结构的关键部位，而是大多数小型独立的在线媒体和博客，批评政府的网站，发布揭露腐败的文本或指出效率低下政府或执政党成员的平台。

有迹象表明，这种攻击通常出现在发布了不利于权力结构的报道或调查之后。在这些情况下，很难再将这种做法定义为电子公民不服从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预期的审查形式；而另一方面，DDoS 攻击是一种相当无效的审查方法，它们持续时间有限，不会永久性破坏内容，最重要的是它们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

考虑到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案件视为一种欺凌形式，更接近传统形式的压力、恐吓和对记者的攻击，而不是作为一种有效的在线审查方式。

这种趋势始于 2014 年春季，被攻击的网站更多地涉及调查性新闻而非日常政治，最著名的是 CINS（塞尔维亚调查报告中心）和 Peščanik（“Hourglass”，一个独立的在线媒体），它们都是是 DDoS 的目标。然而，随着攻击变得越来越普遍，各种网站都成为了攻击目标。在某些时候，至少有一个小报借口了所谓的 DDoS 攻击来支撑公关事务。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任何政府机构或任何政党支持 DDoS 针对在线媒体。DDoS 的性质和网络结构使得这些攻击几乎不可能由独立研究人员跟踪，攻击者通常隐藏在匿名网络和外国的多个 IP 地址之后。即使有一个指向个人或组织的线索，也很难获得有关谁下令攻击的信息。 我们所拥有的是内容、政治背景和攻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信息。

除 DDoS 攻击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活动，即前几年我们检测到的技术攻击案例。

IV — 内容下架

截至 2013 年底，塞尔维亚网络在地下已经见证了一种新形式的傲慢活动。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行长 JorgovankaTabaković 的案件最初是作为一个更传统的审查事件开始的。

来自北部省会诺维萨德的一家当地广播电台讲述了州长的女儿的腐败故事。正如主编解释的那样，该文本于2013年12月9日出现在“021号电台”网站上，但由于“从上方来”的政治压力而被迅速删除。但很快，很明显压力必须改变其形式，因为文本重新出现在各种个人帐户、博客、甚至一些独立媒体网站上。其中之一就是调查报告中心（CINS），他们在几天后成为了骇客攻击的受害者，当时不知名的攻击者强行从其网站上删除了“州长的女儿”文本。

虽然行动或后果远非壮观（两个网站都恢复了他们的内容），但这个案例明显是塞尔维亚地下互联网一种新型活动正在出现的早期迹象之一。不仅是由于最近的战争和失去领土的一些关于权利和错误的一般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这次非法活动还紧随执政党的政治议程。

第二年就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那些本应该更好地了解其法律依据的机构却提供了扭曲。

回顾本文开始时的故事，2014 年2月袭击那个小村庄 Feketić 的暴风雪明确表示，公众广播服务 RTS、或者更为人所知的国营电视台，正在外包其数字版权管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机制不是用于标记和发布转发的视频或受版权保护的民谣歌手的音频，而是用来追随现在看起来已经著名的政治宣传视频的讽刺版，显示当时的未来总理在雪中“营救”一个男孩。此活动也是一个熟悉 YouTube 政策的机会，即 无需任何正当程序即可删除有争议的资料。

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直到两年后，即 2016 年8月，塞尔维亚自己的监察专员的 YouTube 频道被暂时封锁时，才发现了这种 YouTube 行为。账户因未知原因被删除。作为对上诉的回应，监察员办公室被允许阅读 YouTube 的社区准则和服务条款。用于维护监察官 YouTube 频道的电子邮件帐户也被封锁了，尽管事件最终得到了“愉快的”解决，但很明显，全球社交媒体禁止侵犯版权、仇恨言论或儿童色情内容的一般条款和条件，已经成为了审查互联网内容时滥用权利的工具。即 IYP 一直强调的“信息末日启示录的六骑士”，好吧，现在它是“七骑士”了，增加了所谓的“版权”。顺便说，IYP 的 YouTube 频道也已经被谷歌删除了一个视频。

特别是在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

但是，早在 2014 年，当地社区仍然天真，只能识别传统的政府行为。

在2月的暴风雪之后，5月份又出现了洪水。靠近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小镇 Obrenovac 遭到严重袭击，数十人死亡，数千人撤离，财产遭到破坏。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公共服务要么不堪重负，要么无能为力，社交媒体很快变成了志愿者的公告板，收集援助和交换信息。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传统媒体缺乏资源或压根没有兴趣来跟踪这些事件。

另一组人马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小报组成的，类似中国的“环球时报”，他们发布了虚假的但引人瞩目的故事，说有数百具尸体漂浮在周围，还有什么罗姆人的抢劫团伙等等。

当问责制首次出现在网上时，审查员被一触即发。在欧安组织代表发表声明的阶段，有多个博客和网站被删除。公民的证词也被从致力于志愿者援助的门户网站中删除，这被解释为“撤回可能有争议的内容“。在计算机入侵和“离线”政治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众多门户突然“丢掉”了致总理的公开信，信中要求总理辞职。一群社交媒体用户、博主和在线记者开始反对审查。

但是，当另一场社会“灾难”很快再次震撼塞尔维亚的互联网时，当高级官员抄袭的指控被公布时，这种势头已经消失，很明显政府的其他部门也没有计划进一步调查洪水周围的事件或任何事件、其他违反在线自由和数字权利的案件。 主流媒体将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视为“技术无知”和“反对派支持者自我伤害的案例”。

– V — 针对个人的攻击

虽然对媒体的攻击严重侵犯了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权利，但当这些攻击针对的是个人、即记者时，就会更具侵入性。这些攻击的影响并不像对公众那样明显，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被注意到，但对于记者本身而言，它们可能会引起恐惧、压力和寒蝉效应，失去追求真相的勇气。

网络钓鱼是一种最常见的攻击形式，攻击者欺骗（伪造）合法网站以获取登录凭据或其他敏感细节。在调查记者 StevanDojčinović 的案例下，这是一个欺骗性的 Google 帐户登录页面，通过他收到的电子邮件中的钓鱼链接分发给他的。

尽管调查记者在物理和网络安全方面都受过良好培训，但他们的工作性质有时需要注意未知来源共享的链接，更不用说看起来熟悉的电子邮件地址了（类似于同事或老熟人）。实施多因素验证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个问题，使攻击者更难进入帐户，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欺骗电话号码并获取包含安全码的 SMS。

延伸阅读：《大规模网络钓鱼、监视和在线攻击成为活动家不得不面对的危险》

《一个获知20年的通信漏洞不仅能窃听、还能盗取双重身份验证码，为什么不修复？》

剑桥大学研究员 MiljanaRadivojević 和她的电子邮件被攻击的案例则特别有趣。她与一位与她一起工作的同事的私人电子邮件的内容，关于内政部长 NebojšaStefanović 的剽窃论文的故事，在国家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中被展示出来了。这一行为的目的是摧毁 MiljanaRadivojević 的声誉，在公众面前诋毁她。

在调查记者 DraganaPećo 的案件中出现了另一种诋毁行为。她定期以在线方式向塞尔维亚机构发送“信息自由法案”请求，使用标准表格和手写签名的数字副本撰写请求，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在某些时候，她接到了一家国营公司的公关代表的电话，该公司收到了一份 FOI 请求，由该记者“签名”并提交。事实证明，同一个记者签署的相同请求被发送给了若干公共机构和私人公司，是的变成了垃圾邮件，使用的是 Gmail 注册的电子邮件帐户，但该记者从未使用过这个邮箱，也没有创建过任何 Gmail。这也是一种篡改某人或某个群体声誉的方式，就像美国警方假扮记者对目标人进行社交工程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