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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极简心理学和如何保护自己

McCaffrey Hackingteam, 心理学和社交工程, 给行动者的护身符和武器 2019年6月21日 1 Minute
一旦播种,病毒性传播的错误信息就会利用人类思维难以确定真实内容的弱点。谎言的心理学是什么样的?如何保护自己?
一旦播种,病毒性传播的错误信息就会利用人类思维难以确定真实内容这一的弱点,实现操控你的目的。

大多数人都会关心真相。我并不是说人们一直都说实话 —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这么做 — 但我们非常想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看到现实的到来,现实可能会让你失望,甚至危险。

误读自然界或社会线索对于古人作为狩猎采集者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我们自己就是那些当年做对了的人的后裔。如果他们出错,早就死掉了。换句话说,在将真理写入我们的道德和法律规范之前,它已被写入我们的遗传基因。

那么,为什么社交媒体的混乱、阴谋论、病毒式意识形态或虚假政治宣传活动会让我们相信那些彻底的胡说八道呢?

“意外怀孕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告诉一位年轻的孕妇,堕胎会导致癌症。

一只猫爱好者坚持认为,绝育的猫科动物可以消灭野猫。

一位基督教青年领袖告诉青少年,无神论者不会快乐。

一位保守派 Facebook 朋友说,边境的移民大多是帮派成员和罪犯。

一位自由派的 Facebook 朋友表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逃避暴力或死亡。

这些说法中的每一个都是可伪造的和虚假的,当我们看到其他人接受并传播对我们来说显然是错误的想法或“现实”时,我们常常认为他们要么不关心真相,要么就是故意的骗子。但那是懒惰的想法,而且有点傲慢。是的,另一方的人不完全真实,你也一样;是的,有些人是习惯性的骗子甚至是反社会人格;是的,非反社会的人有时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决定最终证明某些手段的合理性。

但是,当人们散布虚假的东西 — 甚至是表面看起来透明的东西时,他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说的话。马克吐温说,谎言已经游遍全球的时候真相才刚出门。但真相只有在人们相信时才会“出门”。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宣传都使用部分真相或去语境化的真相来制造误解或扭曲。

那些专业就是交流部分真相和虚假信息的人 — 比如一些理论家、政治战略家、营销专家或公司和国家级信息战专家,一直在分析和利用我们大多数人想知道“什么是真相“的愿望。他们扮演这一角色的一种常见且高效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相信,只有那一小部分群人才有所谓的内幕消息。

人类是社会信息专家,我们通过分享内部知识而彼此站在一起。八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为社交营销提供了基础。“天哪,你听说过***没??!” 但阴谋理论也是如此,阴谋论的信徒利用空穴来风的传闻寻找被故意埋葬的秘密知识 — 然后他们以惊人的杜撰细节出版自己的结论。

宗教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独自掌握生活奥秘的答案。有些会产生秘密社团或神秘的仪式,而像银色十字架项链、圆顶小帽这样的外部符号标志着对专属真理的拥抱,从而提升了信徒们眼中的地位。

社交媒体提供了内在知识扎根的肥沃土壤,而且 — 众所周知 — 虚假(特别是伪装成全部真理的部分真理)就像侵入性杂草一样茂盛地蔓延。其中一些谎言是由意识形态、宣传者、虚假信息专家故意播种的; 其他的则从人类意识形态中、信息的不断转移和流动中、以及重组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

病毒式传播的胡扯所利用的东西一般包括以下几种:

部落边界 — 社交网络的回音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信息能流过我们的眼睛。

身份过滤器 — 我们是谁,意味着我们的遗传和生活经验,我们的兴趣和价值观,我们的认知优势和弱点,以及我们的情感构成都在决定什么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力。

令人愉快的惊喜 — 人们就像飞蛾一样被意外和反直觉所吸引,引发了发现秘密知识的快感。没人在乎那是不是真的。八卦小报之所以盈利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快速思考 — 面对竞争优先级和大量信息,我们依靠直觉和其他认知捷径,很少应用更高阶的推理来仔细审查一组命题或证据。

集体思考 — 只要有可能,再次为了提高信息处理效率,人们让圈子的其他成员为自己做分析,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很多人是先看评论后决定是否读文章的,这就是卖僵尸刷评论的市场来源。

权威层次结构 — 通过寻找可信赖的权威机构来完全绕过思考,这些权威机构可以是个人(大V)、机构、甚至神圣文本 — 不一定是相关专家 — 并且人们倾向于接受他们所说的“事实”。

共识捷径 — 将优势意见视为优势证据。卖点赞量吧,你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饱和诱惑 — 人们会屈服于重复的、无处不在和一致的信息,无论它们是否有证据支持。谎言不断被重复就能变成“真理”。

动机推理 — 即使花时间去构建对自己的分析,也常常从自己想要的事开始、从那些符合自己的既有世界观或者使自己直接受益的东西,然后从那里向后推理。于是如果你希望在社交网络上获取影响力、获得最大数量的转发点赞,并不困难,只需要一个原则,即 放弃真正有意义的话题,紧密且充分融入肤浅的娱乐化氛围。

确认偏误 — 一旦真正的信徒或伪装者让我们相信了某些东西,那么我们自己就会接管他们的工作,忽略或拒绝可能表明我们是错误的信息。

优越感 — 某些情感,包括正义,道德厌恶或嘲笑的声音,将我们自己与可能挑战我们的人和想法割裂开。彼此都不会有进步。

恐慌 — 充满激烈的情绪 — 特别是恐惧时 — 高阶推理就会消失,思想开始大面积踩踏。

加强你的防御

摆脱这些动态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它们的作用。

提出可疑真相主张的病毒式宗教通常包括一套旨在防止背叛的规则,脚本,建议,结构和教条。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有兴趣弄清楚什么是真实的,那么他们就会勾勒出应该做的事。

崇拜服务的结构是为了引发情感和团结感,使人们暂停怀疑,重复使这项交易得以巩固。在过去的几代人中,物理架构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大教堂内的广阔空间使小脑迷失方向,引发了超越的感觉。

但是现在大多数教派都只依赖于熟悉的领导在熟悉的同志们的陪伴下使用熟悉的相互强化的故事和规则的节奏,这些人将信徒包围在一个热情的、支持的和道德优越的社区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适合您的 Facebook 好友列表或 Twitter 提要或新闻和娱乐的选择。中国式的小圈子是最典型的。我们称之为“隧道效应”。

让自己离开庇护所,这样你就可以摆脱唱诗班的甜美,舒缓的平静,逃脱饱和的诱惑。寻找沉默和思考。

相信怀疑。确定真正的专家和专业知识,但对正统观念提出质疑 — 特别是那些具有强烈情感吸引力的东西,警惕当局所传讲的救赎真理。

部署你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 不仅仅是当你想诋毁邪恶的局外人及其明显的谎言时,更有在你与那些分享你的价值观和观点的人聚集的时候。保持对不确定性的容许。

最后,拒绝所有异教徒必须是邪恶的想法。寻找不喜欢你的人的群体、聆听你们圈子的对立面所说的真理和智慧的核心。他们可能无法摆脱虚伪的孤岛,但至少你可以打破自己的孤岛。

谈话不仅仅是传递信息:为什么视而不见(2)- 强调 “您” 的利益

“群众” 的眼睛可能不是 “雪亮的”,您需要点方法才能让它 “亮起来” ……
欢迎回来!

如果您错过了上一集内容,可以在这里回顾:《人们只会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为什么视而不见(1)- 您知道该往哪看吗》。

您能记住一枚一元钱的硬币上多少细节图案?在参与实验的2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回忆起了硬币上的图案,准确地摆对了8个关键位置的拼图。此人是个钱币收藏家。

这并不令人惊讶。您每天都在花钱,也许认为自己 “闭着眼都能分清” 20元和50元的区别,但是,如果我让您画出来20元人民币和50元人民币上图案,您能完成多少?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分析过钱币上的细节。人们对钱币的记忆更多是对其所代表的意义的记忆:“这个价值多少”。

其实这就是大脑的工作方式。您可以利用这点。

比如对人的记忆。如果您想记住某个人,您可以试着对此人的面部特征多做几次分析。还记得我们在 “超强记忆力” 系列中强调过的一种记忆人脸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在目击证人的陈词上非常有效 —— 您必须能准确描述您看到的东西,以便更准确地制作嫌疑人拼图。再比如敏感人士被骚扰的情况下,您需要准确记住警察间谍的脸,以便在未来被渗透的情况下及时认出他们来。在下面看到:

掌握人的心理技巧:塑造超强记忆力的方法(8)》
但是对人名的记忆就是另一回事了 。您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多年之后翻看毕业合影时您会觉得所有面孔都很熟,但是却想不起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其实我也这样,我能记住很多名人名言,却经常想不起来某句话是哪个名人说的。

大脑认为细节不重要,意义才重要
为什么会记得住脸却忘了名字?这是因为大脑觉得细节是不重要的,意义才重要 —— 在准备记忆的过程中大脑会努力去寻找意义,并急于给一件事物下定义,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这个是可疑的,那个是被确认的 …… 一旦意义出现,就会被标注在这件事物上,从那一刻开始,关于这件事物的一切细节都不会被关注。

这就是为什么很及时的辟谣并没什么作用,反而会加固原本的错误信息给大众的印象。

倒不如先放一段时间,让原有的印象淡泊一些了,再推出辟谣,也许纠正错误印象的效果会更好。

如文章开头的那个实验,20个人中只有1个人说对了,此人是个钱币收藏家。测试结果让研究人员很震惊,他们想要知道,如果人们无法回忆起硬币准确的样子,那么能否区分伪币呢?

他们继续测试,向一群人展示了15种硬币的正面图像,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参与测试的人需要把那个正确的图案找出来:

这次的结果相对好很多了,有一半的人选对了答案:A。

这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只会对一个完整的意义感兴趣,而拼凑出意义的诸多元素都会被忽略。

换句话说,如果您想要准确记住一件事,最好是让自己相信它是 “有意义的”;给它赋予一个意义,让大脑信任这点。

📌 如果您是一名活动家或社区领导者,这点对您来说也很重要:关于您的活动如何才能更吸引人、您的演讲如何才能深入人心。

是的,您必须能构建一个意义,一个可以与您的受众心目中的 “要点” 擦出火花的意义。谈论具体事物不如谈论 “我们” 所面对的东西,谈论他人的境遇不如让人们说说自己;我们的确值得呼吁同理心,但实际上很难期待同理心能发挥动员能力 —— 真正成为动力的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人们也许记不住您所说的所有理念,但是肯定会给您一个意义层面的印象,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这一印象符合您的行动目标。

对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您会忘记银行卡密码吗?还是把最珍贵的东西藏在了一个最隐秘的地方结果连自己都找不到了?…… 您要做的就是,给您的记忆附加一个意义,您藏东西的地方需要告诉大脑它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最好只有您自己了解。

不要埋冤那些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如此
很多人都知道前尼克松白宫顾问约翰·迪恩(John Dean)这个名字,他还是 “Conservatives Without Conscience” 一书的作者,也不断在各种企业媒体的新闻节目中露脸。其实他更多是由于水门事件而出名的。

当时 Dean 向参议院的 “水门事件” 调查委员会做证,做证的内容是他和尼克松总统在椭圆办公室里的谈话。正如事件后来被公开的那样,这段对话被录了音。

被称为 “认知心理学之父” 的乌尔里克·奈塞尔(Ulric Gustav Neisser)对当事人的回忆和这段录音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Dean 的记忆充满了对事实的系统性更改。这是一种对其自身有利的修正。

很多对事实的扭曲反应了 Dean 的自我形象 —— 他在努力使自己在整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而且不仅如此,Dean 的记忆中出现的错误不仅表现在谈话细节上,还表现在谈话主旨上。就如 Neisser 所总结的:“他的回忆几乎没多少是正确的”。

请注意,这段证词的提供和对话事件的发生之间只间隔短短的9个月;并且,Dean 此人本来就是以回忆细节为闻名的,有些作者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 “人工录音机”,而且 Dean 似乎还在有意助长这种印象。

其实类似情况很常见。当您询问一个人关于某个曾经发生的热门公共事件时,您就会发现这点,不同的人的回忆着眼点可能大相径庭,并且,您会听到各种关于 “我” 的陈述,是 “我” 做了/想了什么,而不是 “我们” 或他人。

其实这不完全属于自私,而是大脑给信息贴标签的一种便捷方式:如上所述,增强其与主体的相关性;在组织动员的过程中您就可以利用这点。还记得我们昨天推荐的那本书吗?它强调:

假设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一切与每个人都是相互关联的;
从受教育者的历史、现在和尚未被书写的未来开始;
寻求改变社会,使被压迫者和其压迫者重新人性化;
📌 这样做将更容易让您的队友和组织成员在您的活动中获得融入感和存在感,对您的行动宗旨和意义印象更为深刻。

中国的活动家更倾向于讲述大义以期 “唤醒” 公众,的确,人们表面上肯定会对大义表达支持,但这些大道理很可能难以深入人心;但只有让它深入人心,您才能获得您想要的动员效果,

不要谴责人的弱点,学会引导它趋向您的伟大目标。

面对利益冲突时人们会本能地逃避
不知道我们的读者中有多少吸烟的人。您最好不要吸烟,因为它真的对健康非常不利。

对健康不利,这句话是我说的,我和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也许您会对这句话有一个印象;但是当这句话印在烟盒上时 …… 您知道,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1965年,联邦政府要求烟草公司必须在香烟包装上印上 “吸烟有害健康” 这样的警告标志,当时,这被消费者视为对烟草公司的一次 “重大胜利”。然而,从此之后,烟草公司在面对消费者诉讼时就找到了一面自我保护的盾牌,他们总是会援引这个警告标志,以此来证明消费者本来就应该知道吸烟的危害。烟草公司的典型说法就是:“嗨,我警告过你哦!”

烟草公司显然觉得这种警告给了他们一个 “道德豁免权”,这样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销售他们的产品。

📌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对于反抗者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警告过这点。

当您看到监视资本家在他们的产品中宣传 “隐私” 时,您应该感到害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侵犯正在更为深入,更难以被发现;
当您看到一次性不可降解产品上印着 “环保” 时,您应该嘲笑,这和烟草公司的小把戏没什么区别;
当您看到1%倡导 “扶贫”时,您应该警惕,这意味着他们正在用几床棉被、一袋大米压制阶级反抗 —— 贫穷就是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富人之所以能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有效 确保 了穷人永远是穷人,这是一个《动物农场的世界》
……
上面的电影种子在这里:https://t.me/iyouport/7665

类似的力量在现实世界中颇为广泛。

假设您是一个投资者,您发现IBM的审计师正在为IBM提供咨询服务;或者,您的医生建议您做X射线检查,然后告诉您他和X射线检查设备的供应商之间存在利益关系 …… 如果碰到上述这两种情况,您会继续去做X射线检查吗?您会觉得IBM的股票价值其实只是原来的一半吗?或者降低10%或5%的估值?

人们通常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类信息,于是更多时候所做的就是忽略这些信息,就当它们不存在。

而这正是维稳者想要教给每个人的:存在即合理,去接受它,享受它,闭上眼睛躲开那些充满矛盾的东西,伪装片刻的 “内心平静”。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反抗技巧中列出了 “让隐形可见” 的原理 —— 事实上这一切都不是 “隐形” 的,而是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当权者的信息控制、以及大脑本身的弱点,造成的 “视而不见”,而反抗就是让它显示出来,突出出来,让每个人直面这些不公正。

这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也许最典型的和不断被警告的视而不见现象就是 “习以为常” 了,即 大脑将本应被关注的事件和景象与其背景融合在一起了。在此有一个很悲伤的也是很典型的故事。

多年前在美国特拉华州,万圣节前夜一位女士上吊自杀了。她的尸体就挂在邻居和路人很容易能看到的地方,但是,却被挂了大约14个小时后才被一个人发现后报了警。

此后附近的人解释说,“人们觉得那可能只是万圣节的一个装饰吧”。如果您曾经多次在美国乡镇渡过万圣节,您可能也会误会这点,因为到处都是装饰品,小孩子穿着有趣的服饰在街头跑来跑去。而这具尸体就被 “融入” 了这么一个环境里。

相反,如果您第一次到美国就遇到了万圣节命案,也许您会成为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因为对您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寻常的。如果相反,您已经在美国居住很多年,每年的万圣节都是如此渡过,您可能就会像那些居民一样 “视而不见”。

是的,一些错误 “新手” 往往不容易出现。

2年前的某个时候有媒体询问 “中国的城管现在都不打人了吗?怎么看不到人们在网上传播城管暴力的新闻?”

这当然有好几种可能,包括算法暴政已经压制了相关内容的传送 —— 令其不可见,但如果上传到推特或 Facebook,中国城管显然并不是这些美国寡头的审查目标。请注意这个时间是中国尚未提出所谓的 “地毯经济” 的时段。

以城管为标志性的国家暴力真的终止了吗?并没有。其实最有可能的是,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显然,同样的内容不断上传到社交媒体,其 “吸睛度” 会不断下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们上传和转播此类内容的欲望。

这是活动家的宣传和动员需要注意的地方,您需要采取不断创新的表达方式以吸引人们对关键问题的关注,加深人们的印象。创造力很重要。

谈话不仅仅是传递信息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简单而老套的观念,认为 “谈话” 就是传递信息。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不总是这样的。如果仅仅将谈话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您将失去最重要的传递信息的能力。

📌 其实谈话是一种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目的而精心设计的行为方式。

如果您把谈话当作这样的一种行为,您将能准确意识到,您的一些行动就是要人们对您有某种印象、感受,或者是让别人以某种方式来对待您  — — 比 如让人喜欢上您,或者是让别人认为您是一个聪明的人,或者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等等。带着这个目的去谈话,人们才会以您想要的方式接收您希望传递的信息。

您肯定相信自己所表达的内容都是重要的,而您需要做到,让听者感受到这份重要 —— 这种感受并不是完全来自于您传递的内容本身,而是您在此过程中构建的个人和团体形象,对话是形象管理的重要途径。

只有当人们对您有好感的时候,他们才会真的去听您在说什么。

信息充足与准确度关系不大,但与自信心关系密切
人们总是认为摄取得越多越好,但过量的信息反而更容易出现误导性。

人们读到(或听到、看到)的东西越多,就越容易认为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刻。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真实的结果是,您只是由此变得更加自信了,但对事物的了解却没能真正深入。

举例来说,对于信息的概述或总结,往往与同样内容的长篇大论有着相同的效果,有时候效果甚至还会更好。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一系列实验,实验的内容是,用大学课本中5000个单词长度的内容和1000个单词长度的对该部分内容的概述来进行对比。文章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各种学科;但实验最后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在对所有内容的测试中,受试者接受概述的效果都比原文要好 —— 对概述的记忆比对原文的记忆更为牢固。

但很大程度上,人们会下意识地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大脑总是希望获取更多的信息,不论那是否有帮助。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阅读,但一天结束时您记住了多少内容?获得了多少能力?得到了哪些启发?我想很少有人总结这些。其实重要的内容就参杂在这些琐碎的内容中;而那些掌握认知规律的传播者,其内容将更有可能更多被落到实处。

正义的动员和真相的揭露一直是举步维艰的,在报纸杂志的时代里,您会被警察追捕,在互联网时代里,您还要对战 “影子禁令” 和算法降级。控制着技术的极少数人始终给予符合他们利益的声音以最大的传播能力。

但作为反抗者,您也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当权者的声音往往是空洞的,而每个人遭遇的委屈和感受的愤怒是切实的,您所要做的就是唤醒人们的切身感受,指明改变这一切的途径。⚪️

“让数据说话”只是个唬人的幌子:识破谎言(1)

我们提倡的应该是让证据说话,而不仅仅是“让数据说话”;虽然只差一个字,但它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陷我们于困境的并非是自己的无知,而是确信无疑之事其实不然 —— Mark Twain

数据新闻、可视化,做出来很漂亮,看起来高大上,于是追求者越来越多。

不仅鱼龙混杂,并且,那些追求者中并非所有人都真的了解数字的合理性。

觉得很惊人吗?不理解也能做?当然能。我曾经与一家专注于可视化数据新闻的团体交流,因为他们当时在尝试向更多人传授这一做法。我问他们如何确保真实准确?他们的回答很简短:“所有数据都来自官方正规渠道”。好吧,这就是问题所在。

数字不一定是“事实”

由于统计数据本身是数字,于是在大多数人看起来它们似乎代表着某种冷冰冰的、铁一般的事实。

然而,别忘了这一点:所有统计数据都是人收集起来的。

统计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文字说明,全部是参与统计工程的人进行筛选和采用的。

因此,数字并非事实,而是对事实的一种诠释。而且这种诠释还会因人而异。

有些时候,数字本身就是错的。这种情况下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检查数字的合理性。

但是要知道,⚠️即便通过了合理性测试,数字的收集方法、解读方法、和图示方法,各方面都会产生错误,从而让你对事物本身产生错误的认知。

很多时候,要快速匹配某种表述是否合理,只需对相关数字进行简单思考或粗略计算。可惜却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这几分钟时间。

切勿见到数字就轻信,这东西越来越经常地被用来唬人了。

数字把戏

在评估一个表述的合理性时,甚至可以不在意相关数字的准确性。听起来有悖常理吗?但是有道理。

因为,数字的准确性在这点上确实无关宏旨。这种例子遍地都是,根据生活经验就能判断其中大部分。

如果我说,一只玻璃杯从桌子上落下来,碰到了厚厚的地毯而没有碎,这听起来似乎合理;但如果我说,一只玻璃板从40层楼顶上掉下来,落到水泥地面上,依然完好如初,那么肯定不合理对吧。这就是生活经验。

同样,举一个新闻中出现的例子,您可以试试看如何评价以下表述。

比如,1、“在加州解除大麻禁令的35年间,吸食大麻的人数每年都会增加一倍。”

这个合理吗?从哪里入手判断?

先假设35年前加州只有1人吸食大麻。当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1982年美国全境逮捕了50万名吸食大麻者)。

如果按照35年每年翻一倍计算,结果就是从最初的1变为170亿,远远高于全世界总人口数……简单算一下就会发现,实际上21年后吸食大麻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1、2、4、8、16、32、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262144、524288、1048576。

显然,这一陈述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成立。只需要用小学数学知识和合理的假设就可以推断出准确结果。

再举一例,比如你刚刚当上了电话推销员,老板为了激励你的业绩,于是他宣称,2、“我们最好的推销员每天都能完成1000个销售额。”

这个表述合理吗?

你试试拨打一个电话号码,完成拨号最快也需要5秒钟,对方接线又需要5秒钟。假设每拨通一个电话都能完成一次销售额,当然这是最理想的假设条件。

你完成推销说辞说服对方需要10秒钟,拿到其地址和卡号又需要40秒;这样,每完成一次通话就需要一分钟(5+5+10+40=60秒);那么一个小时内你能完成60个销售额。

也就是说,你马不停蹄地工作,连厕所都免了,一天之内最多只能完成480个销售额。1000是纯粹扯蛋的。

以上这些都非常容易看出破绽;但是要知道,经常能遇到的表述中有些难以看出,比如在新闻中,有刺激性,而且似乎符合人们的偏见,其实是假的。

比如2013年“时代周刊”的新闻标题:使用手机的人比使用马桶的人还多

怎么分析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发展中国家缺乏管道设施的人数,以及发达国家的很多民众不只拥有一部手机这样的观察经验。

不能因为标题看起来合理就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要评估这个表述还要借助其他手段,但无疑已经超出了分析合理性的范畴。

不可轻信媒体

如果不亲自做点研究,评估表述有时会很吃力。

的确,这本应该是媒体的工作,而不是读者的。但是,媒体经常只追求吸睛度、刺激性、引流能力,不客气地说是宣传效应,而不是事实。于是一些错误的数据经常可以趁虚而入,甚至能在舆论界站稳脚跟。

曾经最经典的一个是,一众媒体都在引述对下面这个统计数据进行大肆报道:

美国每年都有150000名女孩和年轻妇女死于厌食症[Steinem, G.( 1992). Revolution from Withi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Wolf, N. (1991). The Beauty Myt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按照美国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的说法,每年都有各种原因导致的、年龄在15~24岁的女孩和年轻女士死亡数字在8500人;如果再加上每年25~4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人数,总数也不过55000人。[Lies, calculations and constructions: Beyond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Statistical Science, 20( 3), 210–14]

所以仅仅死于厌食症的人数,一年内不可能达到150000人(死亡总人数的三倍)。

在一篇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中,Louis Pollack 和 Hans Weiss 宣称,自通信卫星公司成立以来,“打一次电话的费用降低了12000%”。

这就太扯蛋了。如果某一项费用*降低了100%*,那么它必然为零,不论最初的数字是多少。

如果费用降低了200%,那就是说对方支付售价相等的金额给你。降低12000%纯属无稽之谈。

还有更好笑的,Dan Keppel 的书名《物有所值:在股票、共同基金和每种金融需求方面节省 200% 的资金》( Get What You Pay For: Save 200% on Stocks, Mutual Funds, Every Financial Need)他拥有工商学硕士的头衔,原本可以处理得好一点的。

当然,在使用百分率时一定要采用同样的基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计算结果的可比性。

比如现有薪水降低50%后,在此基础上再增加50%,绝对不能把你的损失补回来。因为基数变了。

当然这看起来太简单了,基本人人都能算清楚;但是这种把戏经常被使用,说明它依然很能骗人。

如果银行利率由3%浮动到4%,即 增长了一个百分点或33%(1%的增长以3为基数,所以1/3 约0.33);而利率从4%下降到3%,相当于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但不是33%,而是25%(此时是以4为基数)。看起来简单,但媒体也会在此出错。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纺织厂由于用工成本高而关停,并且搬到了弗吉尼亚州。

该报道称,康涅狄格州的用工成本“包括工资、补助和失业保险 —— 比弗吉尼亚州高20倍”。这合理吗?

假设其合理,那么你就会想到:应该有大量的公司会从康涅狄格州半岛弗吉尼亚州 —— 而不是只有这一家纺织厂。事实上这不是真的。纽约时报此后不得不做了更正说明。

那么这种错误是怎么出现的呢?很简单,该记者没能理解工厂内部的一份报告。实际上康涅狄格州的用工成本中只有一项,即 失业保险是弗吉尼亚州的20倍。把这项成本和其他成本加在一起时,康涅狄格州的总成本其实只高出1.3倍,而不是20倍。

这只是解释数字时出现的问题,还有些问题是从统计数字的最初就出现了的。

新泽西州正式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已经生育子女的母亲在领取社会福利的同时,不能再领取额外补助。

一些立法人员认为,新泽西州的妇女生孩子只是为了增加个人每月的福利金额。

立法实施后两个月,立法者宣称,由于新生儿下降了16%,“家庭福利封顶”法案大获成功(family cap law)。然后纽约时报报道说:

新法案实施后,该州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领取社会福利的妇女所生的新生儿数量下降了16%。相关立法官员开始庆祝立法迅速见效……

这就是主流媒体不走脑子的特点。只是像录音机一样重复官员的说辞。(《媒体,你真的知道什么是事实吗?》)

请注意,他们统计的不是妊娠数量,而是新生儿人数。人类妊娠一般需要约9个月,而该立法实施后的前两个月内新生儿数量下降,不能简单归因于立法本身,极有可能只是出生率的正常周期性波动。

上面例子说明统计数字收集方法存在问题。就如本文开头所讲述的,媒体不应该仅仅复制照搬官员官方的数字。

有时候自认为覆盖了所有统计对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时候一些推理错误也不太容易发现。但读者只要通过简单的练习就能提升判断力。

比如饼状图,是一个经常被误用的统计学基础工具。

饼状图很常见,它可以显示整体中不同部分的分布情况。

饼状图的基本规则是,各百分比的总和必须等于100%。就像一个大圆饼,假如有9个人都想要一等分,你就不能把饼分成8份。

福克斯新闻就搞过这种笑话,就下面这样:

你可以想象这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由于选民可以选择投票支持一个以上的候选人,所以你就不应该使用饼状图来呈现结果。

人们经常太不小心了,尤其是读者。媒体撒谎也有钱赚的,读者被骗可不会有人给您什么补偿。最重要的是,读者的不小心很容易让操纵式宣传趁虚而入。

中国有很多消息连统计数据都没有,就凭媒体空口白牙的陈述,依旧能被很多人信以为真。这就意味着谁能控制媒体,谁就能控制大众的脑子。这多可怕是吧?如果某人的金钱和权力能大到足够控制媒体的程度,您还期待此人是天使吗?

这是一个新系列话题,关于识别真伪的一些注意事项,后面还有更多丰富内容,感谢您的阅读

伟大的自欺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2)

真相经常不起作用。并非真相本身的能力问题,而是在于,拒绝讲述真相的人都是具有最大资源可以长期操纵大众认知的人,讲述真相的人是权势谎言的挑战者,并且没有这样的资源……这根植于人类固有的思维缺陷
战略性欺骗有着震撼级的效果,但其巧妙精致的筹谋过程大多鲜为人知。

众所周知“霸王行动”是二战战场的重要转折点,为“霸王行动”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欺骗计划早在1943年3月就开始运作了。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必须深谙德国人的心理,为希特勒制造决策陷阱,并要求挫败德国的情报和发展欺骗的努力。

这一典型的欺骗计划呈现了战略性欺骗的几乎全部精妙所在。

首先,欺骗行动本身作为一种心理干预的过程,为促进敌方的错误认知,对敌方的心理应该非常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误导对手。

其次,战略性欺骗可以看成欺骗者为博取战略利益而做出的决策选择,其最终目标是误导对手的决策过程,使其作出有利于己方战略利益的决策,而双方决策的博弈结果就是战略性欺骗的成败。

再次,战略性欺骗并不是完美安逸的单向行动,它的任何一个漏洞都为潜在的被骗者识别欺骗提供了机会。从欺骗的筹谋到行动,对手的反欺骗努力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 ——
如上所述,使对手产生错误认知是成功欺骗的第一步。

Barton Whaley 说欺骗是一个心理概念,他曾沿着心理学的轨迹将欺骗作为一种错误认知和心理现象,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欺骗的理论。

欺骗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欺骗对象的思想产生预期的影响。

认知分为两种:错误认知和准确认知;错误认知分为两种:他人诱导,和自我诱导;他人诱导分为两种:欺骗(故意)和曲解(非故意);自我诱导分为两种:自我欺骗(幻觉,能看到但不愿意看到)幻想(不能看到)。

⚠️他人诱导就是诸如社交工程攻击者、宣传战中的主流媒体、虚构事实的权势等等;自我诱导多数情况下是他人诱导的结果,当权势真正绑架了大众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时候,人们就会出现自动的自我诱导,因为潜意识在试图避免认知失调。

具体而言战略性欺骗的心理学纬度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1、“顺祥敌之意”

除了诡道之外,孙子还说过这句话:为兵之事,在于顺祥敌之意。即 谨慎考察敌方的战略意图对于作战指挥来说至关重要。

同样,对于战略性欺骗而言,熟知对手的心理倾向也是重中之重。

通过推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弄清敌人的想法。

在欺骗行动的筹划阶段,欺骗计划者应竭尽全力了解对手 —— 尤其是对方决策者和情报机构对相关战略问题的认知倾向。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战略性欺骗就充分考虑了美国和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认知倾向;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没有能力计划或实施协调一致的行动。

顺祥敌之意是情报工作的功能体现。⚠️情报工作不仅在战时发挥作用,更普遍的是在外交中发挥作用,并且同时能在政治反对派对当权者的抵抗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实是一份重要的资产,人们需要有牢牢抓住它的意识,调查性新闻就是将现实从权力手里夺回来的崇高艺术。—— IYP 《为自由而战(五)》

“Power is a thing of perception. They don’t need to be able to kill you. They just need you to think they are able to kill you” —— Julian Assange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认知倾向主要来自于经验和理性的分析结果。过去的经验往往使人产生对未来的预期。政治决策者和其他任何人类一样,普通人类存在的心理弱点,政治决策者都拥有。

Lambert 的人类认知模型
既然理性分析是决策的主要因素,那么使用同样的理性也能为我们提供了解对手认知的窗口。

二战后期,在盟军准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德国人也在猜测盟军的登陆点。以理性的观点,公认的最为合适的登陆点是加来,这是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地势平坦,离德国工业中心鲁尔最近,具有最佳战略意义。

但是,正因为加来在各方面都是上上之选,如果选择这一目标肯定会失去突然性。因此盟军反其道而行,绕过了最符合逻辑的这个地点,并将其作为诱饵,展开欺骗行动。

朝鲜战争时期,美军选择在仁川登陆也是同样道理,即 跳出对手的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

然而,⚠️理性认知不能完全决定心理倾向。

在很多情况下,非理性的情感因素 —— 自信心、亲进度等等,都会导致分析和决断上的心理倾向;⚠️决策者和情报机构习惯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意识形态信仰、军事学说、或者心理预期来评判对方 —— 也就是说,将对方看作是自己的镜像,这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弱点,美国在对中国的外交中屡屡吃亏的关键就在这里。

这种镜像思维也是大多数情报失误的关键所在。

换个角度说,我们很难确定行动一定是理性的。日本对美国发动袭击的重要历史事实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非理性的;而埃及在必败的情况下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也不是“理智行为”,但这些突袭都取得了最终成功。

这已经足够说明,决策者的行动并不总是沿着常规理性的思路,如果你一直以常规理性来判断它,肯定会失误。

这是Lambert研究的一般认知结构。从理解欺骗的角度来看,概念是基于其现状来解释达到认知系统感官世界的反射。欺骗目标是控制这些反射,以便在目标的感知中产生期望的变化,从而实现顺应性。这可以通过抑制或诱导该结构内的认知活动来完成。
理性认知和情感因素都是在特定的思维方式下发挥作用的。

人类思维模式具有稳定性、结构化、程序化的特点。在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思维方式的不同。

思维方式客观且绝对地影响着分析和决策心理,⚠️因此在筹划欺骗的过程中,对手的思维方式正是欺骗者不可不知的工具要素。

除非有像破译 Enigma 这样的超级情报来源,否则,对对手心理倾向的把握都必须运用对手的思维方式,结合理性思维和情感因素综合作出判断。

在战略性欺骗中,歪曲的认知分析可能是个人造成的,也可能是机构造成的,唯有“顺祥敌之意”,才能因敌制胜。

推荐一份资料,Michael I. Hande, “l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Strategic Surprise”, 正下面下载。

https://thecsi.org.uk/isi/wp-content/uploads/2018/07/Intelligence-and-the-problem-of-strategic-surprise.pdf?0856f5

2、构建误导性知觉体系

利用情报等手段获悉对手的心理倾向固然在欺骗的筹谋阶段就赢得了先机,但就欺骗行动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知觉是对外在刺激作出的主动或被动的反应;战略性欺骗的目的就是要诱使对手的知觉体系作出符合己方战略利益的反应。

因此,欺骗者需要依据对手的心理倾向为其构建误导性知觉体系,这才是真正的欺骗实践。

相关研究将欺骗分为两种形式:其一为“增加模糊度” 即“A模式”,这种欺骗寻求的就是使情况足够模糊,使对手始终无法辨明方向,以至于被迫分散力量对付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欺骗形式称为“将对手引入歧途” 即 “M模式”,这种欺骗与A模式相反,它寻求的是减少模糊度,使一种假情况非常具有吸引力。

这两种欺骗的效果常常是共存的,或随着欺骗的开展而互相转化。

这两种形式实际上都是欺骗者为其欺骗对象构建知觉体系的样式。

诱导性知觉体系 ——

与“M模式”对应的就是诱导性知觉体系,其任务目标是将对手心理认知诱入歧途。

⚠️当潜在的被骗者有明显的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在认知上存在某种先入之见或认知偏见时,构建诱导性知觉体系就很容易了。

由于认知偏见本身就是人类简化信息处理策略引起的思维错误,它根植于过去的经验中,而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会产生理性认知相符现象,但是也会使人们将接收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导致他们所知觉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本预期出现的东西。

因此,按照对手的先入之见来构建欺骗信息体系就能够为对手迅速接受。欺骗成功率最大。

⚠️人类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往往令人难以分析与之前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证据,正是这点令任何一种欺骗计划迅速得逞的。也是为什么批判性思考要强加训练。每一个社交工程师都非常擅长捕捉人性弱点。

这张图可以为更高级别的认知欺骗提供额外的结构。这个模型开始研究人类如何相互作用以创造欺骗,以及这些欺骗如何在广泛的层面上导致目标中的解释和行为符合欺骗者的利益。它还显示了欺骗的递归性质,因为时间和对称性引起的递归。
迷惑性知觉体系 ——

在察觉对手心理倾向的过程中,有关对手的确切心理、尤其是决策机构的预设倾向,通常都是核心机密,并不易获得,即便是通过分析,也可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

此时,⚠️欺骗者就可以主动建构在逻辑和情感上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事态预期,引导对手的分析者和决策者陷入迷惑。

在现实情况下,构建迷惑性知觉体系更为常见,使对手“不知战地、不知战时”,疲于应付,造成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尴尬局面 —— 这是游击队战略中以少敌多的精巧之处。

日本海军曾经用过这个方法。他们发布了详细作战计划 —— 《联合舰队绝密作战第一号命令》,引发了700份,描述了进攻菲律宾、马来亚、荷署印度等地的全部细节,但是,避而不谈珍珠港任务的部队。

以至于突袭成功后,美军将领哈尔西将军说,“我们(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情报都表明,日本将针对菲律宾或马来半岛的南部地区及荷属印度群岛发起攻击。虽然考虑过珍珠港的可能性,但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我们手头的大量证据都指向其他地方”……

同样成功的战略性欺骗也存在于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制订的欺骗计划中。盟军的兵锋所指除了显而易见的加来和诺曼底之外,还有挪威、法国南部、巴尔干地区。希特勒完全无法确知盟军真正的进攻方向,不得不四处防备。这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在为对手构建误导性知觉体系时,必须使假情报看起来完全合理,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并且要保持与整个形势协调一致。这是关键所在。

⚠️尤其是,极为重要而经常被忽略的一点:不必非得让你的对手相信你为他营造的假象,只要他对假象保持足够的关注,你就成功地牵制了他的注意力。

⚠️在当权者采取的大规模在线心理战中,这个手段是极为常见的。下一次您在跟随“头条”刷热点时,请三思一下。

独裁者一直把民众当成对手,而异议还远远没能将其批评对象视为对手。这是基础性错失。

3、欺骗和自欺

许多研究者将欺骗和自我欺骗混为一谈了,认为所有欺骗“都是自我欺骗”,除非欺骗者彻底征服了被骗者的内心,否则欺骗无法达成目的。

就如歌德所言:“我们永远都不是被骗,而是自己骗自己”。

从严密的逻辑和认知角度上来看,欺骗和自欺都是错误知觉,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但是,欺骗和自欺显然不完全一样。

Barton Whaley 区分了这两者的语义,他将前者归为对手的诱导性欺骗,后者归位自我诱导性欺骗。

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种欺骗的认知过程虽然不完全相同,却十分相似。

事实上,我们利用对方的偏见或先入之见去构建将对方误入歧途的知觉系统时,由于欺骗计划是因对手而设置的,⚠️于是所有的欺骗性信息都是在强化对手的偏见,并防止这种偏见受到任何真实信息的影响而动摇。

因此,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功欺骗一定会涉及很大成分的自我欺骗。

在战略性欺骗行动中,当他人诱导和自我诱导朝着一个共同方向努力时,就会出现欺骗和自我欺骗共存的现象。

尽管,如文章开头所言,⚠️自我欺骗是欺骗行动的衍生物,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自欺比欺骗的效力更高。

当两者同时出现在欺骗者身上时,往往是因为战略性欺骗行动由于欺骗者本身的心理素质未能将己方排除在欺骗行动之外,久而久之将自己散布的欺骗信息当真了。最终反而诱发了自身的错误评估和决策行为。

⚠️这是非常需要避免的。我们介绍过,CIA就陷入过这种尴尬,详见《媒体操控:战略性欺骗的重头戏》。当然CIA的案例没有对己方的重大损失(除了费钱之外),但必须知道,这种错误会导致致命的结果。后面介绍。

当欺骗和自我欺骗同时出现在被骗者身上时,也就是潜在的被骗者完全处于欺骗者建构的错误知觉体系之下时,⚠️其本人就会自行构建一个幻觉之网,更深层地陷入了错误知觉当中。

欺骗者从欺骗到自欺 ——

Michael Handel 曾经提到过一个从欺人到自欺的例子,

30年代,希特勒大肆夸大己方实力,成功进行了实力欺骗行动,赚取了英法的政治让步和绥靖政策。

但是在得到实际利益之后,希特勒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不仅主动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而且还沉浸在脱离实际、自欺欺人的幻想中,认为纳粹空军真的具有极大的优势,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实际情况是,1937或1938年英德实力的对比,到1939或1940年就可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希特勒始终相信自己的谎言,并且以此作为行动的起点,最终作茧自缚。

类似的情况还有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战前四处夸耀意大利的实力,虽然欺骗行动并没有奏效,英法均通过其他途径获悉了意大利真正的军事实力,但是墨索里尼的蹩脚欺骗却成功骗了自己。

潜在被骗者的自欺 ——

自我欺骗和欺骗一样能够造成错误认知,甚至自我欺骗可以更好地达成欺骗想要的效果。

Barton Whaley 称之为幻想。

⚠️由于长时间接受错误的信息,潜在的被骗者就会形成特定错误的思维定势,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理性逻辑和想象力 —— 不论是洗脑还是心理战和宣传战,使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你会忽然发现,真相在一个民族、社会、群体中完全不起作用;独立媒体对幕后真相的曝光始终不可能与主流媒体的骗局获得同等的受众面。这就是权势长期灌输的后果。

被骗者和群体只接受想象中真实的信号,断然拒绝接受任何与自身预期相反的信息 —— 即使这些信息被任何方面都证明为真实。

即便得到真相,当事人也倾向于不承认,以避免认知失调的打击。当年美国海军部长被告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时,他直接说:“上帝啊这肯定不是真的!这消息可能说的是菲律宾受到了袭击”……

苏德战争前的斯大林也是如此。他转不过弯来。

在这两个案例中,即便欺骗者的战略性欺骗手段已经昭然若揭,苏联和美国的决策者依然对明确的事实表现出强烈的质疑。这不仅证明他们成功被骗了,而且证明,他们都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欺骗之中。

反情报能力和思维模式 — 识别战略性欺骗的主要途径(6 - 上)

强调个人的“客观”是一种虚妄。
首先回顾一下本系列已经发布的部分:

《欺骗不是撒谎这么简单:对峙的艺术(1)》
《伟大的自欺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2)》
《想象力、创造力和较量 — 欺骗与反欺骗的互动(3)》
《偏执的保密 — 欺骗的主要方法之一(4)》
《让你看见 — 欺骗的积极方法之二(5)》
如前所述,战略性欺骗是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要避免情报失误,就必须识别对手的拒止和欺骗阴谋,消除被情报分析的影响。这就是反欺骗战略。

自二战以来,各国军界和学术界一直在探索防止拒止和欺骗的方法。但他们得出的结果截然不同。

美国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中 Barton Whaley 是比较最著名的,他指出,欺骗是一种错误认知,是一种心理现象。

所有欺骗都是在受骗人大脑中发生的,欺骗我们的不是其他人 —— 而是我们自己 —— 欺骗者只不过是企图诱骗,他谋划并设计了一种假象。

如果我们上当,就会认同并接受他所描绘的事物。所以 ,欺骗之所以奏效,是因为被骗者存在自我欺骗。

这就回到了情报失误的老问题:⚠️情报分析人员的认知错误,才是战略性欺骗得意奏效的主要原因。

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要克服情报分析人员的主观倾向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因此,针对拒止和欺骗,答案似乎十分明显:我们不可能克服人类固有的认知偏误,因而不可能识别拒止和欺骗。

研究突袭的一大群美国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比如 Michael Handel,他认为即便是一个对欺骗艺术谙熟于心的分析人员,依然可能成为欺骗的牺牲品。Richard Bates 也认为,任何一种机制性的解决方案都无法防止情报失误。换句话说,战略性欺骗无法防范。

然而 Barton Whaley 不这么看。

虽然他也承认,即使是老谋深算的欺骗者自己也会被骗,而且 “避免被骗的说教与鼓励使用欺骗手段的说教一样毫无用处”。

但是,他同时指出:每一次欺骗行动都必定或者说不可避免地留下蛛丝马迹。只要进行了欺骗,就会存在被发现的可能。

于是分析家只需要具备恰当的感知设备和认知假设,就可以觉察并理解这些线索的含义。

⚠️这是一个技术性和程序性的问题,而不是一种理论问题。

任何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进行模拟和掩饰,所以欺骗总是可行的。但是,因为欺骗行动总是不可能做到极致,所以反欺骗总是具备可行性。

换句话说,每一次欺骗行动都难免留下漏洞 —— 矛盾的特点和线索;这些漏洞形成了替代性的类型 —— 假设;但是它们本身与真相矛盾 —— 通常是差异、反常;于是,发现了矛盾,就能发现欺骗。

以上只是学者们的观点。不论如何,情报分析的天职就是觉察对手的实力和意图。

因此,尽管关于欺骗问题不存在标准答案,但是很多研究依旧提出了不少识别欺骗的思路和途径。

这包括:发展一套关战略性欺骗的理论体系,增强对战略性欺骗的感知能力;提高情报工作的整体水平,建立一个协调、高效的情报体制;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尽可能觉察对手任何异常之处;加强情报认知能力,使用批判性思考克服认知偏误;使用各种不同的情报分析技巧,提高分析质量……等等。

其中反情报是重点工程。

—— 积极反情报和消极反情报 ——
⚠️反情报就是隐私倡导者经常叨念的那句话:别让你的对手太了解你。

这是反欺骗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过去也曾被称为“消极情报”。

传统的反情报将重点放在拒止方面;通过保密、反间谍等措施,阻止对手接近己方人员、信息和设施。

法国人认为反情报是消极情报,美国也一样。里根颁布的 12333 号行政指令主要就是规定反情报的,针对阻止对手的谍报能力,包括阻止破坏活动和暗杀行动。

⚠️不过这些被动消极的反情报观念并不是反情报工作的全部内容。它反而会导致反情报工作的长期积弱。

比如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对该部门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职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以案件为目标,一旦抓到间谍就是特大成就,要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很少会从战略角度考虑反情报,即 操控这些间谍去了解对手的意图。

单纯的拒止的确可以削弱对手的情报能力,但不能真正达到战略目的,甚至无法真正保密。

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前,希特勒策划了史上最复杂的欺骗行动,制定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但是并没能阻止巴巴罗萨行动成为公开的秘密。几乎从计划出炉那一刻起流言就出现了。

类似的情形几乎比比皆是。

⚠️实际上真正的反情报工作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更是进攻性的;反情报工作不仅可以保守秘密、抓捕间谍、也可以发布虚假信息 —— “经营”间谍,操控对手的情报机构。

孙子兵法将间谍分为5种,反间谍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五间”中的关键部分:用“死间”传递假情报、通过反间了解对手的意图,用反间计除掉对手。

二战时期英国情报机构是反情报的高手。

1936年开始,军情五处就把经营对手方的间谍视为重要的反情报措施。

英国为此成立了双十委员会,集中国防、外交和谍报机构的成员,以全面指导战略性欺骗工作,就是著名的“双十体系”,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的反情报机构在德军的战略性欺骗中也是主导作用的,所有的假消息都必须通过德军谍报反间谍处进行。

所以,真正的反情报工作绝非消极。防御性的反情报只能是被动反应,而无法真正保护信息、人员和行动的安全。

2005年开始,美国将“识别、评估、消除、利用外国情报威胁”,作为首要目标,将反情报搜集及行动列为促进安全目标的工具。

再研究下中国的反间谍法,也是同样的意思,它是攻势而不仅仅是防御。

—— 战略性欺骗和反欺骗 ——
本质上看,战略性欺骗和反情报工作是一致的。战略性欺骗的主要措施是拒止和欺骗,而反情报的全部目的都是围绕阻止对手渗透己方人员、信息和设施。

有个特例,比如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己方有可能泄露情报能力,这就会给对手的拒止和欺骗提供方便,于是决策者需要一些权衡。

比如一战后,英国政府密码学校已经能破解共产国际总部以及苏联政府与其伦敦各代表处之间的通信。据此英国政府跟踪了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的活动。

1927年,英国公布了这些拦截到的信息 —— “与外交活动不相称的行为”,并以此为由中断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为了在国会中解释这件事,大臣们公开承认英国可以破解苏联通信,其结果是苏联启用了英国人无法破解的密码。

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民航客机,里根政府随机公布了苏联飞行员与控制台的通话,从而暴露了美国的信号情报搜集能力。

1986年,里根政府为了对轰炸利比亚的行动进行辩护,披露了破译的利比亚电报,其内容说明利比亚与西德迪斯科舞厅爆炸案有染。

这就等于告诉了利比亚政府其通信已被破解,对当权者来说就是损害了一种重要情报能力,美国间谍大概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找到替代方式。

1996年,美军驻波黑将领向塞尔维亚人提供了美国卫星照片,以显示塞尔维亚的行动处于美国和北约的严密监视之下。塞族人显然由此了解到了美国的情报能力,从而想到了避免被美军卫星侦察的方法。

💡互联网时代是透明度革命的鼎盛时代,对当权者来说保密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公开来源中就有大量的情报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开源情报OSINT如今已经是百亿美元的市场。

中国的“新反间谍法”表面上就是针对这点的;也是为什么Twitter 的条款中包括“禁止发布被黑客盗取的信息”(顺便说Twitter这条规定很扯,特朗普的税单就是被黑客盗取的,难道推特要封了纽约时报吗?)

反情报的最终目的是操控对手的情报机构;因此,反情报必然包括欺骗这一手段,向对手发出误导性信息,诱使对手作出对己方有利的决定。

欺骗对象首先是对手的情报机构,其次是其决策者。⚠️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了解对手的能力、运作方式、分析判断方面的习惯做法,也同时应尽可能避免己方的弱点被对手获知。

⚠️换句话说,当“己方”在社交媒体上彼此谴责时,就是你们的对手最有利的时机。您知道我指的什么。

现在的状况是,“己方”的对手一直处于作战状态,而“己方”始终没能进入这一状态,仅仅处于惶恐中,被动防御却防不胜防,这样是赢不了的。除非进入主动。

战略性欺骗使情报成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它可以将情报工作的各个要素 — 诸如 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和反情报 — 连成一体。

—— 情报搜集大战 ——
情报搜集是整个流程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对峙双方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可能搜集对方,同时尽可能避免被对方搜集。

心理学层面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一直在强调情报分析是中心环节。但是,如果搜集阶段不能提供充分情报资料的话,分析环节就只能建立在猜想和假设上,其准确性没有保证的。

换句话说,💡只要你能阻止对手的搜集,即便对手拥有再强大的分析师团队,也是赢不了的。

关键性情报缺失是一切失败的重要根源。

如果美国情报机构能及时从电文中破译出日本突袭的时间和方向,珍珠港的历史就会被彻底改写;印度核试验出人意料,而当时的中情局主任只能摊开手:“我们的确没有得到情报,没什么可说的……”。

911发生前,美国情报界已经就恐怖袭击发出了大量警报,但是这些警报从来没有涉及恐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情报机构实际上并不清楚真正的袭击目标。这是布什的国安顾问亲口承认的。

Testimony of Condoleezza Rice Before 9/11 Commission (April 8, 2004)
正如 Barton Whaley 所言,发现欺骗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情报能力是发觉对手破绽的关键和唯一方法。

—— 了解思维模式,提高情报认知能力 ——
欺骗要想成功,就必须对欺骗对象的思维产生切实的影响;相反,只要你能避免被影响思维,就能避免被操控。

你越能了解对手的思维模式,就越容易实施成功的欺骗式操控。

⚠️切勿在任何公开场合吐槽队友,这不是什么士气问题,而是情报战问题;你描述得越准确,其危害性就越大。是对你们所有人的危害,而不仅仅是吐槽对象。

任何一种操控在此都一样;不论是对战双方、政治对手、还是数字极权。这就是为什么监控在任何一个竞争领域都非常疯狂。

仅仅监控是不够的,搜集到的信息必须能通过高端专业的解析才能成为真正的情报。关于为什么信息不是情报,见这里的解释《情报不是简单的多信息》。

简单说,改进情报分析质量的关键要从提高情报人员的思维能力入手;⚠️当下的政治评论基本不具备任何情报价值,一部分原因就属于思维问题 —— 太过表面化了,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在思维模式上普遍缺乏对峙意识。

1、知觉对情报的影响

如果您长期关注 IYP 的OSINT演示部分,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小节的重点。这些演示一直在强调科学的思考方式。

科学发现是从科学假设开始的(assumptions),这是现代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性思维模式。

它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前提,对研究对象作出一种猜测性的说明和常识性的解答;然后,据此去寻找事实,以验证假设的结论。

在情报分析上 —— 包括开源情报OSINT —— 也是如此,以广泛搜集的信息为依据、以科学逻辑为前提,对调查对象提出假设,然后通过深挖以验证这一假设。

传统的情报分析理论大量借用假设,如 Sherman Kent 将完美的评估比作金字塔,金字塔的基座由大量无可争议的事实构成,侧面则由合理的假设构成,其顶点就是情报分析的结果。

Kent 认为,只有掌握基本信息、通过小心的假设、慎密的推理,分析人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所以,仅仅批评知识分子的分析能力是不够的;知识分子没能掌握基本全面的信息,这是因为调查记者的工作缺失,⚠️没有真相就没有一切。

不仅如此,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思维具有天然的缺陷很难有能力去认知复杂的外部世界;这一局限使人类不得不使用一个经过简化处理的思维模式,以减轻决策判断时的负担。

在许多情况下,简化的思维模式有助于应对复杂和模糊的问题;但是,它也严重影响了分析的准确性。

不理解思维过程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分析人员以感官提供的信息为基础,构建自己认定的现实。但是,感官输入的信息要经历复杂的思维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决定了哪些信息会受到重视,如何对它们进行组织以及赋予它们怎样的意义。

以往的经验、教育经历、文化价值观、自身的角色需求、组织规则以及信息的具体细节,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感知和信息处理方式。

比如,要得到最清晰的A国图景,不仅需要有关A国的信息,还需要清楚理解自己用以观察这些信息的镜片。

这些镜片就是:思维模式 mind sets,思维模型 mental models,偏见 biases,分析假设 analytic assumptions。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多种表达方式。

认识心理学研究发现,假设和思维模式有几大特点:

期望制约知觉
认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认知不仅是被动感受,还包括主动理解,⚠️这是一个人以五官获得的信息为基础,构建自己版本的“现实”的过程。

也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现实”并非是现本身,而是经过大脑处理的产物。除了感官记录的刺激外,过去的经验、教育经历、文化价值观、和自身角色等,都会强烈影响分析者的心理预期。

⚠️这种心理预期实际上就是一面棱镜,它会把你不想看到的东西都过滤掉,只留下你想看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仅仅 “信息自由”无法带来认知能力升级;如果没有思考方法的训练,即使面对周全的信息也同样会自动过滤掉大部分内容。

因此,必须有意识地认识到,知觉的“事实”并不一定反应了客观事实,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

任何想象都不会自动萌生,它必须由分析者来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分析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情绪、自信心,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尤其是面对嘈杂的信息环境,分析者不可能没有心理预期,因为大脑在拼命试图简化周边世界。这一心理预期就对判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换个角度看,⚠️只要你能掌握对手的心理预期,就能操控他/她接受或信任任何事,作出有利于你的行为。

这对任何一种欺骗手段都一样。

在制定欺骗计划时 ,欺骗者会详细分析当前的局势,了解欺骗目标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欺骗计划更合乎欺骗对象的心理预期,显得更具“合理性”。

掩饰诺曼底登陆的“卫士计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希特勒认为盟军会在加来、巴尔干等地登陆,这些登陆地点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如果登陆真的在这些地方,那就失去了所有突击价值。

满意原则
也就是第一眼美女的陷阱。

在作出判断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第一眼看上去觉得满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在审查所有可能性之后再做判断。

⚠️人们只愿意看到自己正在寻找的东西,而不会去研究与其他判断或评价有关的东西。

哪怕是得到了警告,并努力保持客观,也不能确保准确的认知,

这就造成了:⚠️与预期相一致的信息比较容易认知和处理,而与其相矛盾的任何信息都会被认知过程曲解或忽视。

在情报分析中,表面上看,分析人员只有在掌握了大量情报资源的情况下才会作出判断。但是,实际上分析人员只是根据其中很少的情报资源,试图找到可能性最高的假设 —— 也就是看上去对当前形势最为准确的估计,然后才去搜集相关情报资料来验证这种假设。

听起来很荒谬吧。但它正是最广泛采取的认知模式。被称为“满意原则”。

这完全是下意识过程,对于当事人来说,并不像我们上述分析得那么简单清楚。想想看,有谁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判断表示怀疑吗?

并没有。这是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得到的技能。

思维模式形成非常快,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很多实验证明,早期的判断会对未来的认知形成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一个观察者一旦认为自己“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形成的认知就很难再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著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考很难被纠正,而初涉分析界的年轻人反而更容易通过思维训练培训获得高超的判断力。这可不是年龄歧视,而是知识的悖论

人类思维模式的顽固性对情报分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分析工作的目的在于揭示未知世界,于是分析师必须惯于与极端模糊的情况打交道;需要在状况尚且萌芽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并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基本假设。

随着事态不断发展,材料在不断积累,而分析师却一直被困于原有的假设中;新证据只是被简单地融入了原有的假设,成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佐证”。

结果是,即便可证伪的信息很多,也同样被视而不见;思维定势难以被打破。

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长期评估上。

分析人员长期跟踪某个问题,在撰写定期评估报告时,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他并不会重新考量所有的情报资源,而仅仅是回顾一下此前的报告,并视情况进行一些更新。

显然,在不断变化的事态中,这将产生一个巨大的失误隐患。

因为情报证据几乎永远都是片段的、不完整的,新信息的点滴积累短期内无法使分析产生根本性变化。

欺骗就会趁虚而入。

镜像思维是常态
镜像思维是分析师常用的方法。在缺乏充分的情报资源、又不得不对自己不熟悉的局势作出判断时,分析师采取的基本都是这种类比的方法。

也就是,设想自己处于类似的位置,感觉自己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此来推测对手最可能怎么做。

正是这种简单的镜像方法让情报分析不断失败。

⚠️不同文化环境下、不同意识形态心境下,人们的思考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自己的价值观无法确定对手的价值观。

2、思维模式的改进

首先要认识到思维模式不可避免;要求完全客观是徒劳的。
“如果不做任何假定和猜测,福尔摩斯就不会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线索” —— David Schum

信息的意义取决于两方面:1、信息本身的性质;2、分析人员对信息的解读背景;这一背景受限于分析者先入之见的影响。

⚠️刻意强调客观性,只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参与的有效性。

客观分析依赖的是明确提出的假设。进而对其进行校验和质疑,而不是徒劳地将它们从分析中剔除出去。

💡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避免成为思维模式的俘虏 —— 对自己的假设保持高度警惕,要了解假设的脆弱性,要努力筛选假设,最终才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

构建合理的思维模式
“好”的思维模式就是考虑了各种可能性的思维模式。

分析人员不仅要考虑到那些看上去可能发生、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假设,也同样要考虑那些实际发生概率很小,但只要适当条件成熟仍然可能发生的假设;让各种假设形成竞争,从而避免先入为主。

如果分析中主要变量或决定因素发生变化,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判断?需要被质疑的正是那些作为分析基础的关键性假设。

分析人员应该不断问自己:哪些情况会推翻这些假设?如何假定这些情况尚未发生?

如果你无法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那就要考虑自己的思维是否已经被先入之见支配了。

⚠️为防止这种情况,分析人员不应该去咨询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同的人,而是应该更多接触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从他们那里寻找不同的模型,以求得对信息的另类解读。

这方面可以有一些机制性的措施,中情局就是这么规定的。中情局要求在审查情报时,所有参与审查的人员均不得来自撰写报告的小组,因为分析人员的同事和上级很可能与其有种相同的思维模式。为避免被定势绑架,每一份报告必须经过一个小组的审查,该小组人员不具备相关问题的专业知识,但都是具有很高造诣的分析人员。

⚠️社交媒体算法对认知的摧毁也恰恰作用在这方面:它让你只能看到和自己思维模式一致的人的信息,难以接触到不一致的任何批判性信息。

上述提到的镜像思维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包括夫妻之间的沟通不畅导致的矛盾,丈夫误认为妻子的思考方式和自己一样。

外交中也是如此,“外国领导人”的行为经常被认为“不符合其最高利益”,这类荒谬的结论就来自于镜像逻辑。

“红队”分析是挑战镜像思维的一种做法。

红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家组成的,从对手和第三方角度出发,充分探寻各种计划和行动方案,💡参与敌我双方的行动方案推演,自己扮演对手,检查己方行动和计划存在的漏洞,协调指挥官,从而做到优化决策。

红队起源于80年代的洛克比空难。空难发生后,一个总统委员会要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采取措施,改进机场的安全设施,这就导致了红队的产生。

你可以理解为渗透测试。

红队通过分析攻击者的战术,寻找各个机场在安保方面的漏洞。正是红队发现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但是没能引起足够重视;而后发生的911事件……

红队分析法的产品取决于队伍的素质和经验、所采用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所做出的所有努力。

⚠️只有真正了解你的对手,了解对手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才能真正站到对手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得出的结论才是有价值的。

下篇即将继续介绍如何通过自我训练获得防范欺骗入侵的智慧。

—— 未完待续 ——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应用隐蔽野战技术:简单方式抵御敌对监视

什么是敌对监视?为什么普通人也应该小心这种监视并做好习惯性防御?
我们经常强调高度敏感的人和群体要注重安全防御,包括活动家、记者、人权维护者、人权律师等等,但其实任何人都应该对防御知识有所了解,比如你很漂亮性感、或者你比较有钱、再或者你只是有个死缠烂打的ex、仇敌、和任何形式的对手,都有可能被不择手段的方式瞄准。私人侦探的酬金已经越来越便宜了。

虽然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技术监视,但依旧有很多时候人力监视是被重点使用的(后文会介绍技术监视的防御方法)。人力监视有很多便利,比如直接、易于调度、稳定、杂音少等等,监视者们很清楚这些便利。

也许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很令人惊讶,但很多反侦查技术涉及监视检测和特殊保护操作 – 甚至一些性感的东西 – 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您自己的生活中。

IYP 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如何检测自己正在被监视的事实,在这里看到《如何检测您是否正在受到监视? — —监视检测和特殊保护行动》、以及《用”眼”识人:你想知道自己在一个”间谍”的眼中是什么样吗?》,还有《暗中监视的迹象》等等,都可以帮助您和您心爱的人做好防护。今后我们还会继续介绍相关的技巧。

观察的技能对于防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归纳观察技能可以随时随地应用。该问题取决于您关心哪些资产(人员、财产、信息、声誉和贵重物品)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它们。

从本质上讲,这些技巧就是所有保护所依据的策略 —— 那么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智慧并将其应用于您自己最珍视的资产呢?

💡参见 IYP 菜单中的“HowToWin”部分,提供的技能都是比较重要的和实用的,旨在提高您的安全意识并帮助您提高自身的安全性。

这并不是说建议你开始在一些偏执的安防泡沫中生活,肯定不是,我自己当然也不会以这种方式生活。了解恶意行为者和当权者的隐蔽操作中使用的策略并不意味着您必须自动实施它们。但扩展您的知识和提高您的意识可以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安防决策。

想想看,例如,为什么家门上贴着防盗报警贴纸的住户往往很少被破门而入?这是因为敌对的监视人员倾向于将这样的房子排除在潜在的目标列表之外,而不是那些看起来更容易闯入的房子(在你的门上放一些贴纸是个好主意,即使你没有装报警系统);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会发现更多的被窃汽车案例是发生在汽车停在墙壁前或大型灌木丛前面的时候,而不是在私人住宅前面。因为这些区域可以令敌对监视人员的操作比较顺利、风险较低(最好避免将车辆停放在墙壁前、灌木丛或空地一整夜)。

如果你是由于因政治原因而成为目标的,上述贴纸和汽车的情况尤其需要您警惕。因为这种情况下您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财产损失的问题,当年的斯塔西曾经干过这种事。他们偷偷潜入目标人的家和汽车,悄悄地移动更改一些布局、藏起一些东西(比如相框、衬衫或一只袜子),并不拿走任何财物。多次下来会令目标人陷入怀疑自己精神错乱的境地,失去斗志。想想看,如果你某天回家时发现原本应该在北墙上的全家福现在挂在南墙上、原本刷干净的碗碟里居然有血迹……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包括无神论者)都会陷入困境,会被强大的疑惑压垮、陷入不可自拔的自我审查。这正是敌对监视人员所希望的结果。

我有两位朋友的汽车行李箱被撬,失去了重要的东西。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完整的谜。他们当时并没有让车子停放很长时间,周围也没有其他车辆被闯入,尤其是,窃贼是如何知道哪辆车子里有值钱的东西呢?

很简单,受害者此前长期遭受着秘密监视而对此一无所知。监视者看到他们把什么放入了行李箱,并尾随他们抵达一个“容易下手的地方”才开始撬门的。

上述这些都属于敌对监视。敌对监视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论是图财、图色、恐吓、操纵还是实施心理压力。顺便提一下,如果您必须在汽车后备箱中存放物品,请事先查看您周围的环境以确定安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敌对监视者通常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们的目标,然后接近受害者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开始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规律和弱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敌对计划过程 —— 被称为社交媒体情报的一部分,其中敌对计划者最初从现有的开源信息中提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转换到静态监视,继而转向移动监视。(具体解释详见上述“监视检测”)

我可以继续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但基本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即 学习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对于防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就如 IYP 介绍观察技巧的文章标题所述:了解自己在一个间谍眼中的样子。了解地方和人 – 包括你自己 – 如何能够出现在潜在的敌对观察者身上,然后改变你的行为方式,以便改变敌对计划者用来评估你的风险/收益的平衡。

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像是高技术性的,斗篷和匕首的东西,但真的不必担心,大多数防守动作和战术几乎是可笑级的简单。

然而,仅仅因为它们很简单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如何保持安全的知识。常识并不总是那么常见的,至少对于那些从未真正停下来思考它的人来说,不会容易。

说到共同点,在此我经常能得到一个可预测的反对意见,即 教育人们关于监视、监视检测和保护性操作,这真的对吗?透露防御技巧会不会反而帮助’坏人’提高了技能呢?或者会不会提示坏人想到如何绕过防御的办法?

好吧,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就是“坏人”在敌对监控方面通常不需要太多帮助。他们对此早已非常娴熟,相反,一无所知的人是他们的目标,也就是那些“好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去思考或体验这些东西。

获得技能主要是提高你的防范意识和威胁敏感度,并获得一些经验 —— 大多数“坏人”已经做过的事。他们还会继续做下去,现在你有必要了解它们。

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也是否定的。为敌对计划者配备有关保护性操作的一般知识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绕过或逃避安全措施(只要信息不太具体。传授这些知识的人肯定有分寸)。

这是因为关于目标的一般知识并不能消除恶意计划者最终出现在目标区域的需要(以便收集更详细的信息)。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安全专业人员,我们可以阻止、检测、承认或调查潜在的敌对监视者。

了解敌对监视者最具权力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规划和监视阶段的相对脆弱性,以及一旦你理解了事情的运作方式,检测和阻止它们就会变得相对简单。这些漏洞是敌对监视所固有的,难以通过更多地了解安全防御来克服或绕过这些漏洞。

再一次,“坏人”早已知道这些,因为他们是在平衡高风险情况方面经验最丰富的人。 “好人”是那些需要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的人。

下面简单说说防御敌对监视的一些技巧。

—— 逃离监视 ——
首先要明白的是,监视本人并不是你应该担心的最大威胁。监视只不过是一种信息收集工具,它应该是最受关注的信息。因此,逃避监视或以其他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敌对监视工具的侵害,而不是敌对目标,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事实。

在开始之前有必要澄清,没有任何文章可以自夸能在实际程度上教会某人如何逃避监视,想要成功需要学习者做很多练习,在经验中将知识补充完整。其次,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普通的非专业人士可以做的防御,而不是对专业间谍来说的(他们不需要从我这里听到任何此类信息)。

还有必要提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客观的权威,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知识来自多年的经验,也许其他人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经验。

好消息是,人力监控是一项相当棘手的业务,这意味着除非您正在与一些非常熟练和专业的敌对监视者打交道(比如情报机构 – 国安部),否则通常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摆脱他们(我经常会这样做)甚至可能还会有点小失望,因为大多数外行监视者都很容易被甩掉。

好啦,接下来看看你可以采用的一些策略,以保护自己免受敌对监视。我们将从一些更基本的常识方法开始 ——实际上非​​常有效的方法,然后介绍点更性感的东西。
监视预防 ——
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防范的下意识。每当你避开城里某些危险的地方、或决定不在夜间走入一条黑暗的小巷时,你基本上就避免了多数罪行发生之前的简单监视。如果您坚持采取安全措施并减少视觉足迹,您将首先降低被定位和被跟踪的风险。

此外,外出时最好保持低调。豪华轿车、昂贵的服装和华丽的玩具等等都可以让你脱颖而出,成为暗枪的目标。我曾经告诫很多人关于低调的重要性,但不能否认他们通常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 —— 因为调是不是足够“低”当事人自己不敏感,敌对监视者可是非常敏感的。

以下是一些最简单的措施(还有更多措施)可以帮助防止被监控。你可以把它们融入意识,更主动和自然地实施:
尽量改变您的日常行程和旅行路线。请记住,仍然会有一些你无法改变的例程(上下学、接孩子、上班工作等),但是仍然可以使用一些变动进行随机的调整,只要你想。
尝试通过与您进入的门不同的另一扇门离开。在商场、酒店、火车站等较大的地方,这将更容易做到。但您也可以在许多学校、办公室、公寓楼甚至住房中找到一扇后门。
尽量避免在静态监视位置进行重要行动,这些位置可以从安全距离(街边咖啡馆和餐馆、公园、城市广场等)轻松监控。静态和动态监视检测详见这里。
当你与某人见面时,尝试约在室内(咖啡馆、商店、酒店大堂等),而不是在街上见面。尽量不要花很长时间在街头等人。
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监视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不急于逃跑而是原地呆上数小时(比如在咖啡馆里静坐),可能会阻止一个不那么忠诚的监视人员坚持下去。不要低估监视的繁琐程度。如果对方的预测是你很急于离开此地,那么你采取原地静坐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会让对方怀疑调虎离山。除非你正在与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打交道,或者只是一个非常专注的对手,否则你通常可以简单地摆脱他们。真的不是什么华丽的方法,但它可以非常有效。
阻止措施 ——
我经常发现,当敌对监视被发觉时,很多人会自动采取“斗篷和匕首”的方法 – 试图秘密侦察和反击。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很重要,但我也可以想到许多大众的情况,一些明显而简单 的方法可能更有用。

您可以让周围的人清楚地了解您所处的环境,简称就地联合。如果你觉得有人在监视你,你可以直接盯着他们看。如果你盯住一个地方看,周围的陌生人就会纷纷对这个位置好奇,这样就能把监视者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您甚至可以通过手机拍摄来跟进。根据情况(如果这样做是安全的话),你甚至可能想要面对他们,问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想要什么。切勿让他们跟踪你到某个重要的地点、或者对您来说可能不太安全的区域。

这些是传统的常识性措施,并不会因为我们能想到更棒的措施就可以忽视这些基本的方案,它们通常都会管用。

为了避免你认为这种做法只适用于低级别的情况,我可以举个例子:以色列安全局的一名前成员(通常被称为 Shin Bet),他在以色列大使馆负责间谍工作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在90年代初。来自一个敌人国家的三名特工常常占据餐厅的一张桌子,这张桌子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使馆,这是静态监视的重点位置。以色列人举着一只大相机来到餐馆玻璃窗外,对着那张桌子边的人猛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回去了,此外什么也没做。那之后再也没有看过那些特工出现。
规避演习 ——
在开始之前再次提醒,对于那些想要首先学习如何检测监视的人,请阅读这些文章《如何检测您是否正在受到监视? — —监视检测和特殊保护行动》、《暗中监视的迹象》。但请记住,您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以进行监视规避。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 你怎么能摆脱你没有先检测到的东西?

答案是无论有没有检测到监视,你都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摆脱它,所以,只是采取一些规避的动作是完全没有害处的。可能只需要几秒钟或几分钟。你显然很想要检测自己是否受到了监视,但如果没有大量的培训和经验(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这可能是一项艰巨而耗时的任务。那么,即便成功检测到监视你依旧要采取相同的规避行动,那么为什么还要等那么久呢?

理解规避行动的关键是首先了解监视的工作原理,了解其困难并利用其漏洞。

您可以利用的机会是监视人员不会直接看到您的短暂时段。当你开始移动时 —— 从静态监视转入动态,这种时段几乎总会发生,因为监视人员还必须关注目标要去的地方,同时还要保持一点距离,让目标先转弯停一点时间再继续跟踪,等等。

在这里你可以利用的漏洞是监视者难以紧密跟踪目标(特别是在拥挤的区域),这将导致他们自然倾向于锁定某些视觉线索(外观、高度、移动方向等)。于是可以通过快速改变某些变量来对监视者产生视觉干扰,从而打破他们期望看到的线索。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东西:
建立缓慢、稳定的运动速度,可以从舒适的距离轻松监控的那种状态;
然后,忽然改变状态。在你前面的某个地方寻找一个可以让你突破监视视野的位置 – 即使只是几秒钟。这可以是转弯、进入百货商店、火车站、酒店等,提前对该地区有所了解可以将其效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 老练的监视人员通常知道不能在目标人长期居住的区域下手,因为那里的地形对目标有利;
充分利用这一短暂的监视盲点,迅速改变尽可能多的视觉变量(外观、肢体语言、步速和运动方向等等),监视者此前努力建立起的监视线索将被消解,他们会开始发愣。
介绍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并不涉及真正的敌对监视器(它是在防御课程上的演示),但这更具挑战性,因为对手是五个非常专注的监视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有多年的特种部队、执法和维稳经验。

目标走在市中心的街头,穿着一件蓝色系扣衬衫、带着一个深色背包。目标首先确保自己保持缓慢的步伐并将自己定位在宽阔的人行道中间,以便五个特工更容易从远处跟踪。

这个图景可以令监视人员陷入一种舒适的、甚至有点自满的距离和节奏。当目标最终到达一个地铁站附近时,忽然变速,迅速走下楼梯转过拐角。立刻就获得了几秒钟的监视盲点。

目标利用这几秒钟飞快跑起来,并迅速脱掉了衬衫,把它塞进背包里,然后戴上背包里准备好的黑色棒球帽和眼睛。然后迅速从街对面的出口离开,采取正常的步速,融入了人流。此时监视者还在努力寻找“蓝色衬衫和黑色背包的男子”。在繁忙的地铁站和拥挤的商业街,这种手法很好用。只需要10秒钟。

这一思路和专业魔术师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 将他们的观众导入虚假的期望,重新引导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看不到你的诡计。

对付人力监视者的方法大多是如此,即 从人的心理弱点下手。记住他们是和你一样的人类,你的弱点他们大多都有,通过日常观察自己的弱点便可以计划出很多类似的防御策略。

机器监视没有“心理弱点”,但要知道,通过机器监视操作的都是人,是人在通过机器获取的信息进行决策,于是如果你确定基本监视者是机器,那么有可能更容易解决。

对付人脸识别的思考方式我们介绍过,详见《让面部识别失效的思考方式》;对付热成像监视的方法见这里《如何防止被无人机监控?》,类似方法还有很多,AI 不是为敌人而生的,它也可以用来反敌对监视。

的确,基于人工智能(AI)的监视一直在增加,通过允许政府和执法机构跟踪任何公民,实现了真正的技术反乌托邦。但是,对于每种技术,都会引入一种可以欺骗它的方法。

比利时 KU Leuven 大学的一组学生在 arXiv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包括如何借助简单的印刷图案轻易地欺骗用于识别图像中人物的AI系统。

只需要将一个特别设计的花纹/图形,放在身上,就可以让您无法被AI检测到。这种图案如果印在T恤上,穿上它你就可以隐身了,当前的自动监控技术无法检测到您。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可能有点奇怪,但在AI的世界中,这些模式被称为对抗性示例,它使用的是计算机视觉系统的脆弱性。

其实对抗性示例已被用于欺骗面部识别系统。在这里看到视频:

这里指的对抗性示例只会欺骗 YOLOv2 算法,但包括谷歌在内的各种科技公司开发的现成计算机视觉系统使用的都是YOLOv2。此外,如果一个活人正在查看图像,这种方法是无用的,您依旧需要上述对付人类的办法。
最后,还是那句话:练习。练习非常重要,任何技巧和技术只有通过不断练习才能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

如何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防骗战术(6)

针对谎言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每个人都掌握批判性思考
我们继续关于欺骗的话题(准确说是防骗)。

如果您还没有读过本系列前面的四篇文章,在这里看到:

《“让数据说话”只是个唬人的幌子:识破谎言(1)》
《数轴有鬼:用数据可视化撒谎很简单(2)》
《恶搞统计数据:小心媒体用统计忽悠人(3)》
《看起来专业不意味着正确:反知识的迷惑性(4)》
《编造概率和编造风险:欺骗者如何利用你的思维漏洞(5)》
一般来说,关于已知和未知大约有以下四种情况:

已经确认知道;
知道自己还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
这其中真正能够使你受到伤害并且给你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的,是那些你自以为知晓、实际上并不知道的事;以及那些你甚至都不知道与你即将做出的决定高度相关的事。

因为构想恰当的科学问题要求我们考虑到已知和未知的事。恰当的科学假说需要经得起检验 —— 至少在理论上有可供我们采取的现成步骤,来检验事实,从而确定假说真实与否。

其现实意义在于,在实验之前需要提前考虑具有替代性的解释,并以此来设计实验,进而排除替代性解释。

这在包括情报分析在内的大多数分析中都非常常用。

比如你计划在两组人之间试验新药品的功效,那么试验的条件必须一致。

如果A组被安排在海景房里。而B组安排在遍地老鼠屎的地下室里,那么你就会得到一种混合因素,你无法得出“药效差异完全因为药物本身”的结论。

腐臭的地下室属于一种已知的已知情况;药品A是否比药品B更好,属于一种已知的未知情况(也是做此试验的原因)。这里未知的未知情况则会是其他一些潜在的混合因素。

被试的身体基础状况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家庭遗传史也有可能起到作用;被试在当天服用药物的时间不同也有可能导致结果差异。

一旦你确定了某种混合因素,情况的种类就会干净利索地从未知的未知转向已知的未知。然后,就可以采用修正试验或增加研究次数的方法来找到原因。

设计出优秀的实验 —— 或评估已完成实验的技巧 —— 可以归结为人们做出可替代解释的能力。

几乎可以说:发现未知的未知是分析研究的首要工作。

真正的的科学家绝不会自始至终死守个人偏爱的理论;真正的科学家应该知道,只有当事情未能按照自己预测发展时,才是真正学习的时机。

活动家对行动的设计、观察家对事态的分析、调查人员对情报的解码,等等,都应该遵循科学的思考方式,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下面是一些概述:

1、对于一些已知的事,比如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如果不去查阅资料或许很多人不能得出答案。但你很确定知道答案是已知的。这就是“已知的已知”。

2、对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比如神经放电如何产生愉悦的感受,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已知的未知”。

3、对于一些我们知道的事,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知道,或者忘了自己知道它们。比如你曾祖母娘家姓什么?上幼儿园的时候谁谁在你旁边的床上?

如果有正确的回忆方法,那么尽管你现在没有意识到,你也肯定会发现自己其实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未知的已知”。

4、还有一种,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道。

假如你购买了一套房产,你可能会聘请各种检查人员以对房屋的各方面质量进行检测。

假如你从未听说过氡,而你的房产代理人只关心完成交易而不关心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么你绝不会想到对房屋里的氡含量进行检测。

但是许多房子的确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 —— 氡。这种情况就叫做“未知的未知”(当然,您阅读到这里时就不是“未知”了)。

请注意,你对一种未知情况知晓与否,要取决于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检查员只负责汇报那些可见的东西 —— 他可能知道你的房子里存在一些隐秘的致命性的因素,但他却无法接近那些因素所在的位置。

如果这种损害确实存在,那么对检查员来说其性质和程度虽然属于未知事物,但他知道它们有可能就在那里(即 已知的未知)。

如果你盲目地接受他的报告,并认为该报告已经完成,那么你就不知道还可能存在隐蔽的损害因素(即 未知的未知)。

刷流量的媒体、抢热点的大V、伪知识分子,和任何信任他们的人之间基本都属于这类关系。

未知的未知是最危险的。是各种欺骗的主要来源之一;包括一些人为的大型灾难,基本都可以归结为这种情况。

大桥塌陷、国家战败、购置的房产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往往是因为某些人不允许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即 他们并非无所不知。继而盲目地认为自己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了。

人们会拼命获取各种学位和资质,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学会系统地辨别和思考未知的事的能力,即 把未知的未知转化为已知的未知。

你能体会到,一个社会的平均学历水平和其教育体制的科学性,将决定政治变革行动的成功与否。在这点上也许我们与来自中国的一些观点有矛盾,我们认为,如果你很容易被捕,那说明你还不够聪明。

其中还有第5种情况:即 不正确的已知 —— 那些我们自认为已知而事实上并不真的知晓的情况。相信错误的表述就属于这种情况。比如恶性宣传、阴谋论、人格暗杀、战略性欺骗……

《媒体操控:战略性欺骗的重头戏》
《欺骗不是撒谎这么简单:对峙的艺术(1)》
《伟大的自欺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2)》
《想象力、创造力和较量 — 欺骗与反欺骗的互动(3)》
《偏执的保密 — 欺骗的主要方法之一(4)》
《让你看见 — 欺骗的积极方法之二(5)》
《反情报能力和思维模式 — 识别战略性欺骗的主要途径(6 — 上)》
《辟谣往往无效除非自我批驳 — 识别战略性欺骗的主要途径(6 — 下)》
有些事情之所以会造成糟糕的和致命的后果,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了那些不真实的说辞。

思考很重要。有些时候好的思考方法可以保命 —— 比如在反抗运动的对峙中。

这就是本文希望说的事。

贝叶斯思维

在贝叶斯概率中,根据新近得到的数据或先验概率,你就可以把自己对某事物的认识进行修正或更新 —— 假定你表现出了某种症状,计算你患有某种疾病的概率;或假定选民的居住地点,计算他们会投票给谁的概率,等等。

更多:《投票心理学:行为成因分析 帮你抵制宣传的迷惑》

在计算贝叶斯概率时,首先给假定条件指定一个带有主观性的概率 —— 称为事前概率,然后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对这个概率进行修正 —— 所得出的即为事后概率。

在检验假设之前,如果已经有理由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么用不了太多的证据就能将其证实;相反,我们认为假设不太可能成立,就需要更多的证据加以证实。

从贝叶斯算法的角度来说,可能性不大的表述与可能性较大的表述相比,前者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

更多:《关于什么是证据,什么是调查》

在使用贝叶斯概率时,上面那个四重表就是方法之一。

有些证据与我们的已知情况相一致;但相比下,科学家应该为那些与标准理论或模型相悖的证据设置更高的检验门槛。

贝叶斯概率法并不是处理不可能事件时可以采用的唯一方法。在探索希格斯玻色子是否存在时,物理学家们设定的门槛要比一般门槛的严格度高出五千倍 —— 并不是说希格斯玻色子存在的可能性很小,而是犯错的成本太高。

司法科学界的例子也非常能说明贝叶斯法则的应用。法国物理学家 Edmond Locard 指出:凡接触必定留下痕迹。

Locard 认为,嫌疑人要么留下了证据,要么带走了证据,比如他的举止、身体、或衣服上,表明他曾经去过什么地方或做过什么事。

下面举一个例子(演示)。

假设有一名嫌疑人在比赛前进入马厩给马下药,那么他必定会在现场留下一些痕迹 —— 脚印、皮肤碎屑、头发、衣服碎片等等。同理,他也会带走马厩的泥土、马的毛发、地毯纤维,以及其他东西。

现在假设有人在事发第二天被捕。警方从他的衣服、双手、指甲中取得了证据样本,并发现这些样本和证据现场的样本具有相似之处。

检察官要评估这些证据的作证力度。因为嫌疑人有罪,所以两种样本具有相似性;或者嫌疑人无罪,但与犯罪分子接触过,这种接触会留下痕迹;再或者嫌疑人在事发时身处另一处马厩,于是导致两种样本有相似性。

客观概率,比如犯罪嫌疑人的DNA与犯罪现场采集的DNA相匹配的概率;和那些个人的主观看法,比如证人的可信度,或者警方罪案调查科负责管理DNA样本的警官的诚信度。使用贝叶斯法则可以将它们结合起来。

嫌疑人有前科吗?或者他是否对赛马一无所知?是否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些因素都可以提供很好的主观概率。

美国司法系统有这样一种假设: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嫌疑人一概无辜。

如果直接搬运这条假设,那么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事前概率就为零,并且任何证据 —— 不管有多糟糕,都不会产生一个大于零的事后概率,因为你的计算结果总要乘以零。

建立嫌疑人无罪的事前概率还有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即 把统计群组中的每个人的作案概率皆视为均等。这样一来,如果嫌疑人属于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并且调查人员有理由相信作案者是这个城市的公民,那么嫌疑人有罪的事前概率就是十万分之一。

当然,证据肯定能够缩小统计群组的范围。比如确切知道现场没有强行闯入马厩的痕迹,那么嫌疑人肯定是50名能自由出入马厩的人员之一。

这样,事前假设是嫌疑人有罪的概率是0.02。现在假设嫌疑人和马发生过撕扯,现场发现了人的血迹。检测发现,嫌疑人血样的DNA与取自犯罪现场血样的DNA匹配的概率为0.85。

按照这些信息创建四重表。

首先填写下方的方格:嫌疑人有罪的概率为0.02;无罪的概率为0.98;DNA匹配概率为0.85,于是左下方的数字必定为0.15。(上下方两个方格的概率之和必为1)

血液相匹配的概率0.85,也可能意味着其他事:其他人在现场留下血迹的概率为0.15,而此人并不是嫌疑人。

再看那个0.15,用 49*0.15 得到7.35,把这个数字填到右上方格中;再用49减去它,从而得到右下格的数字。

这就是法官和陪审团需要评估的信息:

P(嫌疑人有罪 ∣血液相匹配) = 0.85/ 8.2 = 0.10

P(嫌疑人无罪 ∣血液相匹配) = 7.35/ 8.2 = 0.90

上述证据说明,嫌疑人无罪的概率大约是其有罪概率的9倍。

计算的起点是他有罪的概率为0.02;所以新的信息实际上使他有罪的概率增加了5倍。尽管如此,他无罪的概率仍然很大。

然而,现在假设有出现了新证据 —— 在嫌疑人的外衣上发现了马的毛发,而且毛发属于被下药的马的概率为0.95(属于其他马的概率仅为0.05)。

现在就可以把贝叶斯概率串联起来了,重新填写一个表格。

于是,现在通过计算可以看到:

P(嫌疑人有罪 ∣证据) = 0.68 P(证据 ∣嫌疑人有罪) = 0.95

P(嫌疑人无罪 ∣证据) = 0.32 P(证据 ∣嫌疑人无罪) = 0.05

新的证据表明,在假定新证据真实的条件下,嫌疑人有罪的概率大约是其无罪概率的两倍。

上述演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现实中很多法官和律师并不懂得如何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组织证据;P(嫌疑人有罪 ∣证据)=P(证据 ∣嫌疑人有罪)的错误非常普遍,它甚至有一个名字叫“检察官谬误”(prosecutor’s fallacy)。

但现在你已经明白了这个方法是多么有用。下次再涉及冤狱时你的博客文章可以比法官更有说服力。

实际上贝叶斯算法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完成,而无需那个四重表。

贝叶斯法则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对于上述例子,使用这样的概念: G 代表事前概率,即 犯罪嫌疑人有罪(在了解到实验室报告之前), E 代表血型相匹配的概率,而目的是计算 P( G ∣ E)。

将这些数据代入上述贝叶斯法则公式,可得到:

为了计算贝叶斯法则并且求出 P( G ∣ E),需要借助下表:

最后

在《1984》中,大洋国的政府宣传机构负责篡改历史记录和其他文件,以表达政府的宣传议程。必要时真理部还会提出如“2+2=5”。

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看一个最近的例子《宣传大方向令企业媒体忘记了幼儿级数学题的做法》。

不幸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想要弄清一个报道是真知识还是反知识,已经成为极其困难的事。

正如本系列6篇文章所演示的,不论是专家还是媒体,都不可完全信任,政客更不用说了,他们满嘴都是谎言。

在反科学的偏见已经进入公共语话和网络世界的今天,只有最严谨的批判性思考才能保住真相。

批判性思考是一种积极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并用新的信息去更新自己的知识。就如上述演示中希望呈现的。

花费时间在评估表述上并不意味着很好地利用了时间,它还应当被看作隐藏在我们所有人讨价还价过程中的一部分。

从前,收集信息并加以分析所需要的时间从数个小时到数周不等,而现在,只需几秒钟便能完成。以前,人们要去图书馆和距离很远的档案馆,或者在厚厚的书本中查阅所需的信息,这些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今天在这方面已经节省了大量时间。

我们都需要把那种隐性的讨价还价转化为显性。

隐性的讨价还价指的就是把自己在获取信息方面节省出来的时间用于进行恰当的信息核实工作。

正如你很难再相信那些曾经向你撒过谎的人一样,如果你自己的一半知识都属于反知识,那么你也很难再相信自己。

实际情况是,现在反知识在整个互联网上俯拾皆是。

与大量不具备确定性的事情相比,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差不多数量的具有确定性的事,便会获益良多。

反知识和错误信息的成本可能会非常高昂,甚至可以改变历史走向。就如我们曾经在《伪真相》中分析的那样。

本系列提供的简单知识完全可以帮助您走在撒谎者和轻信者的前面

恶搞统计数据:小心媒体用统计忽悠人(3)

数字总是看起来很正经,尤其是来自大媒体的统计数据,的确挺容易忽悠人的。但是要知道,随便在里面搞点小动作,就能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
继续此前的话题,关于撒谎者是怎么愚弄你的。

如果您还没有读过前面的两部分,在这里看到:《“让数据说话”只是个唬人的幌子:识破谎言(1)》《数轴有鬼:用数据可视化撒谎很简单(2)》

谎言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果这样说会让你感觉不适的话我非常抱歉,但事实就是这样,人类是动物界最会撒谎的物种。

而且,如今在高科技的支持下,谎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发酵、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扩散。

就如我们在“战略性欺骗”系列话题中所分析的,谎言完全可以作为有利武器来使用,潜移默化中令目标人或群体做出不利于自身的荒唐决策,甚至可以长期虚弱人们的判断力 —— 因为认知一旦建构就很难被推翻。

这种现象体现在两个方面:1、人类的语言究竟是在论述事实还是在编造事实,已经越来越难以分辨,因为人们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有目的的;2、教育的匮乏,已经对几代人构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两个方面都无法通过几篇文章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把最常见的忽悠总结起来,集中分析一下;只要有更多人认识到这些问题,加入到抵制虚构和隐瞒的斗争中来,真相回归就能很有希望。

这就是本系列文章的目标。

谎言危害的不仅仅是民主,更有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随时随地的、白花花的银子……要知道任何时候都有一大群人在瞄准你的钱包,忽悠就是他们最强大的抢劫工具。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你正在考虑是否应该购买一个新款汽水的股票。你正在努力思考,这时从该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偶然发现了这样一张销售数据图:

这张图显示该公司的销售业绩非常不错 —— 销售额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你会就此认为现在购买其股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别忙,此处应该运用一些现实知识。

汽水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虽然该公司的销售额正在增长,但也许并没有竞争对手的销售额增长得快。

作为一名潜在的投资者,你真正需要的是分析该公司与其他公司的销售额对比情况。或者是,分析该公司的销售额随着其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化而呈现的变化。

当市场快速发展时,该公司的销售额有可能只是略微上升,而其竞争者的市场收益则更大。

下面展示的是一张双Y轴图,你会看到,这家可乐公司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如我们在前面文章中所演示的,不道德的绘图者能够通过修改图中右侧的Y轴,使图呈现出他们想要的任何内容,但是此处这个双Y轴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两个Y轴分别代表不同的内容,其数量不可以共用同一个数轴。

看一下该公司的盈利情况也有助于你做出买不买的明确决策:利用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效率优势,该公司极有可能在销量较低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润。

请注意,有人援引了一项统计数据、或者向你展示了一张图,并不能表明他们所持有的观点得到了证明。

你需要做的是确保自己得到了真正重要的信息,并忽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

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假设你在一家公司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工作。该公司生产一种叫作 Frabezoid的玩具。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公众对该产品的需求一直很大,其销量逐年增长。通过新增生产设施、增加员工人数,以及为员工升职、加薪,公司扩大了经营规模。

但是你的上司对你说,公司最近的销售报告出来了,同上个季度相比, Frabezoid 的销量下降了 12%。

公司总裁即将召开一次大型新闻发布会,商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总裁在召开发布会时有一个惯例,就是要在身后的大屏幕上向与会者展示一张大图,以便介绍产品的销售情况。

销量下降的事实一旦传扬出去,公众就有可能认为 Frabezoid不再值得拥有了,这种情况会导致销量进一步下跌。

这时候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如实绘制一张过去4年里 Frabezoid 的销量图,那么这张图就应该是这样的:

图中曲线呈现的下降趋势正是问题所在。

要是能把这条线变成上扬该多好呢……

是的,的确有办法。

你可以绘制累计销量图。不要按照每个季度的销量来绘图,要使用每个季度的累计销量,即 目前为止的总销量。

所以,哪怕你只卖出了一件商品,累计销量图都会呈现增长趋势,就像下面这样:

看起来不错是吧。如果仔细观察这张图你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它们依旧表明了上季度的销售状况比较糟糕。

你能看到曲线的上升坡度变小了,这就是销量下降的线索。

不过,人们的大脑并不擅长觉察这样的变化率(在微积分中叫它一阶导数,即 曲线斜率)。

因此在平常人眼中这张图似乎说明该公司的销量表现依旧强劲。

这种做法一点都不奇怪。苹果公司在2013年的 iPhone手机销售会议上,Tim Cook 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2013 The Verge, Vox Media Inc
这就是今天第一个要说的骗局。

在同一张图中绘制不相关的事物
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事物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必定会出现一些巧合。看过蝴蝶效应的电影吗?

比如公路上卡车的数量和你的薪水同时在增加;你小时候的电视节目数量随着你的身高增长而增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事的变化引发了另一件事的变化。

请注意有人会在此处设计骗局。当两个事物互相之间产生关联时,不论其中的一个是否引发了另一个,统计学家都把它们称之为“相关”。

⚠️请谨记这句法则:相关并不暗含着因果关系。

形式逻辑对这个法则做了两种系统的阐述:

(1) 在此之后,即 以此为因。

这种逻辑谬误产生于这样的认知:认为由于Y发生在X之后,所以X导致了Y的发生。

人们一般都会在早晨上班之前刷牙,但是刷牙并不是上班的原因;你放了一个屁,然后你女朋友跟你分手了,那个屁很可能并不是分手的原因,如果你今后担心自己的屁而不敢找新女友那就太亏了。

尤其是在人们不知道当下的事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这种逻辑谬误被使用的可能性最高。

的确每件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但经常不是源于此前发生的其他可见的事。这种联想在自我审查方面特别常见,比如一个人的推特账户被冻结了,大多情况下第一个设想的就是“我此前发布了什么东西?”

这种自我审查经常会比实际的情况更加苛刻,导致账户解冻后持续限制言论自由。(账户冻结的情况有可能源于监测到入侵,或者你允许太多机器人关注你,被视为与trolls宣传网络相关等等,当然还有来自你的仇家的恶意举报)

⚠️并且,媒体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来引导舆论,特别能唬人;而且你还无法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在措辞上并没有强调相关性,只是摆出了两件事前后发生 —— 而相关性是读者自己联想出来的,这就叫宣传的“润物细无声”。

遇到这样的新闻报道请仔细想想,为什么媒体要提及“此前发生了事件A”,而不是事件B、C、D……?只因为A才符合宣传意图。

(2) 与此同时,即以此为因。

这种逻辑谬误产生于这样的认知:认为两件事同时发生了,其中一件事必然是另一件事的原因。

为了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泰勒·维根(TylerVigen)曾经专门编写了一本书并创建了一个网站,全部以“假性共存 — 相关”作为专题,比如下面这个:

解释这张图的方法有四种:

溺水死亡导致了的电影上映;
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上映导致了游泳池溺水死亡事件的发生;
第三种因素(尚未查明)导致了上述两个事件的发生;
它们两者毫不相干,其表面上的相关性不过是巧合而已。
如果把脑子关闭你就可以宣称“该研究证明了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具有防止溺水的作用”;或者“防止溺水的有效方法是让他少拍电影”。

你还记得萧敬腾和下雨之间的关系吗?似乎流传甚广。

💡在一些情况中,具备相关性的事物之间其实并没有实际的联系,它们的相关仅仅是巧合而已;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人们可以在相关的事物之间找到某种因果联系,或者至少可以编造一个合理的说法以便获得新的数据。

如果你认为是由于人们沉迷于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情节,而导致了失足落水?但是对电影的沉醉也可能同样提升交通事故率和重型机械的受伤率等等,为什么只是溺水?在做更多的数据分析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

⚠️做这种相关联想也是媒体很常用的宣传手段。

就如2018年末推特封锁账户事件中,由于其中一个被封锁的账户是中国异议人士吴淦的声援者,于是一大群媒体都在讲述“推特审查中国异议”的故事。

但是与此同时被封锁的账户还包括IYP,还包括至少一位非常活跃的特朗普粉丝,但从来没有被媒体提到过。

因为其他案例会打破结论的逻辑和理性吗?难道不是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事实、而是为了满足于特定结论去寻找能支持它的案例?

请不要误会,谴责推特等监视资本主义巨头的审查是IYP的主题之一,我们非常希望能证实推特在扼杀言论自由,证据越多越好,我们的去中心化倡导将有希望更快速实现。

但必须是证据。⚠️如果被人们发现你的声称中任何一点不是证据,人们就会怀疑你的一切目的,包括你倡导的去中心化 —— 不论你的目标有多正义,这点都是无法避免的。活动家尤其需要注意这点。

关于《什么是证据》详见这篇文章的分析。

对于尼古拉斯·凯奇的例子,你甚至还可以猜测第三种因素,比如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发展得更好会促使人们在娱乐休闲活动方面增加投入,制作的电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度假和游泳……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图中描述的两件事 — — 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上映和游泳池溺水死亡,都不是彼此出现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导致了两者的发生。

统计学家将其称为解释相关性的第三种因素。这类例子非常多。

事实上可能性较大的情况是,这两件事情并不相关。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就能知道。

RandallMunroe 曾经在他的网络漫画《xkcd》中描述这个问题。有两个明显都是大学生的火柴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说,他以往总认为相关性暗含着因果性。后来,他去上了统计学课程。现在,他不再这样认为了。另一个学生说:“听起来好像统计学课程起作用了。”第一个学生回答说:“嗯,也许吧。”

欺骗性插图
利用统计学说谎的人(尤其是媒体)经常会使用信息图来引导舆论,⚠️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不会深究。

请思考下面这张图,它完全可以用来吓唬你,让你相信恶性通货膨胀正在吞噬你的血汗钱。

乍一看,这张图的确很吓人。

但是稍微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图中的剪刀位置并不是整张纸币的4.2%处,而是大约42%的地方。

⚠️当你的视觉系统和逻辑思维系统二者产生矛盾时,除非你费尽全力去克服视觉上的偏见,否则最终获胜的往往都是视觉系统。

准确的信息图是下面这样,但它给人情感上带来的冲击力却弱化了很多是吧:

解释中出现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汇报都能比较恰当。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如记者、律师,以及任何非统计学专业的人,他们在报告统计数据时往往会犯错。

要么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统计数据,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措辞方面的一些细微变化会改变其含义,再或者就是故意的,为了一个固定的宣传目的。

在运用统计学知识的任何阶段,比如在实验性设计,数据的收集、分析或解释过程中,都会出现使用者不能胜任统计工作的情况。

结果就是,报告的统计数据有时并不恰当。

考虑这样的例子。如果你正在说服股东,让他们相信你的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那么或许你会发布有关年度销量的统计数据,并且向他们展示公司的销量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然而,如果你的公司产品的市场正处于扩张期,那么产品销量的增长原本就是可以预见的。

投资方和分析人士真正想要了解的极有可能是你的公司的产品的市场份额是否出现了变化。

假如由于竞争者突然发难,抢走了你的消费者,导致你的市场份额出现下滑趋势,那么怎样才能使销售情况报告仍然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呢?

很简单,你只需要对真正相关的市场份额统计数据不予报告,而代之以报告销量的统计数据就可以啦。销量在不断上升,一切都没有问题!

类似的例子非常多,都很能唬人。

人们在25年前的按揭申请中所显示的财务状况,对于建立今天的风险模型来说,很可能没有什么用处。网站上的消费者行为模式很快就会变得过时。

建造过街天桥时所用的混凝土的整体性统计数据,与统计建设桥梁所用的混凝土的整体性数据,也许毫无关联(即使两个建设工程刚开始时都使用了同一种混凝土,湿度和其他因素也有可能使其出现偏差)。

你可能听说过类似“4/5的牙医都推荐患者使用高露洁牙膏”这样的说法。这是真实情况。

这些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广告,其背后的广告代理商想让你相信,牙医们最看好高露洁而非其他品牌的牙膏。

但是,这并不是真实情况。

英国广告标准局曾针对以上说法展开过仲裁调查,并最终裁定它是一种不公正的说法。

其原因在于,高露洁公司的调查问卷允许牙医们推荐的牙膏不止一种。

事实上,高露洁最大的竞争者的品牌名称在该问卷中出现的频率几乎和高露洁一样(但是在高露洁广告中你却看不到这个细节)。

⚠️如果你不仔细思考人们传递给你的信息,那么凭借对统计样本单位的操纵,人们就可以用无数个手段来欺骗你。

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CSPAN(美国一家提供公众服务的非营利性媒体公司,由美国有线电视业界联合创立)的一条广告声称,其服务范围“可覆盖”一亿个家庭。

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亿人在收看 CSPAN 的节目,甚至还有可能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收看它的节目。

然而人们往往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亿”上。

对统计样本单位的操纵还能够影响公共政策。

一项针对洛杉矶市区各街道垃圾回收量的调查显示,其中一条街道的垃圾回收量是其他街道的2.2倍。

在市政局为该街道的居民颁发奖章之前,先想想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字?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条街道的居民人数比其他街道多两倍以上 — — 也许是因为街道很长,也许是因为该街道上有很多公寓楼。除非整个市区的街道都相同,否则,以街道为单位来衡量垃圾回收量就是不恰当的统计。

更好的统计方法是按照住户(衡量每个家庭的垃圾回收量)来统计。

由于人口多的家庭的物质消费比人口少的家庭要多,所以以个人为单位统计垃圾回收量是最好的做法。

也就是说,要调整垃圾回收数量的统计样本的单位,把街道上的居民人数考虑在统计当中,因为这才是这项统计工作正确的统计样本单位。

媒体经常使用这样的统计糊弄人。

2014年,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干旱肆虐。同年,《洛杉矶时报》对加州兰乔圣菲市的居民用水情况进行了报道:

“ 9月,该地区住户平均每天耗用的水量几乎是加州南部沿海家庭每天用水量的5倍。这为他们赢得了‘全加州最大民用水挥霍者’这个不光彩的名声”。

但是,住户并不是这项统计真正恰当的统计单位。

更好的统计单位应当是个人 — — 一种可能性是兰乔圣菲市居民的家庭规模更大,这就意味着洗澡的人更多,洗碗的人更多,使用冲水马桶的人也更多。

另一种可能性是,以英亩为统计单位,兰乔圣菲市住户的家庭占地面积往往更大。

也许为了防火和其他原因,住户在土地上都种上了绿色植被。所以,兰乔圣菲市住户的占地面积虽然较大,但是每平方英亩消耗的水量却并不比加其他地方多。

上述文章的问题在于,它们对数据做了调整,目的是使兰乔圣菲市居民的用水量看起来好像超出了配额。

但是,它们提供的数据实际上并没有证明其目的。

💡采用计算比例而不是计算实际数字的方法,往往有助于提供正确的统计样本单位。

假设你是一家公司的西北地区销售经理,负责销售的产品是通量电容器。虽然你的销量已经提高了很多,但仍然比不上公司销售方面的对手 — — 来自西南销售区的人。

这几乎没有公平可言,对方负责的地区不仅地理面积更大,而且人口更多。然而,公司会根据你向上级展示的产品销售能力发放奖金。

有一种方法可以合理地汇报你的销售业绩:根据你负责地区的面积和人口来汇报销量。

换言之,在绘制销量图时,要按照销售区内平均每人或每平方英里的销量,而不是按照销售总量。

采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个,你的销售业绩都会看起来比别人更优秀。

新闻报道表明,2014年是飞机失事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全年发生22次飞行事故,造成992人死亡。但是,如今的飞机其实比以往更加安全。

这是由于现在的航班数量比以往多得多,992的死亡数字相对于每100万名乘客(或每100万英里的飞行距离)的死亡数字来说,其实代表着很大幅度的下降。

在一家主流航空公司的任何单程飞行过程中,你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大约为五百万分之一 —— 这比你死于其他任何活动的概率都要小,比如步行穿过街道和吃东西(噎死或食物中毒致死的概率比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还要高1000倍)。

在此处,⚠️比较的基准非常重要。

这些统计数据的时间跨度都是一年。我们还可以改变统计基准,转而分析一小时内这些活动的情况,而这将改变整个统计量。

似是而非的差异
在试图弄清楚两个待处理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时,常常需要运用统计学知识:同一块土地上施用的两种化肥、两种不同的止痛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两组不同的薪水(比如,做同一种工作的男人和女人的薪水)。

两个待处理对象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种:它们之间可能确实存在差异;统计样本中可能存在混淆因子,它们却与实际的统计对象毫不相干;计量方法可能有误;还可能存在随机变异 — — 出现了一种小概率差异,它有时出现在方程的一边,有时出现在另一边,这要取决于你查看的时间。

研究者的目标在于寻找稳定、可靠的差异,而我们则要努力把差异和实验误差区别开来。

⚠️请注意,对新闻媒体使用的“显著”一词的方式一定要保持警惕。

因为对统计学家来说,这个词语的含义并不是“显著”。

统计学中的“显著”指的是统计结果通过了数学测试,比如t测验、卡方检验、回归分析以及主分量分析等(这样的测试方法有几百种)。

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测试,可以对用纯粹巧合解释统计结果的容易度进行量化。

当统计对象数量庞大时,即使程度上很琐碎的小差异都能够超出变化和随机模式解释的范围。

这些测试并不能知晓哪个差异具有显著性,这是一种人为判断。

在两个统计群组当中,你的统计对象越多,就越有可能找到各个统计对象之间的差异。

假设我要测试两种汽车 — — 福特汽车和丰田汽车的年度维修成本,我所采用的方法是,看一下每种汽车(各10辆车)的修理记录。

比方说,假定福特汽车每年维修成本的算术平均数比丰田汽车高8分钱。这个小差异极有可能达不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而且很明显的一点是,每年8分钱的维修成本差异不会成为选择购买哪种汽车的决定因素 — — 由于差异太小,因此无须考虑。

但是,如果我看的是500000辆汽车的修理记录,这个8分钱的差异便具有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但是,从实际意义来说,这个差异却无关紧要。

类似地,一种治疗头疼的新药物可能在统计学意义上能更迅速地治愈你的头疼,但如果只是快了2.5秒,这……你真的觉得它很重要吗?

内插法和外推法
提问:星期二,你走到花园,看到蒲公英长到4英寸高。星期四,你又看了一眼,蒲公英已经长到6英寸。那么,星期三时蒲公英有多高呢?

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因为没人在星期三时测量蒲公英的高度。

但你却可以猜测:星期三时蒲公英的高度有可能是5英寸,这就是内插法。

内插法指的是利用已知的两个数据点,估算出你想要知道的位于这个两点之间的那个点的数值。

那么6个月后,蒲公英会长到多高呢?

如果它每天生长1英寸,你就可以回答说6个月(约180天)后它将长高180英寸,长到186英寸,或者说高度超过15.5英尺。

此处,你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外推法。

但是你见过这么高的蒲公英吗?一般人都没见过,那基本是怪物。

因为当蒲公英长到一定高度时,其自身的重量会把它压倒,或者它会死于其他自然方面的原因,或者被人踩踏,又或者会被除草剂除掉。

内插法并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方法,但如果两个观察对象相互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使用内插法一般都能做出较好的估计。使用外推法的误差则更大,因为你的估计已经超出观察对象的范围。

一杯咖啡的温度降到室温所需要的时间是由牛顿热力学定律决定的(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气压和杯子的组成成分等)。

如果你的咖啡的起始温度为华氏145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观察到其温度降低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你的咖啡的温度每分钟会降低5华氏度。如果你在两个观察点之间进行内插,比方说,你想知道两个测量时间点中间咖啡的温度,那么你的内插所得数值将会非常准确。

但如果你从上述温度模式中进行外推,那么你很有可能得到一个荒谬的结果,比如说30分钟后咖啡的温度将会降至冰点:

外推法没能考虑到这样一个物理学上的限制条件:咖啡的温度不可能降到室温以下。

同时,外推法还忽略了另外一个情况:当咖啡的温度降到与室温接近时,下降的速度就会减缓。

所以,咖啡冷却函数图形的其余部分应当是这样的:

请留意,图中前10分钟内的曲线坡度在10分钟之后没有继续保持 — — 曲线变得平直了。

这说明,当你使用外推法时,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1)必须要有大量的观察点;(2)必须具备关于所统计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些知识。

精确度和准确度不是一码事
看到数字具有精确度时,人们往往会认为它们也具备准确度。

但事实上,精确度和准确度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说“如今很多人都在购买电动汽车”,你会认为我只是在做猜测;但是如果我说“售出的新汽车中有16.39%是电动汽车”,你就想当然地认为我所说的是实际情况。

可是,你混淆了精确度和准确度。上述数据有可能是我编造的,也有可能是我在电动汽车4S店附近的少数人中抽取的狭隘的统计样本。

这也是媒体最常用的忽悠大法。

回忆上篇文章中的例子:《时代周刊》的那个标题,即 “使用手机的人比用马桶的人还多”。

这种表述并非不合理,但却是对事实的一种扭曲,因为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联合国的研究报告称,可以使用手机的人比可以使用马桶的人多。我们知道,这种表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几十个人可以共同使用同一部手机。尽管全球范围内卫生设施的缺乏仍然令人忧心,但该杂志的标题听上去让人觉得,假如你去统计数量,会发现世界上的手机数量比马桶还要多。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数据的支撑。

当你在统计学中见到类似“可以使用到”这样的表述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人们可以使用到医疗保健服务,不过这意味着这些人的居住地距离有医疗设施的地方比较近,并不是说这些医疗场所就一定会接纳他们,或者人们就一定能够负担得起医疗费用。

正如上文中解释的那样,尽管 CSPAN 公司的电视节目可以覆盖到1亿个家庭,但它并不能表明有1亿人在收看该公司的电视节目。

只要能够说明,世界总人口中有90%的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连接,那么我就可以宣称,全世界有90%的人都“可以阅读到”这篇文章。

比较截然不同的事物
用统计数据说谎的一种方式是对比不相同的事物,比如比较数据集、人口、产品类型等,并且假装它们是相同的。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自由职业者比996还累(工时更高)。

这也许是事实,但是,自由职业和996之间没有可比性。就如自主勤奋和被剥削之间没有可比性。

当贝索斯成为第一首富的时候,亚马逊的员工在大街上排着长队领取政府救济的食品券,你不能因此说:“失业人士都不一定能领到食品券呢”,同样道理。虽然是事实。

再一次,媒体的宣传很喜欢采用这类谬误。

比如采用较隐蔽的方法,你就可以宣称,战争时期(比如阿富汗战争)在部队服役要比待在美国本土舒适的家里更为安全。

这种说法的推理起点是:2010年,有3482名美国现役军事人员丧生。鉴于美国军队的总人数为1431000人,所以军队现役人员每1000人中就有2.4人牺牲;而2010年,全美国每1000人中死亡的人数为8.2。

换言之,身处作战地区的军人的安全率是居住在美国本土的人的3倍多。

这是什么情况?所有数据都是真实可查的啊?因为,上述两个统计样本没有相似性,所以不能直接将其加以比较。

现役军人一般都是健康状况良好的年轻人。这些人的伙食很好,医疗条件也很好;而美国总人口却包括了老年人、病人、无家可归者、瘾君子、飞车党、掷刀游戏玩家(一种儿童技巧游戏,不能让掷出的刀子在地上呈竖立状态的玩家,即被罚以用牙齿拔地上的刀)……以及很多饮食和医疗条件都很差的穷人。

所以,无论身处何地,美国大众的死亡率都较高。美国军队现役人员并非全部都身处作战地区 — — 其中一些人待在非常安全的军事基地,或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抑或驻扎在位于郊区零售商场的部队征兵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经刊载了一篇文章。该文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全国范围内分别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人数比例。

它的问题在于,统计抽样方法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了变化。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采用的抽样方法是现场采访或信件邮递,而到了70年代则通过电话采访进行抽样调查。

20世纪早期的电话抽样结果偏向于那些拥有座机的人,即富裕阶层。至少在那个年代,富裕的选民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

进入21世纪,手机成为抽样调查的途径。此时的抽样结果则偏向于那些选择支持民主党的年轻选民。

无法确切地知道,20世纪30年代以来,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人数的比例是否发生了变化。

原因在于,相关的统计样本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之处。

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同一件事,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在做统计结论之前,一定要当心样本方面的变化!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撰文写到,医生数量在12年里增加了,而同一时期医生的平均工资却显著下降了。

读者会从中获取什么信息呢?你或许会下结论说,由于医生人数太多,所以现在不是选择成为医生的好时机。

而且,由于医生人数大于社会需求,所以每个医生的薪水都下降了。

你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请注意,上述报道中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撑这个结论。

⚠️有时,人们之所以会比较截然不同的事物,是因为它们来自不一致的次级样本,即人们忽略了一个自己尚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的细节。

例如,当从一块施用了新品种化肥的农田中抽取玉米样本时,你也许并没有注意到,一些玉米穗获得的日照更多,而另一些玉米穗吸收的水分更多。

再比如,在研究交通模式如何影响街道路面的重新铺设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某些街道表面的水流更多,从而影响了所需要的沥青数量。

统计样本的混合是指把不相同(不同种类)的事物全部放在同一处或归入同一类别 — — 对比截然不同事物的一种形式。

如果你考察的是由同一家工厂生产的有缺陷齿轮的数量,那么你就有可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齿轮放在一起计数,从而使最终的统计数字满足你的特定目的。

再比如,你想把失业问题作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来探讨,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 把背景情况很不同的人和真正的失业者混杂到一起。

一些人身体上有残疾,所以无法参加工作;一些人由于在工作中偷窃或醉酒因而让雇主有正当理由将其解雇;有一些人想要工作却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一些人在监狱服刑;还有一些人不打算再工作了,因为他们已经回到学校学习、或者靠家里养活自己。

当用统计数据来影响公共政策,或者为某事筹集善款,抑或营造社会舆论时,人们经常会忽视统计样本的细微差别,但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统计结果。

一个报告表明,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令人惊诧的23%。该报告其实把一般来说应当出现在不同类别中的人混杂在了同一个样本之中了:它把没有找工作的学生也算作失业人员,同时还把刚被解雇的工人和正在找工作的工人也归入失业人员之列。

2015年7月,《今日美国》报道称,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到了5.3%,“这是自2008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

综合性更强的新闻机构,包括美联社(AP)、《福布斯新闻》和《纽约时报》均报道了失业率明显下降的原因:很多失业的人放弃了寻找工作,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已经不能再将其视为工作人口了。[Schwartz, N. D. (2015). Jobless rate fell in June, with wages staying flat. New York Times, B1 (July 3, 2015)]

似是而非的样本类别细分
⚠️与样本类别混合相反的做法是样本类别细分,它也能诱使人们相信各种虚假的信息。

为了把X说成是导致Y出现的首要原因,只需要把其他原因细分为越来越小的类别,就可以了。

假设你在一家生产空气净化器的公司工作,你需要完成这样一项工作:证明在美国,呼吸道疾病是导致死亡的首要疾病,它排在心脏病和癌症之前。

事实上,截至今天,排在第一位的致死性疾病仍然是心脏病。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是:本年度心脏病致死:611105例;癌症:584881例;慢性下呼吸道疾病:149205例。

现在,暂时不考虑家用空气净化器有可能无法显著地预防呼吸道疾病这样的细节性问题。

但是,从产品营销的角度来看,诸如你的公司“致力于预防致死率排在第三的疾病”之类的宣传说法,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等一下,心脏病并非只有一种,它有很多种:

急性风湿热和慢性风湿性心脏病:3260例
高血压性心脏病:37144例
急性心肌梗死:116793例
心力衰竭:65120例
像这样的心脏病种类还有很多。

下一步,把癌症也细分为更小的次级类别。通过不对样本种类进行混合,并且创造出这些非常好的细分类别,你就成功做到了 — —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现在俨然成了致死率最高的疾病。

现在你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份奖金。

一些食品公司就采用了这种细分样本类别的策略,从而隐藏了其产品中脂肪和糖分的含量。

“假新闻”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纯粹的占据比例不会超过10%,而且不难识别;而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的“假”上,就会错过90%的隐性误导 —— 这90%才是真正难以被识别的。

能起到有效的忽悠作用的新闻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只需要使用一些巧妙的措辞和/或对数据呈现方式的小小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要普及这些鉴别知识,尤其是关于“什么是证据” 的概念标准,只要能有更多人具备鉴定的直觉,假货就不会造成太过致命的结果。

想象力、创造力和较量 — 欺骗与反欺骗的互动(3)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峙中唯一不变的就是较量的互动。在对手研究你的时候你也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对手。战略性欺骗完全可以成为弱者的武器,虽然它并非绝对灵丹妙药。技术实力依旧是关键。只有当你和对手的力量落差太大,你的实力无法有效发挥的时候,请记住,你还有心理学这种武器…
经验显示,挫败对手实施欺骗的努力十分困难。但每一次欺骗行动都注定留下蛛丝马迹。

因此只要进行了欺骗,就存在被发现的可能。区别只是在于,发现的时间,是及时、还是为时已晚。

此外,尽管所有欺骗计划都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欺骗计划能绝对保密。

在整个欺骗行动中,有多少种欺骗方法,就有多少种反欺骗的对策。

欺骗和反欺骗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其运动机理近似于动态博弈 —— 潜在的进攻方先采取某些行动,防御方可能根据该行动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进攻方则可能考虑到防御方的反应,从而会在进一步的行动中调整策划案。

总之,就如密码学本身就包含构建和破解两部分,战略性欺骗自诞生以来,欺骗和反欺骗的较量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 情报和反情报的对抗 ——
情报领域是这场暗战的关键之地。

双方的情报和反情报的斗争从来不会停止。可以从战略性欺骗的行动过程来了解其中的明枪暗箭。

1、首先,在战略性欺骗计划阶段,表现为欺骗方的积极情报、和潜在被欺骗方的反情报互动

英国学者 Howard 说,欺骗不仅需要良好的安全保密,而且需要良好的情报。这是所有欺骗活动中两个必要的支撑。

⚠️对对手情报能力和弱点的了解将方便欺骗者有针对性地制订欺骗计划,有针对性地释放错误信息,并确定对方的接收情况。

要知道,这些情报无疑是潜在被骗者的核心机密,其反情报措施森严,双方的情报战就此拉开序幕。

欺骗方的矛是否能刺破防御方的盾,决定了这场情报战的胜负,除非有特殊情况,如二战中英国英国情报部门破解 Enigma 从而掌握了德国的核心机密。

通常,有关决策者心理之类的核心情报难以通过情报搜集手段获得。因此,欺骗方只能搜集一些相关资料,通过情报分析手段对对手决策者的心理及认知进行判断,从而为有针对性的欺骗行动占取先机。

2、其次,在战略性欺骗的实施阶段,针锋相对的是潜在被骗者的积极情报活动与欺骗方的反情报活动。

任何欺骗行动都是不完美的,欺骗者也清楚对手希望看见自己的底牌,因此必须压制对手获取情报的能力,封锁对手搜集情报的渠道,将欺骗和拒止手段结合起来,隐真示假。

⚠️社交媒体情报自社交媒体诞生之初就是你所有对手对你进行情报活动的一个关键窗口,而直到如今人们依旧没能重视起这件事,导致“我在明他在暗”的窘迫。从一开始就输掉了。

反抗绝不可以这样。要时刻知道,你的对手一直在千方百计地研究你,而你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以及哪些信息正在起到间接的关键作用。所以,至少不要亲手曝光自己。

更多方法详见《角色扮演:行动者刚需》《分裂人格的魅力》。

如角色扮演和分裂人格,这些基本的欺骗方式本身就是针对对手情报分析能力的一种反情报方式,它以挫败对手的行动为根本目标。

欺骗的成功意味着被骗者的情报失误。

—— 想象力、创造力和较量 ——
欺骗是一门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

战略性欺骗者往往都是不守常规的决策者,他们乐于突发奇想,为潜在的被骗者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出其不意,“以正合、以奇胜”。

同样,⚠️成功的反欺骗也必须从此处入手,突破常规的思维定势,透过看似真实的噪音发现真正的信号。

IYP在OSINT演示中体现了很多情报挖掘的思考方式,其中大部分内容均表现了突破思维定势的线索追踪技巧。这种技巧不论是对进攻还是防御来说,都非常有用。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较量是欺骗和反欺骗互动中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这一。不论是哪一种欺骗,不论其目的如何。

本质上,战略性欺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首当其冲的表现就是他们敢于在战略层面任由欺骗充分发挥效能。

但内容上,欺骗者最体现想象力的地方就是手段方法。虽然 Whaley 认为,欺骗的手段方法即便多次重复使用也不会失去效应,但是,成功的欺骗者大多采取了非常罕见的非常规手法来隐真示假。

1943年,盟军在北非沿海港口集中大量部队,准备登陆西西里岛。从战略上看,北非战役结束后,盟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西西里。

“关于这一点,只要不是十足的笨蛋,谁都会知道” —— Anthony Browne

但为了减少登陆阻力,盟军决定实施欺骗。

丘吉尔批准的计划是这样的:搞一具男性尸体,把他装扮成皇家海军陆战队一名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参谋人员(“马丁上校”),在他身上放一份特别炮制的文件,明确表示盟军准备在地中海发起进攻。但目标并非西西里。然后让尸体漂流到西班牙海岸,引起德军和西班牙情报机构的注意。

这个欺骗计划极具想象力。当那个不存在的人携带着精心伪造的文件出现在希特勒面前时,德国人“从没想到英国情报机构会利用这样的手段来传递假消息”。

欺骗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些是出自个人的天赋和性格因素,有些则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

创造力有些时候会在巨大的外在环境刺激下爆发。

此时就不仅表现出设计陷阱的手段精妙,还能表现在他们的突破常规方面,甚至敢于冒险突破自己的行事风格。

在历史上成功的欺骗案例中,⚠️很少有被骗者因为缺乏情报资料而错过发现欺骗的机会,他们往往只是因为在分析过程中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失去了觉察欺骗的机会。这点很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欺骗对象落败于欺骗,不如说他们是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输给了对手。

⚠️要破解欺骗者多样化、非常规的欺骗方法,潜在受骗者往往需要突破思维定势。

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就如一张巨大的多维蛛网,而打破思维模式和创新就是 “在记忆蛛网中建立新的联系和路径,从而将原本并无直接联系或联系微弱的事实和概念,重新连接起来”。

没有什么信息是不相关的 —— 英国谚语

1968年,苏联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举世震惊。苏联和捷克之间的危机升级以及此前所谓的军事演习,早已把这次入侵映照得十分透彻,但是,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没有察觉。

因为没有人敢于想象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入侵事件,同样,也没有人想到苏联此前的军事演习和政治姿态与最后的强制手段是有对应关系的。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海湾战争之前的伊拉克。谁能想象一个阿拉伯国家会对其阿拉伯兄弟发起突然袭击?谁能想象伊拉克在经历了8年的两伊战争后,萨达姆还会发起一场战争?

—— 行动力的竞赛 ——
理论上,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理论上,战略性欺骗意味着心理上牵引对方的决策者,这是一个在无形中诱导心理权衡的过程。

很明显,心理战使用的也是相似的方法。他们有想通之处,但是有些情况下不完全相同。

⚠️心理战的目标并不是让对手有特别的行动,而仅仅是影响对手的心境,让对手感到战争是无望的、反抗是无用的、社会是虚无的、自己的遭遇是不公平的、对手是强大无敌的…… (在此需要关联《“冰河”已在你心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 — 监视之恶(三)历史和现实,拆穿谎言》)这才是成功的心理战。

⚠️战略性欺骗则不满足于单纯的心理影响。从行为本质上讲,战略性欺骗是以欺骗者行为牵动欺骗对象的利他行为,双方在行动力方面的竞赛却是看得见的。

对于欺骗者而言,行动力指的是执行欺骗的能力,它是使纸上谈兵的欺骗计划化作现实的欺骗行动的关键;对于欺骗对象而言,行动力意味着应对欺骗的反应能力,也是反欺骗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

行动力的衡量指标包括双方在作为时的速度、质量等要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略性欺骗中,除了决策者、计划制订者以外,还有一类人,即 执行人员。根据需要,执行人员可以暂时吸收正规部队的军人参加活动,让他们进行假的无线电通信和欺骗性伪装,模拟大部队的运动或驻扎。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外交官、公务员、特工、商人、还是新闻记者,都是战略性欺骗中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战时盟军的欺骗行动之所以如此出色,与良好的行动力是密不可分的。仅就伪装示假方面,就能看出盟军在行动上丝毫不怕麻烦、不惜成本、毫不马虎。

为了使德军深信盟军的进攻目标是加来,盟军请来了当时英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在多佛尔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输油码头。这座码头包括输油管道、储油罐、发电站、消防队、乃至警务室,一应俱全,但全部都是采用伪装了的脚手架、纤维板和破旧的下水管道制成的。为了进一步显示盟军的主要集结地点在多佛尔和剑桥地区,通信人员甚至从蒙哥马利的实际驻地朴茨茅斯到多佛尔设了通信专线,使所有电信均从多佛尔发出。

由于欺骗者本身所处的主动位置,其行动往往有充分的时间,这是成功欺骗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却经常被忽略。

欺骗者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一点点对对手制造虚假印象。时间越多,对欺骗者就越有利;越是具有战略性的行动,就越需要时间。

珍珠港事件前,尽管日本方面精心安排了外交谈判、特遣队实施无线电静默等方式,掩饰即将发起的突袭,但是,美国情报部门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外交电报,表明日本想在太平洋某地发起攻击。

原本反欺骗和避免突袭已成定势,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份情报报告在各级渠道中周转直到最终落到夏威夷陆军司令官手中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珍珠港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足见,是美国方面的行动滞后导致了惨剧。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利用密码破译等技术侦查手段已经显现出很大的优势,然而,⚠️缺少的是迅速处理海量资料的能力,更缺乏装置难以从“噪音”和欺骗中分离出正确的“信号”。

在巴巴罗萨行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都存在类似现象。

欺骗者经常能占据上风。但如前所述,被骗者在逻辑上是有可能挫败骗局的。因此,必须考虑潜在的被骗者的弱点,以及反欺骗的可能性,来决定实施一项周密的欺骗行动。

—— 弱者的武器 ——
战略性欺骗有诸多益处,可以让你实力倍增、是反情报利器、收效大、成本低,能够迅速扭转战略态势。但是和所有策略一样,它是辅助手段,无法完全取代实力,技术能力依旧是主要因素。

历史上的战略性欺骗十有八九都能成功,而且带来的是远远大于成本的收益。这是绝对的优势,也因此欺骗者乐此不疲,以至于忘记了决定最终战略后果的是实力,

战略性欺骗是弱者的武器。

许多人相信,由欺骗而达成的突然性可以增大弱者的实力,从而使对峙辩证法失灵。所以,有些决策者在策划时会把战略性欺骗视为灵丹妙药。

赫鲁晓夫在决定向古巴部署导弹时,也求助于战略性欺骗。赫鲁晓夫希望通过欺骗隐蔽苏联的行动,在美国获取真实消息时已经将导弹发射基地建好,这样不仅可以改变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还能够迫使美国在柏林等问题上作出政治让步。

如果不出意外,苏联人本来完全可以建成那些基地,进而将美国大多数重要城市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是,苏联的战略性欺骗在最后关头输掉了,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的最后通牒以及战争甚至核战的威胁。

事实上大多数战略性欺骗者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即 它具有风险性和投机性。

欺骗和拒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严密的安全措施,欺骗计划的泄漏自然会将欺骗者陷入不利的境地。

地缘政治的本质就建立在欺骗上,在国际外交中行使欺骗策略不会受到道德谴责,但肯定会影响欺骗者的信誉。古巴导弹危机中,尽管欺骗计划失败,苏联做出了妥协举动,但是这一事实足以令苏联颜面尽失,最终波及赫鲁晓夫下台。

在国内政治中,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对峙经常无所谓什么信誉,但如果反对派的手段太脏,对其日后的立足有可能带来不利。

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

⚠️欺骗者在传递的假消息里面必须掺杂一些真实信息。这有点像政治宣传中常用的半真相招数(Half-truth)。但是在战略性欺骗中,这点更为危险。

因为其中包含的真实信息的风险难以准确评估,有时会因此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方面最典型的是5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奇袭”行动。

当时联邦调查局希望通过向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提供假情报,误导苏联的生物武器研发方向,浪费苏联的人力和资源。

它通过双重间谍向苏联格鲁乌提供了一种名为“GJ”的毒气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已经经过美军科学家的严格评估,并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但是,事实上苏联人根据这些材料真的发展出了自己的生物武器。

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假情报的风险。美国人相信自己提供的材料会让苏联的研究进入死胡同,但实际上苏联人通过另一个渠道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里面的错误在于“此处未被发明综合症” not invented here,美国人过于相信自己对某一技术的把握了,认为人类的思维模式、解决科技问题的思路大致相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手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时候会出人意料。

不要轻敌。

这种风险很难准确评估,于是它会构成战略性欺骗的另一种无形成本。

下一篇文章将介绍主要方法。这些方法在大大小小的欺骗计划中都是非常好用的,不论是骗丈母娘、社交工程攻防、政治反抗、反侦察、游击队、外交、还是实战。

—— 未完待续 ——

新报告:为什么虚假总是能‘击败’真相?机器人水军并不是主要原因

这是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它揭示了诸多长期存在的、且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问题:主要是人,而不完全是网络机器人(宣传性水军)在“心甘情愿”地毁掉民主,社交媒体变成了认知操纵者的桃花源。唯一的“好消息”是,该报告首次以直观的形式证实了心理学和传播学长久以来的推论,即 人类并不喜欢真相……
人们经常说,中国的异议人士“太喜欢传播甚至杜撰虚假消息,把推特中文变成了垃圾场”。但事实上,非异议人士同样喜欢传播和杜撰假消息,这几乎是人类的通病,太过痴迷于满足或表达自己的立场,只信任那些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而无所谓真假。然而这种人性弱点与民主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它只能意味着最擅长欺骗的人将最终赢得权力。

民主要建立在公民清醒的认识并理解现实的基础上,只有真相才能让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如今,讲述真相变成了某种勇气,因为人们会因个人狭隘的眼界和错误的理解而怀疑你的整体立场,让你变得可疑。反馈往往完全令人无语。我们编译整理的隐私国际组织(Privacy International )的优秀报告《国家级监视赞助商》被中国异议人士认为是“中南海的外宣写的”,只因为其中揭示了美国对外国监视技术能力的促进……如果我们不顾完整性删除关于美国的部分,只发布中国和欧洲对其他国家监视能力的协助,或许就不会招致如此奇怪的评价了?但这不是解决方案。就如负责采集新闻的编辑告诉我,“某些消息应该移除”,因为“中文读者没必要了解这些东西”,我拒绝了。我们的立场是就事论事,而不是顾及哪个政权的脸面。

但我们有可能很难赢过虚假消息,就如当前的状况,我们的就事论事原则令我们脱离了大部分中国异议人士的群体,以至于技术和知识的协助难以惠及这些最需要它们的人。

中国人对假消息概念有误解,源于当局对所谓的“谣言”的打击,人们开始“喜欢谣言”,以此反驳当局对言论的审查。立场是正确的,但该方法是一种被恶意愚蠢的结果。要知道,当局打击的“谣言”只是违背其自身利益的信息,而并非仅仅是假消息,每一种权力都在试图打造自己的“现实”。如果人们被捆绑在这一狭小的视野内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因为中国社会的胜利应该是获得民主,而不仅仅是结束当下的专制。

然而,当下的时机非常不利。我们在《真相衰变》这篇文章中已经解释了很多。本文则来自于一份最新的报告,它显示了更加严峻的现实。

“Falsehood flies, and the Truth comes limping after it”

英国讽刺作家 Jonathan Swift 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虚假一日千里,真相举步维艰”。在三个世纪前,这是夸张的。但根据上周发表在“ 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这句话就是对社交媒体的事实描述。

这项大规模的新研究分析了 Twitter 存在的每一个主要有争议的新闻故事 — 大约 126,000 个故事、时间跨度超过 10 年、被 300 万用户发布,结果发现,真相根本无法与恶作剧和谣言竞争。

研究显示,通过每一个常见的指标,虚假消息在 Twitter 上始终支配着真相,虚假新闻和谣传往往能覆盖更多人、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交网络中,并且比真实的消息传播得更快。

“我们的研究似乎很清楚的表明,虚假信息的表现的确优于真实的信息,”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科学家 Soroush Vosoughi 表示,他自 2013 年开始研究假新闻,并领导了这项调查。“这不仅仅是因为机器人,更可能是源于人性本身。“

该研究已引起社会科学家的警觉。“我们必须在 21 世纪重新设计我们的信息生态系统,”一组 16 位政治科学家和法律学者在发表于“ 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呼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新动力,“以减少假新闻的传播,并解决其所揭示的潜在病理。”

“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新闻生态系统……重视和促进真相?”

新的研究表明,这并不容易。虽然 Vosoughi 和他的同事只专注于推特 — 这项研究是利用该公司向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的独家数据进行的 — 但他们的工作对 Facebook、YouTube 和每个主要的社交网络都有用。任何经常放大引人入胜或挑衅性内容的平台都有可能随之放大假消息。

尽管该研究是用统计学的应用语言编写的,但它提供了对在这些平台上传播的信息之准确性的系统性指控。作者发现,一个虚假错误的故事比一个真实的故事更容易形成病毒式传播。平均而言,一个虚假故事比一个真实的故事的传播速度快六倍。虽然虚假故事几乎体现在每个主题上 — — 包括商业、恐怖主义和战争、科学技术和娱乐 — — 但其中关于政治的假新闻经常做得“最好”。

研究发现,Twitter 用户似乎更喜欢分享谎言。即使研究人员控制了虚假消息起源账户之间的每一个差异 — 比如那个人是否有更多的粉丝或被认证了身份 — 结论是这些条件完全无关紧要,与准确的新闻相比,虚假信息被转发的可能性仍然高出 70%!

并且,把全部责任归咎于机器人水军是不合理的。研究发现,从 2006 年到 2016 年,Twitter 机器人也放大了真实故事,就像它们放大了虚假故事一样。作者写道,谎言的繁荣是“因为人类,而不是机器人,是人类更容易被骗、更有可能传播它。”

政治科学家和社交媒体研究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赞扬了这项研究,称它是迄今为止在社交网络上对虚假消息问题的规模进行的最广泛和最严格的审视,尽管有些人对机器人部分的调查结果提出质疑,并质疑其对“新闻”的定义。

“这是一项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并且在样本中,明显不真实的断言如何比可证明的真相传播得更快更广泛的调查结果,看起来非常强大,” 牛津大学政治传播学院的 Rasmus Kleis Nielsen 教授说。

是什么让这项研究与众不同?在过去,已经有很多研究人员考察过网上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他们经常关注围绕奇异事件的谣言,比如在 2012 年发现希格斯玻色子之前的猜测,或者 2010 年海地地震之后的一系列假消息。

这篇新论文的观察覆盖面更为广泛,几乎涵盖了 Twitter 的整个生命周期:从 2006 年9月到 2016 年12月,Twitter 传播的每一条有争议的新闻。但要做到这一点,Vosoughi 及其同事不得不回答更多初步问题,第一条就是:究竟什么是真相?我们要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相?

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生死攸关的后果。

“虚假消息已经成为一个白热化的政治问题、和真正的文化话题,但触发人们警觉的是五年前的波士顿袭击事件,”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科学家也是作者之一 Deb Roy 表示。

2013 年4月15日,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赛道附近爆炸,造成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乎立即,关于爆炸事件的疯狂阴谋论就完全接管了 Twitter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4月19日,马萨诸塞州州长要求数百万人留在家中,因为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信息的混乱变得更加激烈。

Roy 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被困在贝尔蒙特的房子里,已经陷入困境,Twitter 成为了他们对外界了解的唯一生命线,但是,他说:“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假消息”。

危险解除之后他制作了一个“真相机器”:一种可以对推文进行排序的算法,并从中推出最可能准确的事实。这一算法侧重于给定推文的三个属性:作者的属性(他们通过验证了吗?),推文使用的语言类型(它是否复杂?),以及给定的推文如何通过网络传播。

此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 Sinan Aral 和 Soroush Vosoughi 转向审视整个Twitter上的谎言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不仅回到了“什么是真相?”这个问题,并且更重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计算机如何知道什么是真相?

他们选择转向在线事实的最终仲裁者:第三方事实核查网站。通过数据刮取和分析六个不同的事实查证网站,包括 Snopes,Politifact 和 FactCheck.org(它们产生了在 2006 年和 2016 年之间于 Twitter 上的传播的数以万计的谎言列表)然后,他们使用社交网络 Gnip 拥有的专有搜索引擎在 Twitter 上搜索这些谣言。

最终,他们发现了大约 126,000 条推文,这些推文总共被转发了超过 450 万次。其中一些与其他网站上托管的“假”消息有关;一些人开始传言,无论是在推文的文本中还是在附图中;(该团队使用了一个特殊程序 — 就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光学字符识别 OCR”,可以搜索静态推文图像中包含的单词)其中有些推文包含的信息半真半假或与其他地方相关联。

然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比较虚假消息的受欢迎程度和真实新闻的受欢迎程度,结果,他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震惊。

Vosoughi 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推文获得 10,000 转推。如果一位名人发送 Tweet A,并且他拥有几百万粉丝,那么可能有 10,000 个人会在他们的时间线上看到 Tweet A 并决定转发它。Tweet A 被播出,创造了一个大而浅层的模式;与此同时,没有很多关注者的人发送 Tweet B,消息向他们的 20 个关注者发送 —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看到了它,并转发了它,然后转发者一个追随者继续看到它并转发它,直到成千上万人看到并分享了 Tweet B。

Tweet A 和 Tweet B 最终都拥有了相同规模的观众,但相比下 Tweet B 有更多的“深度” — — 它的转发有可能将相隔很远的回音壁气泡链接在一起了,以 Tweet A 从未达到过的方式形成了病毒式传播。它同样可以最终获得 10,000 转推,但它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扩散模型。

延伸阅读:《为什么社交媒体的气泡生态很容易被操纵?》

事情就是这样:根据两个指标,虚假消息占主导地位,它始终覆盖更广泛的受众,并且它比真实新闻更容易深入到社交网络中 — — 数据分析发现,准确的新闻无法将 10 多个转推链接在一起;而假消息可以组成一个至少 19 个转推的连锁,并且假消息比准确的新闻传播的速度快 10 倍。

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果即使完全通过人类、而不是机器人操作,也被证明是强大的。与主要调查分开,一组本科生团队实际检查了同一时期的大约 13,000 份随机选择的英文推文。研究表明,虚假信息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模式就跑赢了真实消息。

以上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的两个消息为例。2015 年 8 月,社交媒体上传出一则消息,特朗普让一个生病的孩子使用他的专机获得了紧急医疗护理。Snopes 确认几乎所有的部分都是真实的。但根据该团队的估计,只有大约 1,300 人分享或转发了这个故事。

2016 年 2 月,有传闻说特朗普的表弟最近去世了,他的讣告中反对这位大亨竞选总统。该“讣告”说,“作为特朗普姓氏的骄傲继承人,我恳请你们所有人,请不要让那个行走的垃圾袋成为总统。” 但是,Snopes 找不到“堂兄”或他的讣告的任何证据,并将这个故事视为虚假。

尽管如此,依然有大约 38,000 名 Twitter 用户分享了这个故事,它将转发链条组合在一起了,这个数字是“病童”故事的三倍。

另一个假消息声称拳击手 Floyd Mayweather 戴着穆斯林头巾参加特朗普的集会,也达到了惊人的病毒式传播,拥有超过病童故事10 倍的观众。

我们也不喜欢特朗普,但特朗普如果真的做了善事(帮助生病儿童)哪怕那是一种政治表演,该消息本身也应该被认可为真,与我们所有人对特朗普的看法毫无关系。是真是假与任何人的任何立场都无关。但大多数人做不到这点,无法承认那些违背个人立场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调查性新闻衰落,而所谓的内容营销在操纵大众认知。

为什么谎言如此高效?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确定了两个假设。

首先,假新闻似乎比真实新闻更“新颖”。该团队发现,虚假消息通常与它们被转发前 60 天内出现在用户时间线上的所有其他推文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虚假新闻比平常的推文更能引发激烈的情绪反应。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关键字数据库,Twitter 用户过去常常回复的126,000 条有争议的推文,然后使用最先进的情绪分析工具对其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假推文倾向于引导出与惊讶和厌恶情绪相关的关键词,而准确的推文则会传达与悲伤和信任相关的关键词。

该团队想回答另一个问题:Twitter 机器人是否有助于传播错误信息?

在对 300 万 Twitter 用户的样本中使用两种不同的机器人检测算法后,他们发现,自动机器人的确正在传播虚假新闻 — 但它们以与转发真消息相同的频率转发假消息。

“真实和虚假在 Twitter 上传播的巨大差异无法通过机器人的存在来解释,”Aral 说。

但是这一结论让美国一些政治学家不高兴了,他们说,“这不应该被用来反驳俄罗斯机器人最近在播种虚假信息方面的作用”。据“ 纽约时报”称,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学校枪击事件发生后,与俄罗斯有关的机器人“军队”帮助扩大了分裂言论。(好吧,不过不论如何我们也不想赞成把地缘政治立场拉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意向)

“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1)在整个10年的数据集中显示,机器人并没有直接支持虚假宣传;(2)在最近的一部分案例中,僵尸网络已被战略性地部署,以扩大虚假宣传的范围。“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 Dave Karpf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我的猜测是,这篇论文将被视为’科学证明机器人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关注 Twitter 的整个生命周期,本文确实表明了这点。但基于机器人的辩论则假设它们的使用最近已经被升级,因为战略性水军已经将资源投入到对它们的使用中。本文并未反驳这一假设,“他说。

Vosoughi 同意他的论文并不能确定僵尸网络的使用是否会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发生变化:“我们没有研究机器人角色的变化,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工作中涉入这个问题。”

一些政治科学家也质疑该研究对“新闻”的定义。通过转向事实检查网站,该研究模糊了各种各样的虚假信息:彻头彻尾的谎言,都市传说,恶作剧,恶搞,虚实相间的消息(就是夸张化)和所谓的 “假新闻”。 “它本身并不只是专注假新闻 — 即看起来像新闻内容的文章或视频,它们似乎经历了一个新闻过程,但实际上是捏造的“。

因此,该研究可能会低估“无争议的新闻”:即 广为人知的准确新闻。多年来,Twitter 历史上收获最多的帖子是庆祝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但由于他的胜利不是一个广受争议的事实,Snopes 和其他事实核查网站从未进行过证实。于是也就没有被这项研究报告抓取。

政治科学家 Tromble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关键的一点是,能引起强烈情绪的内容更容易在 Twitter 上进一步传播,更快,更深入,更广泛。这一特殊发现与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相一致了,包括心理学和传播研究。该报告的体现也相对直观。”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Nyhan 说:“网上的虚假信息通常非常新颖且经常是消极的。众所周知这两个特征通常会引起人们对他人的关注,并导致我们希望与他人分享这些信息 — 人类习惯于注意到新的威胁,特别注意消极的威胁。”

“当你不受现实的限制时,创造这两种情绪简直太容易了。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强大的方式利用人类心理学与这些网络设计的相互作用“。

他称赞 Twitter 向研究人员提供数据,并呼吁其他主要平台(如 Facebook)也这样做。“在研究方面,平台是关键,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们在没有平台伙伴关系和合作的情况下可以学习的东西将非常受限,“他说。

“这些公司现在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完全可以阻止人们获取民主化的新闻生态。平台现在掌握的权力意味着他们必须面对大量的监督和保持足够的透明度,“他说。

可惜他们没有。所有这些集中化的巨头的“透明度”都不存在,他们的算法作为“商业机密”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完全可以大模大样地服务于地缘政治利益和本土维稳,而公民完全不得而知。

然而,以上这些还没有包含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发现。当开始研究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预计,分享最多假新闻的用户基本上都会很受欢迎。他们认为会发现一群人以一种党派意识形态或煽情的方式过度使用 Twitter(类似中国“帝吧”那种五毛团队的用法),积累的粉丝量会比基于事实的其他用户更多。

但最后该团队发现,情况正好相反。与假新闻分享者相比,分享准确信息的用户拥有更多关注者,并发送了更多的推文。这些说实话的用户也在 Twitter 上运作了更长的时间,他们更有可能被验证(蓝色✅)。简而言之,最值得信赖的用户可以拥有 Twitter 作为公司或社区可以赋予其最佳用户的每一个明显的结构优势。

换句话说,真相已经开始运转了,但不知何故,虚假信息仍然赢得了胜利。作者写道:“ 尽管存在 [帐户之间]的这些差异,但虚假的信息依旧比真相更加分散、传播更加快速。而不是理论上的反过来”。

这一发现应该被社交媒体上每一位希望查找或分享准确信息的用户所警惕。这表明,不管人们如何巧妙地计划使用 Twitter,不管他们如何精心策划自己的 feed 或跟随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仍然很有可能被在这一时刻里推到高热的谎言所欺骗。

而且,人们只要相信了一则假消息便很难放弃这种信任。

假消息分为两种,一种就根植于恐惧本身,另一种则源于希望,它们都与散播者的即有认知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比如担心网络管制的中国人会相信那些原本出于自我审查而杜撰出来的管制消息;担心恐袭的欧洲人会轻信恐袭很快会再次发生的传言;把改变寄希望于权力斗争的人们会信任所谓的“海外中文小报”杜撰出来的宫廷戏;如果你买了一只股票希望它升值就会倾向于相信该公司生机勃勃之类的宣传性消息……

人们恐惧和期待的心理都会引诱他们相信不同的假消息。对一个群体来说属于“忧患类谣言”的信息,对另一个群体来说就有可能是“心愿类谣言”,谣言的制造者当然深悟这个道理,他们决定散播一则什么样的谣言取决于他们希望人们 — 他们的受众 — 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操纵,基于社交工程学。

有趣的是,对一些群体来说,忧患类谣言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心愿类谣言,比如特朗普听说他的政敌正在酝酿一个邪恶计划、或者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官员做出了一些令人毛孔悚然的事……你是不是会感觉很满足呢?如果你听到了一则消息描述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恰好证实了你早前的判断,在愤怒的同时也会有一种满足感。即便是纯粹的假消息你也会倾向于深信不疑,只要它能让你“满足”。

在这一基础上,监视人们的言行就变得很简单了。并且假消息的传播本身就能获取到一些隐私信息,也就是人们称之为“钓鱼帖”的假消息杜撰方法,它还具有次生效应,可以进一步扭曲成为“含有真实信息的”半虚假消息。

尚不清楚哪些干预措施(如果有的话)可以扭转这种虚假的整体生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们会改变他们的意见,即使是在他们看到了绝对可靠的事实检查站点做出了判断的情况下,如果结论证明是人们错了,人们就很可能不会承认。在社交网络或搜索引擎上将虚假新闻标记出来的方法如今被很多人信仰,但这种方法显然没什么用。

简而言之,社交媒体似乎一直在系统性地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来放大谎言,专家、政治家和科技公司都不知道可以如何扭转这种趋势。对于任何以共同的公共现实为前提的民主体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时刻。而对于那些惯用认知操纵以巩固权力和诱导他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威权体制和其社交工程攻击部队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