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外遇、‘非法同居’ … 解放的激情 —— 在多角恋中冒险的前辈们#
##激烈的爱、超出规定界限的爱有许多不同的风险。也许唯一比这些可怕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不敢去爱所带来的致命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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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前辈们也与多个恋爱伴侣保持关系，或者与其他多角恋伴侣保持关系。
就像今天一样，这往往会引发流言蜚语、心痛、嫉妒、以及可能要处理无休止的情感问题。
一部完整的无政府主义多角恋大戏的历史几乎与一部全面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一样雄心勃勃。
本文仅限于介绍几位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爱情生活中的一些凄美轶事。还有很多其他故事可以讲 — — 例如，涉及艾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和约翰·莫斯特的三角恋，或者伏尔泰里娜·德克莱尔关于人际关系中所有权和占有欲的著作 ……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重温这些东西呢？当然不是闲着没事的八卦。我们之所以要重温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和我们一样，有缺陷、易犯错，但却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他们既有英雄行为，也有严重的愚蠢行为（别忘了巴枯宁的反犹主义）。在研究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可能会认识到一些改进自己的方法。
埃米尔·阿尔曼德 (Émile Armand) “反对爱情中的嫉妒和排他性国际协会” 的会员卡。
“我们想要自由；我们想要男人和女人在没有任何法律、经济或肉体暴力的情况下，只为爱而自由地相爱和结合。但是，即使自由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案，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爱要得到满足，就需要两种自由达成一致，而这两种自由往往在任何方面都不一致；而且，当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去想要某样东西时，为所欲为的自由就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爱与无政府状态》
安东尼娅·巴枯宁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与卡洛·甘布齐
米哈伊尔·巴枯宁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有一句名言：“只有当所有人，无论男女，都享有同等的自由时，我才是真正自由的。” 在他的《革命教义》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废除包括婚姻关系在内的各种强制性关系：
宗教和公证婚姻将被自由婚姻所取代。成年男女有权随心所欲地结合或分离，社会无权阻碍人们的结合或强迫人们维持某种关系。随着继承权的废除和由社会对子女教育的保障，婚姻不可撤销的所有法律理由都将消失。任何男女的结合必须是自由的，因为自由选择是道德诚信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婚姻中，男女双方必须享有绝对的自由。暴力、激情或过去放弃的权利都不能成为一方侵犯另一方自由的理由，任何此类侵犯都应被视为犯罪。
米哈伊尔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24岁；他们订婚时，母亲18岁，父亲将近42岁。这在当时的俄罗斯并不罕见。米哈伊尔在四个姐姐的陪伴下长大，他从她们那里学到了各种知识，尤其是妇女自主和自决的重要性。米哈伊尔成年后与她们一起反抗父母的压力，拒绝与那些不认同她们的哲学或艺术兴趣的男人结婚。
米哈伊尔因参加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而在三个国家被判死刑，流亡到西伯利亚时，他遇到了一位波兰流亡教师的女儿安东尼娅·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他们结婚时，她18岁，他44岁。
几年后，米哈伊尔完成了从西伯利亚的大胆逃亡，环游地球到达西欧，至少当时那个地方还没有悬赏他的项上人头。安东尼娅加入了他的行列，两人一起生活在瑞典、意大利和瑞士。
此时，安东尼娅才二十多岁，而巴枯宁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多年的禁闭生活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
安东尼娅“出轨”了。与巴枯宁的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同道开始了一段不愉快的恋情。
在接下来写给俄罗斯朋友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 (Nikolay Ogarev) 的信中，巴枯宁描述了随之而来的巨大挑战。他复杂的心情对于所有那些曾努力为伴侣动荡的关系设定界限、或努力平衡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需求的人来说，绝不陌生。
安东尼娅·巴枯宁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1869年12月16日
瑞士洛迦诺
安东尼娅到了。我去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尽头的意大利第一大城市阿罗纳（Arona）迎接她，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两天半，随时期待着她的到来。与我从那不勒斯收到的电报上的日期不同，由于地中海的暴风雨，她晚到了整整两天。为了更便宜的路费，她选择了海路。这个可怜的女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这种处境：独自一人带着18个月大的孩子，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海上漂泊，晕船是最常见的情况。她在船上待了好多天，尽管海上有可怕的湍流。她疲惫不堪地来到我身边时就病倒了。孩子也病了。我费尽周折把她们送到了阿罗纳。安东尼娅休息了一会儿，小家伙也休息了一会儿。但再过三四周的时间，或者可能两周，她就要分娩了。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都要晕了。
亲爱的朋友，我想一次性地全部向你解释清楚关于我和安东尼娅以及她名副其实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甚至还是一件犯罪的事，我娶了一个几乎比我小两倍半的年轻姑娘。要是想自我辩解，我可以提出许多情有可原的理由，告诉你是我把她从一个庸俗的乡下垃圾堆里拉出来的，如果不是嫁给我，她只会成为一个怪物的妻子，一个西伯利亚警察局长的妻子。但事实就是事实，错误就是错误，罪行就是罪行。安东尼娅是个善良的人，拥有美丽的心灵，我爱她，就像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女儿那样。我想方设法把她从琐碎的思想世界中解救出来，帮助她在人性上获得发展，让她远离许多庸俗的诱惑和情事。但当她遇到真爱时，我却认为自己无权与之抗争，也就是说，无权与这份爱抗争。她爱上了一个完全配得上她的男人，那就是我的朋友、我在社会革命理论方面的晚辈，卡洛·甘布齐。两年半前，安东尼娅来告诉我她爱上了他，我向她表示了祝福，恳求她把我当作朋友，希望她记住没有比我更好、更可靠的朋友了。
几个月后，在日内瓦大会上，经过她和甘布齐的长期斗争（我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我故意忽略了），安东尼娅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缺乏自信，她向我隐瞒了怀孕的事实，她忍受着可怕的折磨，欺骗了所有人，并以去旅行为借口，到沃韦附近的一个村庄分娩，整个选择导致她自己和孩子都面临巨大的危险。我不知情，而甘布齐对此知情，他带着孩子来到了那不勒斯。直到安东尼娅康复，而我却仍然一无所知。
一年前，也就是1868年10月，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一切。我没能早点知道这件事，这不是安东尼娅的错，而是甘布齐的错。从一开始，她就想告诉我这一切，但甘布齐要求她、恳求她不要对我说任何事。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的表现低于她。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世界长大的甘布齐，仍然无法摆脱对礼节和荣誉的崇拜，常常喜欢曲折的小路，而不是笔直的大路。我想为他辩解的是，一想到要委屈和冒犯我，他就感到害怕了。他对我有一种顺从的依恋，一种无可辩驳的温暖的友谊。
总之，在了解了事情的本质之后，我向安东尼娅重申她完全是自由的，并请她自主命运，不要考虑我，以她认为最好的方式：要么作为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 — — 当然只是在公众面前作为妻子；要么和我分开，作为甘布齐的妻子公开生活在那不勒斯。她决定选择第一种，原因如下：首先，她已经习惯了我，分开生活的想法似乎让她无法忍受；其次，她害怕成为甘布齐的负担，害怕让甘布齐陷入一种境地，鉴于他的社会偏见，他不知道如何体面地摆脱这种境地。
因此，我们三人决定一切照旧。孩子将在那不勒斯过冬（这是 1868年10月做出的决定），到了秋天，安东尼娅将前往意大利，据说是和一位生病的波兰朋友一起，这位朋友很可能在夏天“去世”，并把她的儿子托付给安东尼娅。今年秋天，安东尼娅带着孩子去了那不勒斯，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又一次怀孕了。
她绝望了。于是甘布齐建议她来那不勒斯生孩子，把孩子完全交给甘布齐监护；她完全放弃孩子，在孩子出生后带着儿子，也就是我们收养的那位已故波兰朋友的孩子（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和我一起回去。安东尼娅反对这一提议，她明确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她和甘布齐之间开始了争吵。他们请求我担任法官。我当然站在安东尼娅一边，并写信给甘布齐说，他的计划是畸形的，在我眼里，一个仅仅出于社会考虑而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将是一个怪物。
于是，安东尼娅向我发出了这样的请求：离开日内瓦，到意大利来，承认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我没有考虑多久就答应了。我觉得我必须接受，因为我找不到其他办法来拯救安东尼娅；我对她犯下了罪行，我有责任帮助她。事情发生在今年七八月份，也就是我向您宣布必须离开日内瓦的时候。
巴塞尔会议之后，安东尼娅对我施加了压力。我匆忙离开，按照约定，我去了洛迦诺，开始找房子、找保姆，并给安东尼娅发电报，说她可以过来了，我在等她。两个多星期以来，我的电报和在电报后发出的信件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我给他们写了一封同文信，在信中，我向他们描述了我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同时向他们指出了两个选择，并要求他们二选一，即：要么安东尼娅一劳永逸地放弃对甘布齐的爱，只满足于他的友谊，立即带着我的儿子和我未来的孩子回到我身边；要么她作为甘布齐的妻子留在那不勒斯，全世界都知道她是甘布齐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必须得到甘布齐的承认。无论哪种决定，我都表示同意，但我要求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其一，并表示我只会再次同意做第一种决定，条件是立即生效。
安东尼娅来了。甘布齐提出留下来，但她拒绝了。
我和安东尼娅继续与甘布齐保持友好关系。他们的恋爱关系已经结束。我收养了甘布齐的孩子，但不否认他有无可争议的权利与安东尼娅一起负责并主导孩子的教育。这里的生活费用不高。他每月向共同基金缴纳150法郎，我也会这样做。只要革命还没有召唤我，我和安东尼娅就会在一起。革命到来时我将只属于革命和我自己。
……
事实上，在这封信寄出后，安东尼娅继续与甘布齐保持着恋爱关系，并与他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米哈伊尔和安东尼娅继续生活在一起，米哈伊尔把三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即使在米哈伊尔因政治冲突和财务管理不善而与许多其他同志疏远，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困难时，安东尼娅仍与米哈伊尔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米哈伊尔去世后，她最终搬到了甘布齐家，两人又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儿。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和乔瓦尼·德芬迪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还是个少年时就结识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并与他一起帮助组织了第一国际和其他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包括1874年和1877年的武装起义。此后，他一直被意大利警方紧盯，不得不终生隐姓埋名流亡在外，尤其是在伦敦。
大约在与巴枯宁相遇的同时，马拉泰斯塔开始了与无政府主义者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的恋爱关系。人们对他们的关系知之甚少，但他们很可能早在1871年就开始交往了、 当时马拉泰斯塔和她哥哥一起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第一国际那不勒斯分部。1879年，艾米莉亚跟随哥哥来到伦敦，开始做裁缝。
他们的一位战友乔瓦尼·德芬迪于1871年前往法国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活动，并因此入狱八年。1880年获释后，他搬到了伦敦。这一年，他和艾米莉亚宣布自由结合：
下面的署名者特意向你们宣布，1880年5月8日，他们将在一些应邀前来的社会主义朋友的见证下，自由地结合。
他们决定废除合法婚姻和宗教婚姻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其唯一目的是解决财产和继承问题，对男女无产者没有任何严肃的保障，神圣化对妇女的征服，为未来承诺意志和良知，而不考虑所涉及的人物，并反对作为任何契约基础的可解除性。
关于子女的问题，以后将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情况，以最符合正义的方式加以解决。
兄弟般的问候
乔瓦尼·德芬迪、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
在此之前，马拉泰斯塔已经与艾米莉亚同居；1881年，乔瓦尼加入了这对夫妇在伦敦的住所。在此后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三个人都生活在一起。英国警方借此到处煽动丑闻，称有传言说马拉泰斯塔不顾艾米莉亚与乔瓦尼的关系，强行与她同床共枕。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马拉泰斯塔居住的德芬迪夫妇的房子和生意（伊斯灵顿高街112号）是每个来到伦敦的人都必经的打卡地。在德芬迪家开的杂货店的小厨房里，曾有过多少兄弟间扣人心弦的讨论！
— —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吉·法布里的《马拉泰斯塔的一生》
艾米莉亚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些可能是与马拉泰斯塔共同孕育的，包括生于1883年的儿子恩里科（1897年马拉泰斯塔前往意大利时，恩里科随行）和生于1892年的女儿阿黛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艾米莉亚病倒了，马拉泰斯塔在她床边照顾了她几个月，直到她去世。
与米哈伊尔·巴枯宁、安东尼娅·巴枯宁和卡洛·甘布齐所遭遇的戏剧性困难相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和乔瓦尼·德芬迪的感情似乎一直健康稳定，为他们数十年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米哈伊尔·巴枯宁指导过年轻的马拉泰斯塔，您可能想要知道，他二人是否讨论过心事。马拉泰斯塔在伴侣婚姻问题上的优雅举止是否从巴枯宁的建议或轶事中得到了启发？我们知道他们讨论了解放的政治和军事方面，但对他们关于解放的个人方面的讨论却知之甚少，而这些方面对于无政府主义计划同样至关重要。
此外，虽然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是几十年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我们却没有什么文献资料来了解她所做贡献的实质内容。不过，根据我们对她在组织中的作用的了解，我们知道她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让我们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让我们与自以为拥有女性的男性的野蛮自负作斗争，让我们与宗教、社会和性别偏见作斗争。无论如何，[在无政府主义的未来]那些爱情运势不佳的人将能会为自己谋求其他的快乐，因为它不会像今天这样，爱情和酒精是大多数人唯一的慰藉”。
——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爱与无政府状态”
亚美莉卡·史卡弗、塞韦里诺·迪·乔瓦尼、埃米尔·阿尔曼德
如果说我们对安东尼娅·巴枯宁和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的观点了解不多的话，那么对亚美莉卡·史卡弗的思想则有完整的记录，这位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在十几岁时就与一位已婚男子开始了恋爱关系。
亚美莉卡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移民家庭，在青春期结束时，她已经与哥哥保利诺（Paulino）和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分享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家把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这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墨索里尼的崛起，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逃到了阿根廷。他和亚美莉卡开始了活跃的思想交流，并发展成为恋人关系。但随后的一次警察突袭迫使他与保利诺和亚历杭德罗一起躲藏起来。
国家的干涉、父母的反对，最糟糕的是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让亚美莉卡感到沮丧，她写了下面这封信，跨越大西洋寄给了埃米尔·阿尔曼德，国际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革命的性主义”和浪漫伴侣。阿尔曼德恢复了佐·德·阿克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刊物《L’En-Dehors》，这本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今天我们称之为 “关系无政府主义” 的东西。
《L’En-Dehors》
正如乔瓦尼·德芬迪和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在她之前所做的那样，亚美莉卡在寄出这封信的同时，也公开宣布了一段未得到教会、国家或父母认可的关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名年轻女性，她还采取了革命性的措施：挑战整个社会、她所出生的家庭以及她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伴的社交圈中有关亲密关系、性和情感关系的所有规范。
革命不是政党在议会或工人在工厂里实施的东西 — — 它是一个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项目，因此也涉及每个人，无论其身处何地。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年12月3日
致埃米尔·阿尔芒同志
亲爱的同志，
写这封信的目的，首先是想征求您的意见。我们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观察和思维方式行事，这样，来自其他人的责难和批评就会发现我们的个性受到最健康的责任和自由观念的保护，从而形成一道坚固的墙，削弱他们的攻击。因此，我们的行为应与我们的思想始终保持一致。
同志，我是属于多情的。我是一个相信新生活的年轻学生。我相信，通过我们个人或集体的自由行动，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充满爱、博爱和平等的未来。
我对所有人的渴望就像我对自己的渴望一样：自由行动、自由恋爱、自由思考。也就是说，我渴望全人类的无政府状态。我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但我也认为，为了实现这场革命，我们必须摆脱各种偏见、传统、虚假的道德观和荒谬的准则。
在我们等待这场伟大革命爆发的同时，我们必须在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行动中开展这项工作。
事实上，为了实现这场革命，我们肯定不能仅仅满足于等待，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一个“人”的角度出发。
亚美莉卡·史卡弗
例如在爱方面，我们不会等待革命的到来，我们会自由地团结起来，不理会那些作为障碍的偏见、隔阂和无数的谎言。
我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同志。根据资产阶级的法律，他是已婚的。他与另一个女人的结合是幼稚的结果，并没有爱。当时的他还不了解我们的思想。然而，他和这个女人生活了好多年，还生了孩子。他并没有体验到与爱人在一起本该有的那种满足感。生活变得乏味，唯一能让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孩子。
这个男人在了解了我们的思想后，一种新的意识在他身上诞生了。他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斗士。他以满腔热情和智慧投身到宣传事业中。他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理想，而不是一个人。
与此同时，家里的生活依然单调乏味，只有孩子们的快乐让生活的压抑有所缓解。偶然的情况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起初只是思想上的伙伴。我们相互交谈，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就这样，我们的爱情诞生了。
一开始，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只在梦里爱过的他，和一个正在步入人生的我。我俩都继续生活在怀疑和爱之间。命运 — — 或者更好的是，爱情 — — 完成了剩下的一切。我们敞开心扉，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幸福开始吟唱歌谣，即使是在斗争之中，理想事实上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心在初吻的魔力中表达了自己。我们将爱情理想化，却又将爱情带入现实。
自由的爱，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阻碍。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将两个人带入了一片鲜花盛开的田野，铺满了玫瑰，有时也有荆棘，但我们总能在那里找到幸福。
当两个人相爱时，整个宇宙都会变成伊甸园，不是吗？
他的妻子也支持我们的想法，尽管她的知识相对有限。当警察开始追捕我的朋友时，她证明了她对那群资产阶级秩序的雇佣杀手的蔑视。我和那位同志的妻子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她完全知道，这个生活在她身边的男人对我来说代表着什么。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让他可以向她倾诉。他给了她自由，让她以任何有良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直到此刻，说实话，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像在小说里一样。我们的爱与日俱增。考虑到我朋友的政治处境，以及我尚未完成学业的事实，我们无法完全生活在一起。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在不同的地方见面。这难道不是升华爱情使其远离家庭生活琐事的最佳方式吗？虽然我确信，如果是真爱，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我想解释的。这里有些人变成了法官。这样的人并不常见，事实上，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同志，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偏见，然而实际上，他们是不宽容的。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的爱情是一种疯狂；另一个人说，我朋友的妻子在扮演 “殉道者” 的角色，尽管她完全知道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事，她完全主宰，并享受着自由。第三个人竟提出了可笑的经济障碍。我是独立的，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很有可能，我将为自己创造一个自力更生的环境，使我能摆脱这方面的一切忧虑。
还有，孩子的问题。孩子与我们内心的感受能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孩子的人就不能爱呢？这就好比说，一个家庭的父亲不能为思想工作等等。他们凭什么认为那些小生命会因为他们的父亲爱我而被遗忘？如果一个父亲忘记了他自己的孩子，他就应该受到我的蔑视，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存在爱了。
亚美莉卡·史卡弗，1929年
在这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些同志对自由恋爱的理解真是微乎其微。他们认为自由恋爱就是非法同居，与此同时，他们甚至还在自己的家中继续着无知者的愚昧和偏见。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存在这种无视户籍官和牧师的结合。那也能叫自由恋爱吗？
最后，他们还批评我们的年龄差异。就因为我16岁，而我的朋友26岁。有些人指责我经营算计，有些人则说我不知情。哎呀，这些 “无政府主义的教皇们”！居然让年龄问题干扰爱情！就好像一个长着脑袋的大活人完全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似的！另方面，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年龄的差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对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所珍惜和热爱的是精神的青春，它是永恒的。
还有人给我们贴上堕落者、病人和其他类似的标签。对于这些人，我要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活得真实、就因为我们承认自己对自由的爱的崇拜？因为我们的爱就像给人行道和花园带来欢乐的鸟儿一样，不理会任何准则或虚假的道德？因为我们忠于自己的想法？我不屑于跟那些不懂得如何去爱的人理论。
真爱是纯洁的。真爱是太阳，它的光芒照耀着那些无法攀登高峰的人。我们必须自由地生活。我们给予美，给予精神的愉悦，给予爱，给予它们应有的崇敬。
就是如此，同志。我想听听您对我的情况的看法。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或赞扬。只是，我读过您的许多文章，同意您的各种观点，如果能知道您的意见，我会很满足。
这封信以 “一次经历” 为题刊登在1929年1月20日的《L’en dehors》上。埃米尔·阿尔曼德将他的回复刊登在信的旁边：
“同志： 对于你描述给我的这件关于你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意见并不重要。你的选择是否与你个人对无政府主义生活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是，那就不要理会其他任何人的评论和侮辱，继续走自己的路。没有任何人有权评判你的行为方式，即使你朋友的妻子敌视你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关系。每一个与无政府主义者结合的人（反之亦然）都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应该对他施加任何形式的统治，也不应该接受他的任何形式的统治”。
塞韦里诺·迪·乔瓦尼
16岁的亚美莉卡·史卡弗在信中提到的情人当然是阿根廷头号通缉犯、无政府主义者塞韦里诺·迪·乔瓦尼。当她寄出这封信时，乔瓦尼正生活在逃亡中，他被指控针对意大利领事馆、美国大使馆、福特汽车公司和乔治华盛顿纪念碑等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爆炸活动。1931年1月，他与亚美莉卡和她的兄弟保利诺一起被抓获，他还被指控制造了阿根廷当代史上最轰动的抢劫案，并枪杀了多名警察。
当时，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希特勒正在德国掌权，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可以把塞韦里诺的行为理解为一种理性的尝试，即 在他所能利用的土地上实施急需的革命措施，就像他和亚美莉卡在他们的浪漫关系中所做的那样。
警察在抓获塞韦里诺后，先把他交给医生处理伤口，这只是为了确保他能活到示众审判之后再死。据报道，警察对塞韦里诺严刑拷打，但没有任何被捕者与国家合作告发自己的同伙。审判结束后，塞韦里诺的律师也被捕了，被解除了武装部队的职务，关进监狱，并被驱逐出境。
小说家罗伯托·阿尔特目睹了塞韦里诺被处决的场景：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行刑者。他浑身上下散发着意志的光芒。他是否痛苦，无人知晓。但他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傲然挺立。
行刑结束后，他们才叫来铁匠解开他的脚镣，又叫来一名医生，这次是为了确保他已经死亡。然后，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又处决了亚美莉卡的兄弟保利诺。
他们释放了亚美莉卡，认为她的年龄不适合接受审判。
塞韦里诺·迪·乔瓦尼被捕
1999年7月28日，时隔68年之后，阿根廷政府终于将塞韦里诺·迪·乔瓦尼的信件归还给了亚美莉卡·史卡弗。亚美莉卡于2006年8月26日去世，享年93岁。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自由意志主义联合会总部旁的花园里。
激烈的爱、超出规定界限的爱有许多不同的风险。也许唯一比这些可怕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不敢去爱所带来的致命的确定性。
“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自造悲剧的激情”。
～ 埃里克·马拉泰斯塔，《爱与无政府状态》
托马斯·纳斯特漫画攻击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她是自由恋爱的倡导者、第一国际成员、无政府主义成员，顺便说一句，她也是第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女性。
“几乎所有地方的妇女都是奴隶，而我们自己则是她们奴役的奴隶；没有她们的解放，没有她们完全的、无限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 米哈伊尔·巴枯宁写于 1845 年，在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出现类似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前的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