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忧解时代（三）令人沉迷的广义化自杀
妄想症“清楚地知道”，相互呼应的证据表明一切都着实连接在一起，社会的灵魂与权力，一粒小小的白色药片，一段狂野的故事…
21世纪头20年里，一个关键字尤其醒目的，那就是：自杀。出于某种理由，自杀愈发被认作是受压迫者唯一有效的行为，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方能摆脱焦虑、压抑和无助的状态。
自杀不再是人们不愿正视的精神病理学的边缘化表现，而正在变成这个时代政治历史的主要代言人，也为理解这一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世卫组织的数字指，在过去的45年内，全球自杀率增长了60%，但官方收集到的自杀数据并不包括自杀未遂，而其发生率是成功自杀的20倍。更何况，很多国家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比如中国，所谓的负面新闻被掩盖得严严实实。
并且更重要的是，事实上“自杀”这个词在当下具有了最广义的概念。你也许还并不了解。
中国：末世论的慢性自杀
“大洪水”的论调又来了。这次和黄巾军、红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的末世论好像不太一样，它带来的极少是恐惧，也没有群体反抗，更多的是兴奋，甚至拍手称快。
刘仲敬赢了，有评者曰“硕帝千里建国，阿姨万言兴邦”。
刘仲敬认为中国即将进入社会解构的状态，将其称为“大洪水”，他称大洪水将会是渐进式的发生，其原因在于中共采取的列宁主义，让中共像蝗虫一样的破坏了社会赖以自保的各种条件。他还认为，东亚部分甚至大部分“伊斯兰化”，现在已经无法逆转，因为“组织真空已经形成，必然会吸引外来秩序”；他还预言“国际纵队一路冲到连云港，比打进阿勒颇容易多了……
早已有各方指责刘仲敬的历史学漏洞百出，本文无心考证，但必须承认的是，他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实践方面的造诣的确不浅，至少在大洪水论上他完成了优秀的两头儿堵。首先他占稳了反威权立场，在“非友即敌”的二歧化中国社会思维模式中，他的基础立场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而另一个角度上就是，批评他的人的立场便会被理解为敌方的簇拥。队形格外整齐。
其次，他掌握了社会心理基础，这是更为关键的。人们的焦躁、无奈、冲动和无助早已冰冻三尺，末世论大可信马由缰踏过所有虚无主义者的心灵。当人的郁闷上升到高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希望毁灭一切，“重新洗牌”，拉他人垫背死而无憾。也和流行多年之久的“核平支那”论异曲同工。
这是欧洲朋友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们问：人们为什么不反抗，而是期待速死、甚至毁灭自己的同胞？就如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其他所有国家都持有一种“梦幻乌托邦”的想象。这是绝望，是消极和颓废之菌的培养基。
它也是一种慢性自杀。末世论的流行意味着人们已经无心改变现状，进入了一种原始的被动求生模式：战斗–逃跑–僵住不动。僵住不动就是等待末世来临的态度，破罐破摔；逃跑就是移民潮，华裔移民突增的状况已经引起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注，娴熟把玩各国移民法的律师们从中国人身上发了横财；大多数人还是走不掉的，于是厚积薄发的焦躁就变成了自残自杀和随机杀戮的引擎。但这能叫战斗吗？敌人究竟是谁呢。
信仰末世论的人处于一种安逸的状态，就像百忧解的效用——结论有了、烦恼没了，剩下的只有等待，明天再吃一片，续上这个感觉。如果这一人群占据足够大的数量，覆盖社会的大多数领域，那么不久后将会看到的就是自证预言效应（Self-fulfilling prophecy）：心态指导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
心境的沙漠化、情感的虚拟化、对影自怜的悲情化，同时发生，给人们带来的是难以抵挡的巨大孤独感和绝望。“丧”字成为了当下的中国社会表情。
丧文化的流行陈酿已久，这般消极虚无的陈述凝聚成亚文化热潮的同时恰逢大洪水论来临，他们相辅相成了。“丧”字从未像今天一样深入人心，马男、悲伤蛙、懒蛋蛋、咸鱼等一系列衍生品仿佛一夜间蜂拥而至，它们一个个就像破沙发上的葛优躺，满脸的生无可恋，在社交网络上病毒般的扩散。
它就如同一剂僵尸药，把人们变成了行尸走肉，剩下的只有逐渐腐烂和漫长的空无。称其“反鸡汤营销”的媒体着实误解了它。相比下，热衷于推背图的人似乎还显得积极很多呢，至少他们的心里还存有未来二字。
富士康：孤独的僵尸
“或许对于我们这样的富士康雇员来说，死亡不过是证明我们毕竟还活过一场的，而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拥有的只是绝望” —— 第12名自杀者在跳楼之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海地的奴隶们认为，自杀是摆脱被殖民的唯一出路，是掌控自身的唯一做法，他们相信自己会变成永远不死的僵尸，从而回归家园……僵尸文化在当代西方影视文学作品中再度焕发活力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事。
富士康因施行军事化劳动纪律而臭名昭著，员工自杀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就有近30人，一度长期占据舆论焦点，抗议者围堵在香港股东大会门外，手持标语高呼“工人不是机器”。
郭台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堵惨剧的持续：在宿舍楼外墙安装了300平方米的巨网、厂内设立心理维稳中心、提高工资、要求新来的应聘者签署不自杀承诺书……
但。某日，富士康的几位年轻工人更改了计划，他们没有选择跳楼、也没有上吊、自焚，他们弄到了爆炸物质把自己变成了人体炸弹，放火烧了富士康的几栋建筑，也烧毁了他们亲手制作的产品。
有人会疑惑，工人们为什么不能广泛的联手反抗资本家制造的压力和欺辱？为了求生拼上一把？其实很简单，资本家首先安置下了丛林式竞争的生态，每个人都在为薪水而被迫奋斗，勒索是以个人主义为燃料的，而个人主义又自动反过来破坏合作。团体意识已经被消融，个体孤独的面对着无尽头的剥削和压抑，失败的耻辱感、被他人赶超而变成多余人的威胁感，随之而来的便是负罪感、焦虑，以及彼此无法团结的互相怨憎。
郭台铭式的资本家们搭建的是群体性抑郁的重负。
异曲同工的是法国电信的惊人死亡率，被公开的数据是两年内35%的员工自杀，许多死者留下遗书，抱怨工作压力、心理暴力和所遭受的各种屈辱。其企业高管居然就此辩称：“35%这个数字是低于法国社会平均自杀率的”……
然而，自杀并不是真正的丑事，丑事在于自杀事件发生后的一切。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活着的人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战战兢兢，深埋了羞辱，继续着孤立无援。
孤独感和对同事的漠不关心，既是集体行为匮竭的原因，也是后果。在抑郁、绝望、不断增长的企业收益所构成的完美纳什均衡中，自杀成为了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
日本：成为自杀变体的蛰居
201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有超过70万名平均年龄为31岁的日本国民决定切段与外界的联系，自此生活在自己上了锁的房门背后。他们表现为长期回避社会生活、绝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中、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工作学习能力低下，他们普遍感觉这种避世是自我融洽的。
日本卫生部的报告称，还有另外大约155万日本国民正逐渐成为蛰居族（引きこもり）的一员。
这是一种自杀的变体，它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和终极意味，但社会性清零了，存在的定义被改写。他们无不表现出与当下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自我感知，他们意识到唯有摆脱日常生活的程序，方能维护个人自治。曾经有精神病学家尝试用孤独症或阿斯帕格综合症来解释这种现象，然而却失败了，这些人并没有明显的精神心理问题。
如果考虑到日本社会生活对个体施加压力的沉重，似乎蛰居的普遍性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在日本，加班是一直流行的亚文化，日本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时间累计超过2000个小时，是全世界过度工作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官方数据，日本每年至少有200人死于过劳死，而劳工组织认为未报告的实际数字高得多。过劳死引发的索赔案件逐年增加，2015年达到创纪录的1456起。
意大利：财富面前痴狂的自杀
意大利南部塔兰托城的癌症发病率比该国平均水平高出30%，其中胃癌、肺癌和肝癌的发病率还要更高。医学研究显示，周边工厂的污染严重损害了当地人的健康状态。
近年来，由于钢铁厂的生产活动加强，塔兰托的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市议会责令禁止儿童在未铺砌路段玩耍。2008年，一位当地农民发现自己养的两千头牛均遭受了二刲英污染后，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宰杀。
2012年，司法部在调查后决定停止工厂的部分生产，然而这一措施却遭到了群体的暴力反抗！工人及其家属担心因此失去自己的财产，他们要求同时享有工资和干净的空气。
经过持续数月的辩论、罢工示威和各种冲突之后，意大利政府最终决定，无视法院禁令，工厂继续运作。
某政府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表示：“在现在这样的经济危机中，关闭里瓦工厂就相当于帮了德国法国钢铁制造商的大忙，一直以来咱们的国际竞争者不就是指望着我们关闭工厂来获益吗？”他发表这番演说的演播室距离喷着毒雾的烟囱只有不到600英里。
一位来自塔兰托的女士对着记者的话筒坚定地说：“得癌症死掉也总比饿死的好吧”。
印度：孟山都的自杀经济
过去20年内，印度农民的自杀率再创新高。国家犯罪记录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1997～2009年间，有21.6万农民自杀，如果加上1995年、1996年和2010年，总共自杀人数超过25万人。危重地区平均每天就有十个人自杀。
各方研究人士不断分析其中的问题，发现具体原因各异，但当自杀成为一种群体现象时，或许其中可以发现一些共通的基本动机。
调查指出，大多数农民使用的自杀工具是孟山都公司提供给他们的杀虫剂，这似乎是一份阴冷的遗嘱，正在谴责该公司的行径。一位死者家属对媒体说，她的丈夫买了孟山都的bt种子，但两次种植都失败了，她丈夫变得抑郁颓废，某天，躺在棉花堆上，他吞下了杀虫剂。
印度物理学家Vandana Shiva揭示了农民自杀的秘密：孟山都公司通过专利和制造不可再生性状来防止农民存种，由此来，贫苦的农民不得不每到播种季节就去购买新的种子。那些原本另外存放一小部分作物就能获得的免费资源，现在变成了商品。新的开销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状态，带来了更多的债务……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开创了自杀经济。
美国：华尔街跳楼的百万富翁们
晚上9点，12小时的忙碌结束后，38岁的百万富翁John坐电梯来到办公楼的36层。过去一年中，他的客户在市场上蒙受了诸多损失，John变得愈加气馁，暴躁易怒，这个行业已经让他感觉体无全肤了……就在那一晚，他放弃了工作、也放弃了自己的妻儿老小，就这么从36层楼顶跳了下去。
第二天，华尔街一切如常。（奥尔登·勒布朗 《牛市思维》）
一直以来，银行交易都被认为是永不沉没的战舰，但仅仅2014年的第一个月内，华尔街就有11位银行主管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系列的自杀事件的主角居然是腰缠万贯的大佬，不由得别样意味深长。
殊不知这些顶着金融体系大名、从充满着痛苦和不平等的无数工厂中获利的人，自己却也承受着疲惫、崩溃和极度焦虑的折磨。
这是一个由竞争文化和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环境，每个人都在无可避免地被绑架在与同行的较量中。这些银行家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施加体系化的羞辱，而对他们自己来说，承受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和管理失当所造成的损失，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他们是在期望通过战胜同行来弥补前述所有损失的。
有人认为，一旦他们意识到身处道德真空中时，便是在自己体内挖出了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也有人推测，银行家们的自杀可以被解读为权力无能的象征，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中获利的机器并不为自己所控制，他们不过是这台机器的一个零件罢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超级富翁们需要缴纳的税款持续增加，但巴菲特的秘书缴税35.8%，而他自己却只缴纳17.4%”。要想改变不公平的税制又是何等的艰难，因为整个体系的根基太稳固了，也是其得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它无从变易的原因。
街头：让警方来协助自杀
“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举世闻名15分钟” —— 美国艺术大师 Andy Warhorl，1987去世
美国社会枪击案频发，其中最受社会学关注的就是那些大屠杀形式的肆意伤人事件（running amok），指的是一种包含了难以自制的愤怒和重度抑郁的反社会行为。running amok来自马来语词汇，在原初语境中指的是一个本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狂暴征兆的人，突然拿起来武器发疯般地残杀他人，最终了解自己。
他们的杀戮暴行所造成的死伤数量通常超过单次恐袭的平均数，他们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士，其中很多人似乎带着一种希望自己借此能“一举成名”的欲求。
相关案例数不胜数，仅举一例，2013年发生在华盛顿海军工厂、退伍老兵实施的枪杀事件。此案震惊白宫，奥巴马发表演讲时愤怒地称其为“懦夫之行”。
当年34岁的退伍兵Aaron Alexis一人枪杀了13条生命，另造成十余人受伤。案后亚历克西斯被警方射杀。
根据媒体资料，Alexis 2007年参加海军，之后升为海军航空电子下士，曾获颁得两枚勋章，信奉佛教、常打禅冥想，在部分朋友眼中他是个和善、沉静的人，人们不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犯下如此罪行。
Alexis 似乎一直承受着心理问题的困扰，他的父亲称他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罗德岛州警方在此前8月曾警告海军，亚历克西斯有疑似幻听的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PTSD折磨着高达30%的士兵，但与此同时心理协助措施却极其匮乏，在美国，每天有22名退伍军人自杀（《反恐战争缘何指向国内》卫报 2013年），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警方协助的自杀。
自杀并不容易。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形影相吊，扣动扳机……这是何其的悲哀。对于有着某些精神状况的人来说，随机杀人显得更有吸引力，很快警察就会帮你了结自杀的心愿。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事实。
对于社会历史结构的心理体验的有意识坚持，可能会以一种类似妄想症的形式表达出来。妄想症“清楚地知道”，相互呼应的证据表明一切都着实连接在一起，社会的灵魂与权力，一粒小小的白色药片，一段狂野的故事……—— 杰姬·奥尔《慌张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