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依赖药物治疗精神疾病了，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你的大脑。
数十年的生物学研究并没有改善诊断和治疗方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把精神疾病问题带到社会上去思考。
当一个社会出现抑郁症和精神类疾病的爆发时，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2012年，上海市卫生局发布了一份《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2012版）》，要求进行“疑似精神病人调查”。这一规定引起了公众的争议。然而，十年来，每当这则消息被翻出来时，都能引发一轮辩论。公众很难相信这个精神病标准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特别是在上海新冠疫情期间，随着封城和筛查的增加，上海的全民精神病态呈现出来。
这篇文章要介绍的两本新书是关于临床上的精神疾病的，也就是所谓的“确诊”患者，他们的真正痛苦从中暴露出来。
1990年，乔治·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大发现时代”，关于大脑研究的曙光已经显露。然而，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大脑科学研究，希望彻底改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科学家们设想，通过基因测试、简单的抽血或大脑扫描，未来的精神疾病将得以诊断。新药将基于特定的神经化学失衡，进行更有效的治疗。然而，这一愿景并未实现。虽然生物学研究揭示了一些关于精神科药物的作用机制，但对于为什么某些患者对药物有效而其他患者对其无效的问题，科学家们仍然摸不清头脑。精神病学的现实情况远远不如之前所期望的那样吸引人。
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我认识到这些曾经的希望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精神病学的现实并不像我曾期待的那样有吸引力。3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对精神疾病进行生物试验，没有进行任何进行中的测试。相反，我们的诊断完全依赖于一本书中的标准，即《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通常被称为美国精神病学的“圣经”）。在过去的70年里，这本手册已经修订了五版，但无法看出新版与旧版相比有哪些改进。我们的诊断并没有基于大脑情况。
我们在治疗方面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多年来，制药业已经生产了数十种抗抑郁药和精神类药物，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比1950年至1990年间出现的药物更有效。如今，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更有可能无家可归或过早死亡。在过去150年的任何时候，精神病人的寿命都比一般人口少10到20年。生物学研究也未能揭示为什么精神科药物可以帮助一些患者，但不能帮助其他患者。当病人问我抗抑郁药的作用是什么时，我只能耸耸肩膀，“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根据统计数据，它可能帮助你改善情绪的可能性大约是30%。”一位困惑的患者回答说，“这不是和神经递质有关吗？”我叹了口气，“是的，有一段时间理论是这样的，但它并没有成功。”
此外，精神病学也存在污名化的问题。社会科学家海伦娜·汉森指出，对成瘾的神经科学研究往往加强了污名化，他们将精神疾病的实质还原为个人问题，而不是种族暴力等历史和结构性因素的结果。与白人患者相比，美国精神科医生诊断黑人和棕色人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精神科医生兼社会学家乔纳森·梅茨尔将这种差异追溯到1970年代，当时民权运动高涨后的精神科医生们将黑人激进主义视为“精神病”。随后，那些经历心理健康危机的黑人患者，包括儿童，更有可能遭受身体约束的暴力，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精神病人一样被绑在床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存在这些问题和挑战，但我们不能忽视精神病学在社会中心府的重要性。在当前社会孤立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然而，精神病学研究几乎只关注大脑研究，而将精神疾病的专业问题本身排除在这些研究对话之外。所有关于神经生物学的“酷论文”都获得了学术资助并帮助教授们升职，但它们对数百万精神疾病患者的诊断和护理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如果我们不能从生物学上理解精神疾病，那么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它们时会发生什么？最近出版的两本精神病史著作探讨了生物精神病学的危机，追溯了导致精神病学家试图将精神疾病与大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专业因素。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精神病史学家，探讨了精神病学行业200年来的失败。它们揭示了美国精神病学在其历史上受到炒作和追求“酷”的影响，从19世纪90年代对大脑解剖的热情到一个世纪后围绕神经递质和遗传学的大肆炒作。
了解精神病学中有关炒作和危机的历史对当今至关重要，因为这个行业正在迎接下一个趋势：迷幻药物，被誉为精神病的“下一个前沿”。这两本历史著作揭示了学术界和企业对炒作的追求如何忽视了受精神病研究和护理影响最广泛的社区的观点，并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伤害。从这两本书的优缺点来看，它们可能促使精神病学家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优先事项。这样的挑战可能会引起我们重新构想未来的世界，一个将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生物研究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社区，而不是以大脑为中心，而是为整个人类提供必要的看护。此外，我们也需要警惕精神病学中投机市场一般的兴衰起伏。
转向生物学并没有对诊断或治疗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它作为精神药物的营销策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精神病学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大型制药公司的诞生，而不是生物学的任何革命。精神症状市场在1980年代对制药公司的吸引力至少存在两个原因。首先，精神药物是长期使用的，许多患者是终生消费者。其次，自我认知和主观体验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中起主要作用。制药公司高管意识到这一事实意味着需求可以受到有效营销的影响和操纵，将精神药物定位为解决消费者对其生活不满的产品。
在1990年代，制药公司投资数百万美元，利用精神病学家的生物学热情制作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这些广告颇具误导性地声称，他们的药物针对的是大脑中的“化学失衡”，这种失衡会导致美国人日常的抑郁和焦虑感。除了消费者需求外，该行业还将其相当大的影响力集中在处方者身上。制药公司在著名的学术中心为有影响力的医生提供药物样品、利润丰厚的咨询服务和其他激励措施来推销他们的产品。
今天，该行业在财政上支持几乎所有精神病学期刊和学科会议。DSM-V工作组中有近69%的成员披露了与制药行业的财务关系，这比DSM-IV工作组披露的21%还要多。制药公司对DSM的影响促进了诊断类别的扩展，“精神疾病”的概念本身因此变得更加包容，从而扩大了潜在药物市场的规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制药公司还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药物的审核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FDA46%的预算来自提交药物申请的公司（所谓的“行业使用费”），公司负责对其生产的药物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这种明显的利益冲突导致制药公司歪曲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隐藏负面结果和副作用数据，并雇人撰写学术文章。虽然许多重大的民事和刑事裁决已经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公司进行了处罚，但这种不道德行为的结构性根源——行业评估其盈利产品这一事实——仍然存在。
大型制药公司对行业的重大影响可以从精神病治疗模式的转变中看出，他们已经从上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师转变为今天的药物处方师。虽然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疾病的药物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但精神科医生通常专注于药物处方，并将患者送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那里接受治疗。这种转变取得了可观的回报。今天的精神药物行业价值近600亿美元，去年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服用了精神科药物。
然而，尽管制药公司在精神病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药物治疗一直没有取得突破。一个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在精神科药物广告上的花费比新药研发上多出数十亿美元。如精神病学家大卫·希利所表明的那样，专门用于研发的资金通常并不旨在产生真正的创新。自1990年以来生产的几乎所有精神药物都是旧的仿制药的“模仿者”，只是进行了轻微的化学修饰。这些“me-too”药物在临床上的效果并不比之前的药物好，但它们轻微的生化新颖性意味着它们可以申请专利，这样制药公司就可以向医疗保险公司收取高额费用。
也许最不幸的消息是，已经创造并利用了精神病学市场的大型制药公司现在纷纷撤离。人类学家乔·杜米特表明，大多数精神科药物很快就面临专利失效，医药公司将被迫降低收费。由于充斥着仿制药，并且没有明显的重大生物科学突破，市场的增长空间突然变得很小。几乎所有主要的制药公司都决定退出精神药物研究，转向更有前景的领域，尤其是“生物制剂”和其他抗癌药物的开发。
那么，精神病学有前途吗？制药业在继续发展，除了精神病学需要谦逊的模糊声明以及精神病学家应该关注社会心理治疗方法而不仅仅关注生物学治疗方法的信息，Harrington和Scull也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Scull还提出回归心理治疗是否可能是答案。当今美国的精神科门诊通常依赖15到30分钟的简短访问，集中在药物管理和症状检查清单上。Scull对精神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感到悲哀，上世纪中叶的精神科医生代表着患者（大部分颇有中上阶级的特权），至少需要倾听患者才能进行精神分析。
不幸的是，过去五十年的心理治疗变得越来越像药丸本身：标准化、快速、公司化和廉价。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医疗管理加剧了一些精神病学家的批评，即密集和探索性质的长期精神分析意味着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效果甚微。他们倡导更快、更实惠的医疗形式，不仅包括药物，还包括新的认知行为疗法（CBT）技术。然而，某些CBT方法试图将治疗师的角色缩减到照本宣科，如同为患者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中的自动对话和人工程序。在CBT模型中，患者的思想和感受被理解为可以编程的脚本，而内省和心理洞察力——Scull所重视的“倾听”——被一些从业者诋毁为“肚脐凝视”。这导致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实现了。虽然许多治疗师采取折衷，借鉴CBT和其他各种临床精神分析方法，但传统精神分析所代表的那种长期的、开放式的治疗现在极难获得。医疗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想要进行精神分析的患者经常被迫自费支付高额费用。
随着精神分析的衰落，精神和心理治疗越来越像企业自动化了。如今，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经常在Talkspace等数字平台上寻找“零工”机会，赚取大约25美元的时薪，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的工作时间、费用或工作条件。其他人则使用人工智能（通常是女性化的）聊天机器人进行治疗。不幸的是，这些数字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其治疗标准很可疑。鉴于医疗保险公司的财务压力和要求患者尽快康复的卫生系统，心理治疗的未来看起来很黯淡——无论是对渴望恢复与人接触能力的患者，还是对劳动力价值被贬低到随时被自动删除的治疗医师，都一样。
大型制药公司对行业的重大影响可以从精神病治疗模式的转变中看出，他们已经从上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师转变为今天的药物处方师。虽然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疾病的药物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但精神科医生通常专注于药物处方，并将患者送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那里接受治疗。这种转变取得了可观的回报。今天的精神药物行业价值近600亿美元，去年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服用了精神科药物。
然而，尽管制药公司在精神病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药物治疗一直没有取得突破。一个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在精神科药物广告上的花费比新药研发上多出数十亿美元。如精神病学家大卫·希利所表明的那样，专门用于研发的资金通常并不旨在产生真正的创新。自1990年以来生产的几乎所有精神药物都是旧的仿制药的“模仿者”，只是进行了轻微的化学修饰。这些“me-too”药物在临床上的效果并不比之前的药物好，但它们轻微的生化新颖性意味着它们可以申请专利，这样制药公司就可以向医疗保险公司收取高额费用。
也许最不幸的消息是，已经创造并利用了精神病学市场的大型制药公司现在纷纷撤离。人类学家乔·杜米特表明，大多数精神科药物很快就面临专利失效，医药公司将被迫降低收费。由于充斥着仿制药，并且没有明显的重大生物科学突破，市场的增长空间突然变得很小。几乎所有主要的制药公司都决定退出精神药物研究，转向更有前景的领域，尤其是“生物制剂”和其他抗癌药物的开发。
那么，精神病学有前途吗？制药业在继续发展，除了精神病学需要谦逊的模糊声明和精神病学家应该关注社会心理治疗方法而不仅仅关注生物学治疗方法的信息，Harrington和Scull也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Scull还提出回归心理治疗是否可能是答案。当今美国的精神科门诊通常依赖15到30分钟的简短访问，集中在药物管理和症状检查清单上。Scull对精神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感到悲哀，上世纪中叶的精神科医生代表着患者（大部分颇有中上阶级的特权），至少需要倾听患者才能进行精神分析。
不幸的是，过去五十年的心理治疗变得越来越像药丸本身：标准化、快速、公司化和廉价。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医疗管理加剧了一些精神病学家的批评，即密集和探索性质的长期精神分析意味着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效果甚微。他们倡导更快、更实惠的医疗形式，不仅包括药物，还包括新的认知行为疗法（CBT）技术。然而，某些CBT方法试图将治疗师的角色缩减到照本宣科，如同为患者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中的自动对话和人工程序。在CBT模型中，患者的思想和感受被理解为可以编程的脚本，而内省和心理洞察力——Scull所重视的“倾听”——被一些从业者诋毁为“肚脐凝视”。这导致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实现了。虽然许多治疗师采取折中，借鉴CBT和其他各种临床精神分析方法，但传统精神分析所代表的那种长期的、开放式的治疗现在极难获得。医疗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想要进行精神分析的患者经常被迫自费支付高额费用。
随着精神分析的衰落，精神和心理治疗越来越像企业自动化了。如今，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经常在Talkspace等数字平台上寻找“零工”机会，赚取大约25美元的时薪，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的工作时间、费用或工作条件。其他人则使用人工智能（通常是女性化的）聊天机器人进行治疗。不幸的是，这些数字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其治疗标准很可疑。鉴于医疗保险公司的财务压力和要求患者尽快康复的卫生系统，心理治疗的未来看起来很黯淡——无论是对渴望恢复与人接触能力的患者，还是对劳动力价值被贬低到随时被自动删除的治疗医师，都一样。
精神病学的真正前景也许在于探索那些被忽视的叙述和社群，而不是仅仅关注生物精神病学。这需要学术界的去中心化和超越传统精神病学叙述的思考。成为全面的精神病学，需要认识到监狱和监狱工业综合体在精神病学中的重要角色，以及社区的集体解放和废除监禁制度的努力。
此外，也需要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资本主义压力和社会心理创伤。虽然药物和心理治疗都有它们的作用，但解决精神病学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大的社会变革。
因此，我们需要超越生物精神病学的限制，探索其他社会心理治疗方法并促进更公正和包容的精神健康体系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精神病学与其他学科和社区间的合作，以创造一个支持个体和集体健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