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流暴政和生存困惑
如果你长期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寄希望于互联网帮你成为公民，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并且你越是专注于此，你就越难以了解事实全貌。为什么？
上个月，我决定尝试对新的信息获取进行实验。通常，在早上，我会在收件箱中浏览电子邮件通讯、滚动浏览推文、并仔细阅读手机上的新闻应用程序；之后，在办公室，我会点击跳出来的通知并关注十几个与新闻相关的应用程序，包括 Facebook 和 Twitter，同时处理其他任务。我敢说很多人在此都差不多。
我通常觉得自己好像能够“及时”了解当天最重要的新闻报道，但我的阅读往往是零碎的 — — 我只是粗略地浏览故事或吸收部分更新。虽然我的阅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常常觉得我的理解力比任何时候都少。
我一直没能停止以这种方式获取消息，但我现在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一方式。我采用了一种新的仪式：在早餐和通勤时阅读印刷版报纸。
自从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时，我一直在忽视报纸。而报纸能让我以更集中的方式参与新闻，而不是碎片化的信息消防栓。当然，我能够更广泛地阅读。我读过不在我的社交媒体 Feed 中的文章，或者在浏览应用程序时被我错过的文章；当然，很多人都尝试过这样的实验。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如何解除手机束缚的实验、试图挽回从注意力范围到心理健康的一切。
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Cal Newport 在他的新书《数字极简主义：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聚焦生活》中，证实了电子设备的上瘾特性并非偶然，而是产生于科技公司仔细考虑反馈循环中的经济利益、让人们更长时间留在网上的心理操纵伎俩。
Newport 的主要指向是社交媒体平台，但他也认为人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消费新闻的方式和习惯。他写道，如果你长时间接触现在总是在重大新闻事件之后出现的“不完整、多余、且往往矛盾”的信息的在线洪流，只会适得其反，并且越是专注于此，你就越难以了解事实全貌。
他继续说，即使在某一天没有发生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人们仍然会采取习惯中的那种无聊的媒体消费模式。“例如，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并倾向于政治光谱的左侧，这个序列可能会从 CNN、纽约时报主页、Politico、大西洋，到你的 Twitter feeds，最后到你的 Facebook 时间线“；技术人员可能会添加 Hacker News 和 Reddi；体育迷们加上 ESPN。媒体公司从这个“利润丰厚的流量市场”中获利。
“你每天十次检查十个不同的网站会让他们赚钱，但是，这样做并不会让你比每天只检查一个有价值的网站获得更多的信息，”他总结道。
2008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发表了一篇标题为“Overload！”的文章，该文章研究了“信息过多时代的新闻疲劳”。
当“Overload！”发布时，黑莓手机仍占据智能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推送通知还没有进入 iPhone，转推还没有内置到 Twitter，而且 BuzzFeed News 也不存在。
回顾过去，2008年遭受信息过载困扰的思考似乎非常古怪。而现在，十多年后，新的困扰似乎正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去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公布了一项新的 iPhone 功能：屏幕时间，它允许用户跟踪他们的手机活动。在一次采访中，库克表示，他正在监控自己的电子设备使用情况，并“大幅削减”了他收到的通知数量。更多详见：互联网将变为穷人和老人的天下，富人们正在努力远离电子设备《穷人的屏幕》。
新闻机构是时候思考这个问题了。新闻转载已经大大缩小了人们在网上能关注到的内容比例；而随着 Facebook、谷歌和其他技术平台垄断了我们的数字化生活，新闻机构不得不承担一个附属的角色，依靠那些所谓的门户和集中化社交媒体平台来获取流量。（更多详见：《互联网的经济模式如何杀死了异议》）
这种依赖性对于追求报道、如何呈现报道、以及报道的速度和数量，均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2017年出版的《没有思想的世界：大型技术公司的存在威胁》中，The New Republic 的前主编 Franklin Foer 写道：“通过在 Facebook 获得点击量”和“坚持不懈地游戏谷歌的算法“，媒体正陷在一种疯狂的和无耻的追踪游戏中。
长期以来，报纸和杂志一直在试图吸引大量读者，但这些努力主要在其新闻产品流通的省份；如今，不论是传统新闻机构还是在线出生的新闻机构，所谓的受众量指标都是无处不在的。
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里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查看内部的、定制的流量分析工具，该工具可以显示有多少人在阅读每个报道，这些人都来自哪里，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设备，这篇故事如何被宣传，以及等等一切。
此外，商业构建的受众工具（如 Chartbeat 和 Google Analytics）也可被媒体广泛使用。作为newyorker.com的编辑，我为Parse.ly打开了一个浏览器选项卡，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实时地向我展示我们网站上各种故事的读者人数。
即使在致力于确保编辑价值而非商业利益的新闻机构内，在确定报道范围内，编辑也很难决定应该对这些指标给予多少关注。
“卫报”的前任主编艾伦·拉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回顾了他的报纸决策过程中逐渐引入的指标。他写道，目标是拥有“一个数据参照的新闻编辑室，而不是数据主导的编辑部。”但很难知道前者何时成为后者。（禁止装傻。前者从一开始就是后者，否则为什么要“参照”？）
对于通过广告维持的数字媒体组织来说，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每当读者从社交媒体或搜索平台访问新闻网站时，无论浏览多么粗略简短，访问行为都会给网站带来一定的收入。
Foer 将这种现象称为“流量驱动”。随着 Facebook 和谷歌的发展，他们已经压低了广告价格，并且来自过路客流量的每次点击收入缩减了；即便如此，流量经济继续为任何令人沮丧的现代媒体趋势提供激励，包括 clickbait 头条新闻，无知的记者匆忙写成的所谓“热门话题”一直在激增，以及越来越同质性的报道，因为每个人都在追逐相同的热门新闻故事，每个媒体都在拼命夺取马太效应带来的流量。任何生产成本低廉并且有可能在 Facebook 或 Google 上产生点击量的内容，现在都是创收的“受众机会”。
从理论上讲，基于订阅的模型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改进，取代对页面浏览的不懈追求，创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新闻业的优越目标，值得付出代价。Foer 断言，基于订阅的读者收入是媒体寻求保持其编辑基本人格的唯一可行途径。
在他想象的商业模式中有一种让人放心的自由：一个出版物可能会专注于其真正的粉丝，而不是追逐那些从谷歌搜索某些热门话题登陆您网站的访客，他们一次点击后就不会再回来。
“媒体需要缩减他们的贪婪，回归他们的利基，重新获得核心观众的忠诚度，”Foer 写道。 “为了拯救自己，媒体需要向读者收取费用，读者需要付费。”
但是，最常见的订阅增长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广告驱动的媒体业务采用的许多相同策略。大多数追求从消费者身上获得收入的新闻机构采用了计量付费墙策略，在要求订阅访问权限之前，读者可以每月访问一定数量的免费文章。这使得非订阅者可以在决定付费之前了解该出版物，在这里或那里（可能在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内）对一件作品进行考察。
然而，Facebook 和谷歌仍然是吸引读者进入这个所谓的订阅漏斗的重要门户。所谓的“趋势”故事的暴政仍然存在。
此外，将临时访客转变为普通读者的工作也创造了自己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之所以会在我们的手机上发布与新闻相关的推送通知，其部分原因在于媒体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吸引读者。吸引读者订阅需要不断创造新的和多样化的材料。读者每月沉浸在一两篇文章中是不够的; 他们必须能建立对网站的忠诚度、反复地返回，直到他们到达付费墙的额度。质量至关重要 — — 但显然，这也必须大规模的生产。
最近，我开始怀疑，像 Newport 一样，大量的在线新闻是否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让读者知情的目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少。西北大学传播研究教授 Pablo Boczkowski 告诉我，“我的预感是，读者得到的信息并不比以前少，他们只是得到了彼此不同的信息。” 没错，这是一针对性的宣传 — — 迎合口味、巩固固有认知偏见。人们越是知道什么就越容易相信和喜欢什么。
在 Boczkowski 的研究领域中包括年轻人如何与今天的新闻互动。大多数人不会在网上寻求新闻；相反，他们偶然在社交媒体上遇到新闻。他们可能会通过手机或计算机检查来自自己的“朋友”的更新或消息，并且一路上会遇到来自新闻网站的帖子。
很少有人在早上坐下来阅读印刷报纸或者在晚上看电视新闻。Bockzkowski 说，相反，他们不断被“被新闻所触动。这是环境的一部分。”
渗透的新闻吸收效果有多好？研究发现人们以惊人的速度在计算机上的不同任务之间切换反弹；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中位切换时间为11秒。如何将移动设备引入计算中，切换速度只会更快。毫无疑问，新闻被削减成更小的一部分了。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网站，你只有五到七秒的时间讲述你的故事，人们停留在你的报道中的耐心很可能不会超过10秒钟，不论文字有多大的价值”，Boczkowski 告诉我。因此，似乎有理由猜测，人们现在在一般层面上更多地了解新闻中不同的主题，但是，他们在任何一个领域的理解程度都非常低。
即使那些倾向于深入和广泛地参与新闻的读者，也已经严重受到社交媒体过滤泡沫的限制，在这些泡沫中，只有那些令人愉快的和能引起激烈情绪反应的内容才会被优先考虑。
在民主的角度上，新闻业的核心目标是让公民知情。然而 — — 尤其是在自由浮动的环境新闻的状态下 — — 并不完全清楚知情意味着什么。
在1998年的《好公民》一书中，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的社会学家 Michael Schudson 认为，“知情公民”的理想一直是不切实际的 — — 公民意味着：具有陡峭的时间、纪律和专业知识的人自己参与政治并充分参与公民生活。
他写道，这一概念的创始人预期公民拥有相对较少的政治知识，需要不断补充；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当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试图控制党内机器、并使个人选民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时，知情公民的理想并未成功（也是在这一时期，独立媒体开始成为一种商业现象，新闻界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Schudson 提出了一种公民身份模型，他认为这种模式更贴近生活：“监督者公民” — — 一个能准确注意到政治现状但并不总是充分参与的人。他写道：“监督者公民参与政治环境监督、而不仅仅是收集信息。” “父母在社区游泳池看小孩。他们没有在收集信息；他们正在关注现场。他们看起来不活跃，但如果需要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准备采取行动”。
Schudson 认为，监督者公民甚至可能“比过去的公民拥有更大的信息量，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有更多的信息构建的完整场景。” 当时机成熟时，他们将部署这些信息 — — 比如投票给谁，或者批准哪一项重要的措施。
从理论上讲，社交媒体时代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监督者公民。好的，依旧仅仅是理论上的。
但是，Schudson 的模型假定监控者公民将在适当的时刻被激活，并没有预料到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平台可以轻松应对“游泳池的恐慌”。今天的很多危险 — 如英国退欧和反疫苗活动所表明的现象 — 是一种误报，真实的更大的背景性危险被巨头公司的算法屏蔽了，当然，同时也被追求吸睛度的媒体所忽略了（引发人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带来的恐惧只会降低你的流量收入）。
2017年，认知科学家 Steven Sloman 和 Philip Fernbach 出版了《知识幻觉：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单独思考》这本书。这本关于表面知识的危险的书，提供了与我们的社交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如何在我们的民主中导致不良后果的充分解释。
人们大大高估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他们不合理的强烈意见被其他同样不了解情况的人所强化，创造了自我强化的错误信息社区：
当小组成员在不太了解情况的状态下分享彼此的立场时，成员之间可以加强彼此的理解感，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立场是“合理的”、他们的使命是明确的，即使没有真正的专业知识能证明这一认知的合理。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应该认可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观点只是依赖于海市蜃楼。
同年，我的同事 Elizabeth Kolbert 在一篇名为《为什么事实不会改变我们的想法》的文章中引用了 Sloman 和 Fernbach 的作品。“如果你对平价医疗法案的立场毫无根据，而我依赖于你的立场，那么我的观点也就毫无根据，”她解释道。
“当我和 Tom 谈话并决定让他同意我的意见时，那么他的意见也毫无根据，但现在我们三个人一致同意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我们都会变得更加自鸣得意。如果我们现在都认为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都不能令人信服，那么你就会得到特朗普政府的诞生。“
事实证明，有一种方法可以刺破这种知识错觉。它涉及强迫人们详细解释如果他们对特定公共政策问题的看法付诸实践后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试图提供“因果解释”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反过来，这种认识使我们的观点变得不那么极端了。这种见解对媒体具有明显的影响：即 深度问题。
与复杂性相关的新闻，审查拟议政策的含义，并提供给公众严谨的分析，可以促进更加明智和更少极化的公民。
然而，别忘了你正在互联网上，即便 Schudson 是正确的，那么也只有一小部分读者会有时间、有倾向和闹心的性情变得如此理智。
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监督者公民，而不仅仅是知情人士 — — 而且，由于社交媒体消防栓和大量的新闻业务，他们将很容易受到惊吓和分心。在这场大漩涡中添加更多故事可能会为媒体组织带来一定的经济意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让公民更好地了解情况。它可能只会进一步破坏我们的知识。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与媒体的关系 — — 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普遍地使用信息、以及知情本身的意义。
在最近的一本书《慢媒体：为什么’缓慢’令人满意》中，记者和媒体学者 Jennifer Rauch 追踪了一个大约十年前开始融合的运动。在这里下载这本书：https://t.me/iyouport/6711
2010年，Sabria David，JörgBlumtritt 和 BenediktKöhler 在线出版了一份名为 “The Slow Media Manifesto” 的文件，这三位德国人拥有媒体和技术背景。该文件敦促记者和读者从慢食运动中汲取灵感，该运动强调质量和永恒。
作者写道，“慢媒体不是关于快速消费的，而是关于选择成分并集中精力精心准备它们”。“慢媒体不能随便消费，而是要激起用户的全部注意力。正如生产一顿美食一样，需要厨师和他的客人充分关注所有感官效果，慢媒体只能在全心投入高度机敏的情况下被享受。
Rauch 指出了2011年英国成立的 Slowed Gratification，作为慢媒体行动的一个例子。Slowed Gratification 有一个网站，但主要是基于印刷版的，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慢速新闻杂志”。
它承诺重新审视“过去三个月的事件，看看尘埃落定后新闻议程继续后发生了什么”，并表示自己“自豪地成为’最后的突发新闻’。”
与此同时，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前新闻和时事主任 James Harding、道琼斯前总裁 Katie Vanneck-Smith、前美国驻英国大使 Matthew Barzun, 推出了“Tortoise Media”，其目的是每天发布五个数字故事，以及一份季刊。
Tortoise 的形成是对新闻生态系统中压倒性的“日常噪音”的直接反应。“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假新闻或垃圾新闻了，”该网站上的一份声明称，“因为它有很多好处 — — 只是它才能有这么多的好处。匆忙、片面、令人困惑，太多的新闻编辑拼命追逐新闻，却错过了整个故事。“
新闻业总体上会变慢吗？当我读到慢媒体运动 — — 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一个主要由欧洲引导的现象 — — 我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美国杂志行业的趋势，那里的出版物正在试验付费墙和搅拌数字内容。
慢媒体的吸引力在于它排除了更广泛地塑造新闻业的技术压力。这是试图收回我们对新闻的体验的方式。它还涉及放弃知识的幻觉，即 在社交媒体上被动消费新闻有助于使我们最好的掌握自己成为获取信息的行为。
所有媒体组织的挑战，无论是否缓慢，都是通过这种相互冲突的激励和理想的格局制定经济上可持续的负责任的进程。数字时代所产生的速度和体积的压力不容忽视 — — 但它们可以被抵制。
即使出版商试图变得更快，他们也仍然可以问自己，特定区域的细粒度覆盖是否真的让读者更加了解情况？他们仍然可以考虑查看某些趋势故事，他们可以全面地做更多事来应对复杂性。
读者也可以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当前的媒体杂音所困扰的事实。让我们希望，当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方案时，他们仍然能够找到可以超越喧嚣嘈杂的真正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