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列表：以及关于这个列表，您应该知道的事#

##我想解释一下，关于为什么我会做这件看起来可能很没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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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大家，我是 Mitte，我来负责整理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原则是，尽可能选取在中国还没那么流行的优质内容出口；不一定都是媒体，也有一些组织，尤其是独立的直接行动组织，这类组织的在线存在并不是战略目标 —— 行动才是，在线存在是作为知识普及和信息传递的措施。

在此之前 Stone 叮嘱过：IYP不考虑左右，要超越左右范式，从真相入手。IYP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恰好最近几年里对 “Intellectual Diversity” 的讨论也很火爆，即 不论你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哪一个位置上，你都应该首先接受事实，然后从这里出发形成观点；同时，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每一类观点的存在，并自行判断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好的，这就是本列表的主旨之一。但它毕竟是我做的，所以它很可能带有我个人的偏好（顺便说，IYP认同我的 “偏好”）。我是个实践者，所以您知道，如果您喜欢的是追热点的、吐槽的和嘴炮的，这个列表中可能没有。

但如果您喜欢知识，热爱自由，具有行动热情，尤其是，渴求真相，那么这个列表就是给您的。

IYP一直在努力使简体中文网络的内容变得丰富些，视野广一点，前瞻性高一点，但这不是仅仅依靠充斥内容就能做到的，重要的是需要更多人养成多渠道获取信息的习惯。

希望本列表能对此有所帮助。

其实IYP几年前做过这样的汇总，但有几个原因促使我们不想再做这件事，这些原因包括：

1、对进步思想在中文语境下的存活能力信心不足。

绝不是说我们认为思想市场低迷的中文舆论场会抵制这些思考方式；而是说，在大部分中文内容倾向于搬运保守派和所谓的自由派企业媒体的内容的大环境下，进步思想会被算法所边缘化。

它影响到我们对这些资源理应被期待的能力是否能真正发挥出来，产生怀疑。

这与美国的状况是一样的，还记得这份报告吗《媒体巨头和硅谷的武器化算法沉默异议》，这并不是某个阶段的特例，而是一种常态，虽然在不同时段的表现可能略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汇总的这个列表中很多域名您甚至很难搜索到 —— 如果您只是通过话题或关键词进行搜索的话。这是金钱权力对叙事的控制，当然，也正是我们希望打破的东西。

2、如果希望完全读懂这些内容，您需要一些基础。

这里的基础指的是对事实的了解。如果一个人长期被企业媒体的半真相逻辑谬误所污染，那么他/她就很难有清晰的对背景事实的了解，结果就是，开始阅读独立媒体内容的最初会产生困惑感，或感觉突兀；但是，如果您能在此过程中培养积极的思考习惯，这种困惑很快就能缓解。不论如何，积极的思考习惯总是对您有利的，您可以受益于它在任何一个领域上。

3、对互联网内容市场神经症式的竞争环境感觉无奈。

很多年前IYP分析过什么是神经症式竞争，这在数字媒介下的表现尤其突出。在这里，关注内容的很多人（虽然肯定不是绝大多数人）并非关注知识和思想本身，换句话说，关注的可能不是纯粹的提升自己，而是竞争中的输赢 —— 做内容翻译的人在流量上竞争，做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人在粉丝量和吸睛度上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不会分享自己的资源（即 竞争能力）。并不是说IYP妥协于这种状态，而是说，当我们反其道而行的时候，往往只会为这种竞争状态添加燃料，从而在较大程度上背离我们分享资源的初衷 —— 初衷是帮助您和您的团队的提升，而不是帮助您的竞争。

IYP对竞争没有任何兴趣，我们既没有通过提供内容赚钱，也没有用知名度去卖东西，这种竞争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可见的利益，只会浪费时间。

4、一些中国社会的进步人士对这些信息源已经不陌生。

碍于回音壁气泡的问题，这些内容很可能难以进入保守派和伪装起来的保守派即 “自由派” 的视野，而进步派在较大程度上已经熟悉这些资源。换句话说，它可能无益于跨意识形态的对话。

但是，也有其他原因让我们感觉分享这些资源是必要的，包括：

1、如果能有更多翻译者愿意将进步思想和变革意识带入中文内容市场，这将是改变中文内容保守生态的强大动力。

鉴于我们的观察认为，中国社会很大一部分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迷糊的和混乱的，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进步派有望用内容的提供和讨论的发起召集到更多支持者。资源在此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战术。

2、与我们私下交流的一些中国的年轻进步人士具有令人钦佩的知识面、对动态敏锐的嗅觉、变革的思考方式和一定程度上的行动力、他们所关注的议题与全球进步运动有着接近一致的步调，这让我们非常兴奋。IYP绝对乐于支持来自中国的希望 —— 通过我们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内容。

3、中国还没有真正能推动变革的独立媒体，叙事矩阵让大多数异议人士误解了媒体的含义，包括中国职业记者群体中的异议。这些资源也许能够帮助中国的积极人士取得更大的进步。当然，您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方式将决定一切结果。

4、当您搜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出现在搜索引擎前几页内的域名都是巨头科技公司的黑箱算法所钟爱的，甚至是花钱买来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它们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相反，我们值得努力去提升那些被主流叙事操控者所掩盖和边缘化的有价值的反抗内容，推动被屏蔽的真相到更多人面前。

虽然仅仅一个列表无法战胜监视资本家的算法，但这个列表中包含了能战胜统治阶级的智慧，我们需要这些智慧被更多人所了解。

当然，不论如何都要强调您的搜索技巧，比如《巧用互联网，以找到您最想要的信息：搜索思维作为基本功》，再比如《如果你擅长搜索，你能找到一切：没有谷歌的强大搜索世界》，等等，不仅对调查者，对普通互联网用户来说也是很有必要掌握的技能。

关于本列表，有几点注意可能需要事先说明
1、制作这个资源列表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所有这些网站/组织发布的一切内容（不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您也不应该随便认同任何一个网站提供的所有内容，包括IYP的网站；一切都是可以探讨的，我们拒绝 “正确答案”，我们认为进步将在不断反思和创新的基础上实现。

2、独立媒体仅仅依靠读者的捐助存活，他们的资源极为有限，于是他们大多有着非常鲜明的本土角色意识。他们不会像经济学人或者CNN那样有财力养活驻外国记者，众所周知那些企业媒体背后雄厚的财力已经全方位控制了他们的门徒，以充分满足其金主（即那些资本家）的利益。

但这并不是说独立媒体不会讨论其他国家，比如中国，而是说，他们中很多人会致力于通过揭穿本国权势和寡头的谎言来涉及外交政策的辩论，就如中国公民会对北京政府的 “外国敌对势力” 论嗤之以鼻那样，这无可厚非。我们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本土反抗，接下来才是在大战略上与全球进步运动结盟。

3、做独立媒体的汇总并不意味着所有非独立的媒体都是不值一提的。比如，曼彻斯特晚报 (Manchester Evening News)，它是在卫报旗下的，它不是独立的，但它比卫报好很多，而卫报的堕落也是国家暴力的结果。这仅仅是一个例子。

再比如 TheIntercept，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媒体，虽然它的创建是为了在其他企业媒体都拒绝发布斯诺登文件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发布方，但其创建者 Laura Poitras 和 Glenn Greenwald 都无法掌控这家媒体公司，尤其是，去年，TheIntercept 的美国分部先是通过过度的审查赶走了 Glenn，然后又解雇了 Laura。两位创始人现在都不在 TheIntercept。

也许继续有中国朋友认为 TheIntercept 是“好的”，比如它揭露了很多美国巨头公司（谷歌、甲骨文等等）如何持续几十年帮助中国构建了反乌托邦地狱。我绝对承认这是价值，但是，请注意，TheIntercept 公布这些消息的时间段 —— 并不是在中美开始秘密同谋的最初，而是在几十年后，尤其是，恰恰在美国舆论热点 —— 而不是中国舆论热点 —— 瞄准相关科技巨头的同期。

换句话说，它和它们那些企业媒体兄妹一样，它们真正关注的重点始终都是它们在本土的广告利润，而不是中国人权和中国敏感人士的安全。请在此保持清醒。

4、您应该理解其他国家的反抗者和中国的反抗者在本土抗争的优先级方面是一致的，于是，就如IYP在去年底的对话中所啰嗦的，“如果您依赖任何一个政权，这些内容可能都不适合您”；只有当您真正使用反抗者的思考方式时，才能理解它们。

5、我们提供这些资源是希望提供一些反抗的思考方式 —— 换句话说，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敷衍问题的思考方式，这是企业媒体绝对拒绝提供给您的东西，因为这些 企业媒体木偶 背后的大金主（那些牵线的人）就是问题本身，至少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由公众捐助支援的独立媒体没有这些顾虑，他们将全力以赴满足公众的利益。（在他们还没有被饿死之前）

6、也是 IYP 长期致力于努力的一部分。即 由于在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独立媒体，加之中国的职业媒体中的异议记者很多倾向于模仿西方企业媒体的方式，而极少接触到真正民主的西方独立媒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于是我们使用了一个单独的列表汇总内容 —— 列表3 “守门人和斗智”，希望帮助中国本土的有志之士构建真正专业的独立媒体。

7、如果您只是简单地引述其中一些观点去和其他人争论，您将不仅难以在争论中获胜（由于语境差异），而且将错失这些资源真正的价值。

8、这一列表将不定期更新，尽可能实现补充；为了更便于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它放在 start.me 中，与IYP的5个内容列表并列。

9、最后，就是我们一直重申的观点，即：并不是说企业媒体完全不值得阅读，即便是党派媒体也没什么问题；开卷有益是一种智慧，只要您拥有积极思考的习惯，您可以从任何来源中捕获到对您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您能看出某企业媒体掩盖了什么吗？ — — 半真相永远通过掩盖一部分而突出另一部分来操纵公众的认知；或者，这条消息作为一个线索对您的直接行动有什么帮助？ — — 局势分析是我们在 《整体安全》培训课程中多次强调过的重要战术。

永远希望您能够准确抓住最闪亮的那颗宝石。

好啦，就是这样！现在iYP有了6个列表，在此前5个内容列表的基础上添加这个新的独立媒体列表 ：https://start.me/p/ADmbkr/feed

欢迎关注IYP网站的备份 ，原网站是（iyouport.org ）。我们提供安全知识、行动技巧、专业培训、免费新书和纪录片 …… 从电脑桌前到街头，如果您对安全防御和行动主义感兴趣，这里是您值得了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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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网站有一个 static html 存档：https://dev.drieendertig.nl/www.iyouport.org/index.html ，如果未来原网站被废除，而您在我们的备份内容中发现某个嵌入的超链接打不开，请按照标题在上述链接中搜索。

不要错过我们的内容列表，类目很清晰，您可以按照您的需要查找内容：

自我保护：

https://start.me/p/xbYXdR/iyp-1

真相：

https://start.me/p/RMQrDD/iyp-2

斗智：

https://start.me/p/nRBzO9/iyp-3

世界：

https://start.me/p/aL8RrM/iyp-4

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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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 独立媒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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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错过我们的2021年终礼，13个话题，包括：

💡究竟什么是民主？葛底斯堡演讲有什么问题？

💡 如何信任？什么样的人不会出卖您？

💡 以共同的仇恨凝聚起来的反抗队伍为何注定失败？

💡 为什么大多数对话都是废话？

💡 中美之间是冷战还是竞争？

💡 为什么知识分子频频跑题？

💡 工人阶级还行吗？工运死了吗？

💡 我们真正的对手究竟是谁？它将如何被瓦解？

💡 今年有多个来自中国的 “泄密”，它们为什么没有用？到底什么是泄密？

以及更多！ …

#“你的” 叙事#

##【2020年7月16日存档】每个人都生活在 自己的 真相和现实的小隔间中，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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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 这个词正处于政治鼎盛时期。政治家需要在对手为他们辩护之前确立 自己的 叙事。他们需要对其进行更改或查找、测试或否认。

我们生活在相互竞争的叙事的愤怒争吵中，每一个叙事都试图粉碎、压缩、摧毁、和歼灭其他叙事。

但是，他们并不是采用老式的科学经验和理性方法，也不是采用法庭上的直接和间接证据。

Justin E.H. Smith 在《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中描述了特朗普当选之后直到目前，这个充满火药味的竞争性叙事的舞台。在选举中，这意味着 “共同预设的共享空间几乎完全消失，人们的争论建立在这些差异之上。”

曾经所有人共享的同一个空间，现在变成了数以百计的小空间气泡，其中一些在社交媒体中仅仅短暂碰撞，而长时间完全忽略了其他空间的存在。

我们现在都处在 自己的 真相和现实的小隔间中。

叙事要么引人入胜，要么无人问津。是否有民主党候选人像特朗普一样活跃在舞台上？Elizabeth Warren 的许多计划是否能像特朗普的一则推文那样吸引人？批判性推理还存在吗、还是社交媒体 “大腕” 抢占了所有舆论空间？

正如 McLuhan 所言，媒介没有任何预兆，即 消息传递会从现实中过渡到一种超现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模仿者取代了 “消息传递” 的含义。

追溯到20世纪，实用主义者 Richard Rorty 放弃了哲学通往真理的道路，因此对他来说，真理成为他同时代人所允许的一切。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中能让所有人都同意真理的概念，但是如今的人们已经距离 Rorty 的 “同时代人” 范畴相去甚远 —— 您居于网络空间一角的真理始终是您在那个极小的地盘里面的同时代人的共识；如果您不同意那个小空间里的其他人，您就不会在那里。还有数不胜数的其他网络角落都驻扎着各自 “私有的真理” 认同者。

正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描述的那样，这种 “各自为营” 的状况既不是社会所创造的，也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 想象中的社区 所产生的整个生活方式。

《社区应该是什么？是谁在玩坏这个概念？》

Benjamin Franklin 肩负的任务是，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我们的共和？

因为如今的人们更接近公司资本主义国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两者都会导致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笼罩在网络技术监控之下，两者都以高科技专制取代了自由民主，完全可以说共和制没有保住。

如果某些共同的 想象中的社区 可以从中诞生一个功能性社会，那么这种文化将使恢复成为可能。但是，再次不幸的是，以前被公认和被理解的论点、摘要、案例、以事实为依据的立场，现在都变成了 “叙事”，他们没有寻求证明自己，而只寻求参与，网络空间的超现实性旨在仅仅提供那种 点赞/表情符号” 的互动。

那种思维跳跃充斥了经验和感觉，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的习惯。只有假新闻和另类事实，不再是理性的观点，而是 “叙事”。

如今已经走到这步了，但没人知道是如何走到这步的，尽管自六十年代以来真相和现实的基础一直在被侵蚀。

后现代性引起的现代性困扰之一是语言学：与世界相连的言语没有确定的方式，而是漂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文化赋予它们以含义。书面上的文字已经不在书面上，而是在所有层面的联系上不断发生变化。

James Joyce 曾将这种互文性称为 “ portmanteau 混成词”，好像每个单词都是一只长途跋涉后的旧旅行箱，上面贴着各自地名的贴纸。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人们想要为在指称者和被指称者之间建立固定的、毫无争议的联系而进行防御性的写作和讲话，这场斗争注定要失败，因为文字本身很自然地在这种强制措施之外 “浮动”。

因此，这种巩固意义的尝试遭到了破坏，只能指出一个词覆盖了哪些点，却逃脱了我们致力于将语言与世界保持可靠关系的努力。

但为什么呢？在后现代的观点中，词语不仅意味着其本身的意思，而且还意味着在特定环境中的含义，例如一种文化，其本身具有某种意义的层次结构，从道德、政治到家庭和个人，在每个类别中都具有优先级。

如果被认可和被接受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分裂，然后像细胞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分裂，那么价值和意义的共享核心就会破裂，因为它们从中出现的环境会破裂。

言语可以在任何地方浮动，但总是在已经存在的谈话、故事和真理的层次中。意义的可靠性就在于此。当形势发生变化，以至于合理情况不再是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想象核心而是臆断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 一份笔录被一些人认为 “完美”，而被另一些人读出了犯罪。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在气泡中写下和谈论一切对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其他人生活在不同的气泡中，而对于他们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

可以这么说，人们已经不再在同一页纸上，而在同一页纸上对于达成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这种混乱的制衡机制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并没有根深蒂固，因为人们对个人自主权和个人选择自由的幻想深深地依恋。现在，我们仅通过主张我们自己的个人决定的权威来捍卫自己，反对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任何真相。

后现代没有预见的是现实条件从离线世界向在线世界的转移，在这种运动中现实世界的制衡机制陷入了意识的领域，言语和世界联系的点可以自我验证，而无需外部审查或破坏。

简而言之，网络空间再次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里，所有个人对现实和真理的发现都可以蓬勃发展，而不会被传统上称为 “经典/真理/方法论、理性和现实” 的东西所否认或消除。

每一条推文都站在自己圈子的立场上，每一个词的含义都是 “I say it means.”

“共同前提的共享空间几乎完全消失” 不是由特朗普当选而造成的，而是以前就存在的，只是他就将其带入了全国范围。

上图中这本书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t.me/iyouport/6903

在一种深深关注个人而非抽象、致力于吸引名人而不是思想的文化中，这是政治的祸根，特朗普的崛起标志着这种转变。

他的统治不是作为世界新意义的先知，而是作为反对阻碍个人意识的叛逆者。他对当地居民的意愿表示轻蔑和拒绝，仅专注于自己的想法，并表现出连他的仰慕者都会感到的蔑视和拒绝。

在不平等的大滑坡下沦为新奴隶阶级的人们由于收入和就业的不安全感而感到沮丧，他们意识到在前几代人中就不存在这种危险，感到被骗了，但无法指出如何被骗的或应该由谁来负责。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不同的叙事。

您可能会出生在大革命前的法国而无需意识到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时间和地点会影响我们的个人意识或选择。但是，所需的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空间，称为 “大环境” 或 “客观现实”，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平台，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受到影响并意识到这一点。

而如今，这个空间不再以一种不受挑战的方式存在。网络空间中一片混乱的声音，这是另一种现实；一个任性的霸主声音为所有人解决各自的现实和真理。

无论人们在争辩性叙事的战场上有多激烈，也只能在各自索居的现实气泡中壮大成长，这些 “了解方式” 不是人们最初的创造，而是文化上的衍生。

上图中那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t.me/iyouport/6779

当提供某个含义的叙事被提供不同含义的其他叙事无休止地对抗时，你也许可以通过改变叙事所占据的分量来重新获得理性和理智。但 Umwelt 呢？是否能够重新唤回共享空间，取决于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希望这本书能带来一些帮助。⚪️

#当共产主义者镇压国际工人运动：八九天安门广场的工人斗争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

##自我管理的民主工人阶级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是一群梦想着让自己能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他们无法在工作场所形成集体身份，于是他们在街头聚集起来。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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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后，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的基本细节，除了最顽固的政治宣传者外，其他所有人都有共识。学生抗议者对他们所认为的市场改革的延迟感到愤怒，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试图将自己插入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个神秘的、基本上是想象出的派系争端中。

抗议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新闻自由的标准自由主义诉求，并准备在戈尔巴乔夫为1989年中苏峰会访问中国期间进行绝食抗议  — — 这在对党的内部取得影响力方面大致失败了，但使北京其他地区的人都支持学生们的事业。当学生运动开始减弱并陷入派系斗争和琐碎争吵时，北京的工人们登上了历史舞台  — — 尽管他们被禁止登上天安门广场的舞台使用麦克风。

在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是自发的自我组织中，北京的工人阶级开始加固天安门周围的街道，以应对军队即将到来的攻击。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军队数周，并迫使中共从全国其他地方抽调军队，因为北京的军事单位拒绝自行开火。然而，工人们的运气在6月4日用完了，军队驱逐了保卫广场的工人，并攻击了学生本身，完全粉碎了这场运动。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但除了暴露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国际资本要求面前的无能为力之外，没有任何结果。不久之后，当中国在2001年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它无缝地融入了这一国际秩序中。

天安门的意义
但是，如果说1989年事件的细节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没有。30多年后，关于天安门的报道仍然完全集中在学生和他们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其他国际主义的描述将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韩国、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然而，他们也重复了狭义的民运论述的错误，只关注学生抗议活动的相似性。一些修正主义的论述做得更好些，特别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德鲁·G·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和龚小夏，他们在90年代初对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研究，在25年后被张悦然借鉴，最终对工人运动的广泛政治做出了连贯的描述。他们发现，在运动本身的核心有一个关键的分歧。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 — —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民主原则是真诚的，而不是简单地掩饰要求由新知识分子阶层监督市场改革的深度专制版本的自由主义 — — 相信的是一种狭隘的政治民主概念。[1]

这种政治民主在国家层面上运作，其核心原则是：公民自由，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参与选举并普遍监督和管理国家官僚机构。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民主模式将工作场所降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民主并没有延伸到这个领域。资本主义公司，或其国有企业，将继续处于资本家和他们的经理人的绝对独裁统治之下。即使是台湾和南韩的民主运动的进步派也保持着这种私人专制。在进步的政权下，工人将被赋予权利：允许组织工会，享受福利国家，得到有限的保护，免受他们的老板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身体和心理虐待。但是，无论民主运动如何进步，老板们独裁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对老板们来说，民主意味着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的工作场所。

只有天安门的工人们不同意。他们不仅站在世界其他地区民主运动的对立面，而且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北京的工人阶级将民主运动的原则应用于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上 — — 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不断增加的债务、政府官员猖獗的腐败、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和小官僚的压迫 — — 重新发明了一个古老的、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工厂民主传统：民主工人的自我管理[2]。

20 世纪最后一次在工厂中重新出现民主原则，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天安门事件的真正意义。

中国军队和北京工人之间的战斗，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主张工厂民主的传统工人运动的核心与其坚持工厂一人统治的反对者（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都有）之间斗争的结束。在工厂和其他所有工作场所实行一人统治的最终胜利，铸就了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我们才开始理解的方式塑造了它。只有将天安门大屠杀置于其真正的背景下 — — 传统工人运动的崩溃和工作场所民主原则的死亡 — — 我们才能开始真正解开全球经济的转变和产生现代世界的工人阶级本身性质的根本性变化。

工厂里的民主
在最早的时候，古典的工人运动是坚决的民主。在19世纪40年代，它为议会民主与欧洲的君主制进行斗争，最终在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中达到高潮。在革命被击败的同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这些人在几个月前还曾在街头一起为民主的局限性这一熟悉的问题而斗争。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就像1989年的中国革命一样，自由主义的民主力量想把民主的范围缩小到政治领域，而工人则想把它扩大到对生产本身的控制问题。在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进一步的分裂，即 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最激进的派别来说，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意味着工人将通过工人自由协会、直接民主工会（后来被称为工团主义的立场）或工人委员会直接控制生产过程。

但更多的保守派开始迷恋国家的官僚技术。他们羡慕地看着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业化大国从事越来越精细的规划计划：首先是道路、运河和铁路，然后是整个城市，以及由电线、煤气管道和管道系统组成的复杂网格，并开始相信，集中的国家规划  — — 而不是工人的民主协会  — — 可以带来长期追求的社会主义合作联邦。

这些派别几乎包括了整个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从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他完全放弃了革命，支持从内部改革资本主义和国家，到卡尔·考茨基，这位强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成为伯恩斯坦在争夺强大的德国左派控制权的斗争中的劲敌[3]。正如大卫·格雷伯所指出的，列宁对德国的邮政服务如此痴迷，以至于他在其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加入了这段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写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机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称邮政服务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例子。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部门是按照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的方式组织的企业。帝国主义正逐渐把所有的托拉斯变成类似的组织 …… 按照邮政部门的方针组织整个国民经济，使技术人员、工头、簿记员以及所有官员的工资不高于 “工人的工资”，所有这些都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控制和领导之下，这就是我们的直接目标。[4]

因此，列宁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形式将是一个完全的国家官僚机构，负责规划整个经济，这种模式使他成为工人运动中寻求工厂民主的派别的最大敌人之一。

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到19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已经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创造了名副其实的 “国中之国”。这些 “国家” 是庞大的工人机构网络，从 “免费学校、工人协会、友好协会、图书馆、[和]剧院” 到工会、合作组织、邻里协会、租户联盟、互助会以及由工人自己民主管理的政党，它们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重要服务，并作为工人希望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5]。奥托·冯·俾斯麦担心这些民主的工人机构会受到欢迎，于是他建立了官僚的、由国家管理的图书馆、剧院和福利服务机构来取代它们，他对一位美国观察员说：“我的想法是贿赂工人阶级，或者我应该说，赢得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为他们而存在并关心他们福利的社会机构”。[6]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把俾斯麦为阻止他们夺取政权而建立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本身混为一谈，这导致他们复制了俾斯麦方案的官僚主义性质。但是，即使左派和右派的新的官僚主义对手巩固了他们在各自运动中的地位，作为工厂中的民主的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受欢迎程度仍在继续上升。更重要的是，参与自发起义的工人本能地开始形成民主机构，特别是工人委员会。其中最著名的是1905年和1917年俄国自发革命期间形成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被称为苏维埃，最初是在1905年从临时罢工委员会中形成的，后来成为正式的、由各个工厂的代表组成的选举机构，他们致力于协调总罢工。[7]

民主工人运动最惨痛的失败来自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来自资本家或社会民主党人。

1905年的革命被沙皇镇压，但在1917年，随着另一场革命的开始，俄国工人阶级再次组成了工人委员会。这一次，委员会将直接控制生产，在各个工厂和行业之间进行协调，并作为工人反击新的革命政府的力量。俄国革命拉开了从意大利到阿根廷的工厂民主力量与新形成的、反民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本家联盟之间的公开战争时期。1917年至1920年期间，德国、波兰、奥地利、乌克兰和爱尔兰都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巴西的工团主义工会也举行了起义。最终这些起义都被粉碎了。在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和意大利国家之间发生了一些最激烈的冲突，工人对工厂的占领不是被意大利政府驱逐的，而是被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和他们的工会 — — 劳工总联合会所瓦解。

工人民主运动最惨痛的失败不是来自资本家或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来自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工人委员会掌权的那个政党。列宁在掌权后几天就开始破坏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后仅几天，他发表的《工人管理法令草案》就明确指出，真正的权力和权威在于新的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工会。[8] 面对工人委员会出人意料的大规模抵抗，这些法令在实施之前需要进行修改。但在公开宣布支持工人委员会的同时，列宁继续削弱他们的权力，直到1918年他在《苏维埃政府的近期任务》中终于承认了他对工厂民主的真正立场：

毫无疑问地服从单一的意志，对于以大规模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劳动过程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今天，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革命要求群众毫无疑问地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单一意志。[10]

列宁比大多数人更坦率地说明了工厂中的一人统治会带来什么，但如果他说得更直接一点，其结果与任何其他政治制度中的一人统治没有什么区别。布尔什维克在工厂的统治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法西斯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工厂民主运动现在面临着四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四方愿意抛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确保工人不会直接管理他们的工作场所 — — 随着20年代结束进入30年代，这一运动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如果您错过了《没有”革命的政府”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用国家废除阶级》

An acampamento (camp) of the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Santa Catarina, Brazil
工人运动的本能
对列宁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不管他们杀死多少工人，工厂里对民主的要求根本不死。100多年来，大规模工厂系统的发展和支持它所需的后勤基础设施  — — 也许最重要的是煤矿和用来运输它们的铁路  — — 产生了一个特别激进的工人阶级，他们把对工作场所的民主控制视为其解放的基本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这表现为一套关于工人阶级和阶级社会性质的连锁信念，所有这些对于工人委员会的本能形成在革命危机时刻表现出来都是必要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速技术扩张中，工人开始将自己视为新世界的创造者。这就产生了推动古典工人运动的第二个信念：新世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它的继承者。因此，工人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生产本身，并为工人自身的共同利益而管理它。

这两个信念本身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民主派所独有的，它们广泛地包含了整个运动的意识形态 — — 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到列宁主义先锋党的知识分子领袖。[11] 民主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工厂生活的基本异化，关注被老板简化为对象的条件，而老板只是把工人当作行走的工具。对列宁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异化只是所有权或分配的产物。工人阶级的解放将在其生产能力中找到，而不是在其天生的人性和创造力中找到。但对工人运动的民主派来说，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要在工厂里作为一个人统治的对象这一根本性的堕落持续存在，所有权结构和健康福利的变化就相当于忽略了整个问题。这种退化只能通过把代理权和自主权交还给工人阶级来解决  — — 让工人阶级自己控制长期以来控制他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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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班牙工人决定将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集体夺取了对其工作场所的控制。西班牙革命，后来成为了此前或此后最大的和最广泛的工人民主自我管理的实验。从公用事业到面包店、医院到鞋厂，一切都在直接民主工会的控制之下，一旦他们的前老板被赶走，工人们就开始按照民主路线改造整个西班牙社会。他们将集体资源集中起来，为西班牙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民主化分配。在一个短暂的时刻，民主自我管理的胜利试验兑现了它的承诺：产量大幅增加，社会服务得到扩大，西班牙工人甚至自行组织了一个全民医疗系统，将服务范围大幅扩大到以前无法获得照护的农村地区。 [12] 但这场革命是在西班牙残酷的内战中开始的，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幌子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势力以暴力手段消灭了任何民主自我管理的尝试，并将工厂归还给他们的经理，然后在战争中输给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

革命工人没有被亲管理阶层的大屠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伤亡所吓倒，1956年在匈牙利以及196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里再次成立了民主委员会和群众大会。令资本家和共产党人失望的是，这些起义所提供的对异化的民主解决方案的发展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本能的，它往往出现在没有建立工人运动及其政治教育工作的地方。

这种运动的典型是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进程。阿尔及利亚工人所接受的有限的政治教育是来自于民族主义的、先锋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FLN），该阵线曾进行过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战争。民族解放阵线的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在上台后发现，经济结构的问题已经为他找到了答案。生产将由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管理，这些委员会建立在阿尔及利亚工人在独立后大规模逃离该国的法国定居者所夺取的财产上，这些财产无人居住。本·贝拉的政府从列宁的书中抽出一页，公开支持工人委员会，同时在私下里破坏它们，但两年后的军事政变使整个争端变得无关紧要，军事政变彻底解散了委员会，并在工厂里重新实行一人统治。

通往天安门的路
面对纯粹的军事镇压，这些起义持续不断，导致资本主义管理精英们寻找方法，关于如何在不放弃权力的情况下，拆除产生民主起义的系统性结构。只有当工厂作为一个接触点  — — 一种既剥削工人又促进互动，使工人能够找到并产生集体意义和相互认同的黑暗广场 — — 发挥作用时，工厂对民主的本能拥抱才是可能的[13] 。因此，反对民主化自我管理的基本主旨是攻击车间这个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场所、和作为可以被视为任何方式的解放空间。这采取了多种形式：最有名的是去工业化本身，以及将工厂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 — — 在那里，工人可以变成房主，并通过廉价信贷和他们的新房 “也将作为资产” 的承诺来收买。

随着资本家阶级将剩余的工会养老金注入股票市场，“金融民主化” 取代了工厂的民主化，从而将剩下的有组织的劳工与股票市场绑定在一起。公司开始把工作场所变成一个巨大的宣传机构，充满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节目，旨在促进对公司本身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认同。

最糟糕的是，资本的流动性和工人的不流动性，加上新的物流网络和集装箱运输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如果工人开始占上风，资本家可以简单地转移到其他地方。随着工业工人阶级的总规模收缩，这种动态增加了，将大量人口从传统劳动力中完全剥离出来。这些发展最终摧毁了传统工人运动。但为了使反民主的反革命取得成功，它就需要获得大量可剥削的劳动力供应。资本家阶级在中国找到了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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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到80年代的市场改革，中国工厂的制度在某些方面与美国或苏联的制度不同。由于没有解雇工人的能力，也没有计件工资制度，在没有获得工人同意的情况下，要强迫工人付出劳动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群众性的思想工作 — — 一种家长式的、半民主的制度来决定工作小组的负责人，虽然由党操纵，但确保管理人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欢迎的，并听取工人自己对生产结构的建议来实现[14]。虽然这个过程是严格管理的，但工人有能力批评管理他们的干部，并将工作单位制度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束缚纳入工厂制度。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工人对异化的体验与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或阿尔及利亚人不同。

在1949–1980年代的阶级制度下，中国城市工人阶级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特权阶级。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可以获得工作保障、保险和福利服务，而拥有农村户口的工人则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15]。这些福利的资金来自农村的大量谷物种植，而那里的居民几乎看不到他们劳动成果的好处[16]。这些因素与毛主义的结构性意识形态特征相结合，导致了对个人而非体制的关注。这意味着，尽管大胆地宣称要打击官僚主义，但这一时期的起义最终只是用另一个管理者去取代上一个管理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巴黎公社为基础的选举是一种流行的要求 — — 特别是在上海和湖南的一月初的风暴中，但几乎没有人写过关于它们的文章，似乎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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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主自我管理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激进的派别被解放军管理的白色恐怖消灭了，在动乱中进行了大部分的杀戮。在110–160万死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各种保守的当局所杀害的[17]。在他们之后，政治走向了知识分子驱动的自由派政治，广泛地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因为邓小平释放了独生子女政策，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厉的举措，并最终成功地重建了国家对家庭的父权控制，甚至剥夺了数亿妇女从文化大革命中抓到的有限的自主权。但是，市场化的开始，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逐渐瓦解，以及一波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变化，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工人运动的死亡
到 1989 年， 传统工人运动已走到最后。由于无法引发自己的起义，它抓住了一系列其他社会和政治运动，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18]。然而，民主自我管理原则的发展及其对工厂中一人统治的批判对民主运动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意味着中国工人的发展是他们将民主原则应用于自身情况的自发产物。这就导致了以前的工人运动所不熟悉的表述。魏昂德采访的一位工人对工厂里的民主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很多工人都同意民主和自由？…… 在研讨会上，是工人说的算，还是领导说的算？我们后来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工厂里，厂长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通过工厂来看国家，情况也差不多：一个人的统治……我们的目标不是很高；我们只是希望工人有自己的独立组织 …… 而在工作单位，是个人统治。例如，如果我想换工作，公交公司的工头不会让我去。我应该在5点回家，但他让我加班两小时，如果我不加班，他就扣我的奖金。这就是独裁。一个工厂应该有一个制度。如果一个工人想换工作，他们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规则来决定如何做。而且，这些规则应该由大家共同决定，之后，任何违反规则的人都将按照规则受到惩罚。这就是依法而治。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制度[19]。

这是对工厂中一人统治的经典批判的一种极其保守的框架，以法治的主流政治言辞来表达。但是，任何试图实际实施一种制度，让工人通过一个独立的组织民主地控制他们在哪些工厂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他们的奖金率是多少，都只能以工人的民主自我管理结束。正如魏昂德和张悦然所指出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一律没有受过教育，与各种自由派知识界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工人运动，而这个工人阶级的最后一次本能是要求工厂的民主。这个要求，在所有其他要求中，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当军队向北京进发时，被消灭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即使是对工厂民主要求的记忆也会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运动的记录中抹去，从而确保事件的意义不复存在。

那么，当年的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两个不同的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过渡点。抗议活动是旧工业工人阶级政治动员的高潮，他们在天安门周围的街道上对传统工人运动发动了最后的攻击。而他们的失败结束了老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地位，他们在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被彻底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来自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和半城市的底层，被拖进城市，充实到2.77亿农民工的队伍中，这些人今天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20]

这个新的工人阶级 — — 拥有农村户口，没有办法进入剩余的国有工厂系统 — — 将没有以前的工人阶级的好处[21]。以前的工人阶级至少可以提出一个民主形式的工厂，通过它可以改善生活，而这个新的工人阶级的最大愿望是完全离开工厂，自己成为一个企业主。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群体认为自己是一个暂时窘迫的小资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概念不利于传统工人运动的形成，事实上，新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在工作场所找到一个集体身份。他们的情况并不独特。传统工人运动的死亡，在各地都可以看到，面对拒绝在工厂中凝聚自己的工人阶级，民主自我管理的要求已经崩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只是晚了一步。

然而，事实是，在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经济体系都在危机与危机之间徘徊，甚至在工厂不再作为形成身份认同的场所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革命。

如果一个集体身份不能在工厂里形成，那么它就会在街头形成。由于缺乏一个积极的身份来凝聚自己，工人们只能在大规模的基础上动员起来，直接反对一种在跨部门基础上威胁到他们的力量。国家凭借其提高基本商品价格和削减福利的能力，成为唯一可用的敌人，与警察的不断斗争成为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唯一基础。

因此，当代的起义采取了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和几乎持续的与国家对抗的形式。工厂占领被广场占领所取代，而随着广场被发现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也被与警察进行的街头斗争所取代。但这使新的革命者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困境。如果没有传统的工人运动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所提供的对抗国家的杠杆，他们就没有能力推翻一个坚定地致力于战斗的政府。

在过去的三年里，秘鲁、印度、法国、香港和苏丹的大规模总罢工，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预言的那样，在没有伴随工厂占领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打败[22]。

但是，在目前的劳动条件下，产生另一波工厂占领的可能性极小，任何试图将民主重新引入经济领域的政治运动的出路都不明确。也许这就是天安门的最大遗产。在天安门广场外集会的工人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工厂。尽管他们说的是旧式工人运动的语言，但他们像我们一样站立和斗争：在街头。他们是工人运动世界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他们面临着我们所面临的同样的革命危机：巴布亚和巴勒斯坦的危机，哥伦比亚和伊朗的危机，缅甸和香港的危机，胜利就在地平线之外，但还无法把握。

我猜想，天安门的工人们现在还没有答案可以给我们。但是，期望从已离去的人们那里得到答案，对那些过去和现在为解放而牺牲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路，并将死者的名字挂在嘴边，去建立那个他们为之奋斗的世界。⚪️

#后社会主义中国左翼组织的新方向#

##来自全球左翼的抵抗并没有以足够的历史和背景知识来回应中国的复杂性。
##

【本文来自 Upping The Anti，作者 IAN LIUJIA TIAN】

2017年11月11日，在保安的帮助下，警察闯入广东工业大学的一间教室，逮捕了8名学生。作为一个左翼学生读书会的成员，他们当时正在主持一场关于中国当代左翼政治的讨论。被捕者之一张云帆在网上发表的帖子中写道：

「在我们被逮捕时的读书会中，我们正在讨论过去几十年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如工人的地位问题。我们在问：年轻人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我们确实谈到了二十九年前发生的事（指的是1989年）。但我们是 ‘太激进了’ 吗？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书本去定义 ’激进主义’ 的话。在中国，认识到社会问题就已经很 ‘激进’ 了；谈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则要 ‘激进’ 得更多。但是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问题，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为什么这是非法的？」

该读书会的领导人张云帆被指控 “扰乱公共秩序”，因为他们被逮捕时没有携带身份证。后来，警察冲进该读书会的共同组织者郑永明的公寓，逮捕了他，并把他关在警察局里。另一名受害者是孙婷婷，她因刑事指控被拘留。还有四名幸运逃脱的学生成员被警方通缉。

逮捕行动的荒谬性遭到了其他左翼团体的反对。事实上，统治的场所就是反抗的场所。 全国各地的左翼组织者以及香港的左翼组织者在线上线下联合起来，揭示了非法警察暴力的极端性及其矛盾的主张。更重要的是，那些被逮捕的人一旦被暂时保释，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警方没有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学生会因为镇压的恐怖程度而保持沉默。最终，所有学生在2018年初被释放。

学生并不是唯一被警察盯上的人。例如，几位为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工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左翼律师在2016年底也被逮捕。这些逮捕和拘留表明，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下，围绕 “社会主义” 的定义展开了斗争。中国共产党（CCP）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由于本文的范围有限，无法全面解读中共对 “社会主义” 的坚称。然而，正如中国历史学家吴亦清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的那样，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形成的展开，这种 “社会主义” 的宣称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的意义。为了回应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所谓的 “社会主义” 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历史依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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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大迂回：一个国家的诞生》

在后冷战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时，最好对两种归纳倾向都持谨慎态度。首先，是支持/反对国家立场之间的分歧。在没有充分了解复杂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项目的情况下，英语媒体，包括《异议》杂志这样的激进出版物，普遍认为任何反对国家主义的立场都是 “激进” 的。例如，像刘晓波这样支持自由市场的持不同政见者被打成 “右派”；而实际存在的中国新左派被指认为 “与中国国家合作”。其次，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在描述中国时，都存在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思维。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被理解为冷战时期将共产主义国家 “他者化” 的延续，认为它们是 “反常的、极权的、野蛮的和不民主的”，因此，这些国家未能达到 “正常的、民主的和文明的” 现代性。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经常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中国政府，把中国的资本主义描绘成 “失当的资本主义”，这是为了给新自由主义贴上“好资本主义”的政治品牌。

本文是针对这些流行的假设和二元论的反驳。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对所谓的 “向资本主义过渡” 做一个简短但有历史依据的理解。第一节中提出的观点是，国家主义资本主义改革可能被理解为一场被动革命，以缓解文化大革命后的潜在群众组织化。第二，尽管全球资本主义的整合有助于稳定过去20多年来将 “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话语部署的霸权政治精英，但主要在地下的理论和组织一直在发展，并为批判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社会主义类型有时与中共动员的国家社会主义话语有交集但也有分歧，一些左翼活动家称之为“皇马”（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文希望关注的不是中国或中共是否仍然是 “社会主义” 的；相反，这里感兴趣的是将社会主义从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带回到工作场所、血汗工厂和社区的日常斗争中。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和阶级的一些说明
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时刻被叙述为与社会主义过去的彻底断绝。威廉·辛顿、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大卫·哈维的作品都对市场化后广泛的阶级分化表示哀叹【参见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中国与社会主义》（2005年）；威廉·辛顿，《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1990年）】

然而，这些理论假设：1）平等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就存在；2）资本主义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毛泽东死了，“资本主义领路人” 邓小平获得了权力。然而这些假设不仅没有什么历史证据，而且也没有对资本主义改革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的历史力量、以及中共领导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决定改革进行系统地分析。

本节内容将提供一种理解，既不浪漫化毛泽东社会主义时代（1949年至1976年），也不否认其遗产。这种解释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霸权力量的转移和重组，以及来自不同战线的反霸权力量。首先，不平等现象在整个毛主义社会主义时代持续存在，资本主义改革只是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重组。详细来说，在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城市化并没有完全瓦解阶级。事实上，国家在没有监督机构的情况下直接控制资源，带来了新的不平等格局：1）高层官僚阶级比普通工人有更多机会获得政治和物质资源；2）只是理论上废除了私有财产，但实际上它创造了一种条件，即 一群政治精英通过控制中国的国家机器拥有生产资料。正如吴亦清所言，毛时代的中国农民和工人就像今天的农民工一样是无产阶级。

自1970年代末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扩大了这些持续的不平等。更具体地说，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扩大了改革开放前已经存在的获得国家资源的不平等。私有化的过程产生了政治精英和资本之间的联盟，这可能被称为 “红色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集团中，政治和官僚精英从他们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获取公共资产，最近还保护了资本主义的利益，那些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特权而投资其中资本主义利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个通过政府的恩惠和血缘关系（一些资本家实际上是政治精英成员的亲属）精心培养的资本家阶层已经变得很强大。例如，由万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联想集团、阿里巴巴（互联网零售商）、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复星集团、帆海集团等公司总裁组成的泰山会，是中国最神秘的资本家圈子之一。因此，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党国主导的社会工程进程是很有成效的，“低透明度和低福利” 的国家背景使得党国必须扮演积极的市场代理人和工程师角色。

第二，市场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内部政治精英为平息文革后的政治动荡而进行的一场被动革命。对官僚阶级获得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政治化的不满在文革后得以持续。这种民众的不满正好与生产停滞和工作破坏的增加相吻合。

在文化大革命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之后，1978年出现了民主墙运动。许多地下出版物促成了中国主要城市越来越多的墙报，批评 “社会主义”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一场继承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遗产的社会运动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在这种深刻变革的边缘，政治精英们决定推进市场转型，作为 “解决人们挫折感” 的一个务实的办法。

这些反叛在1970年代末成为对政治精英的明显威胁；在这些强化的组织中，其领导人聚集在党的总部，宣布将党的目标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市场改革的正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1978–1980年对于党的方向乃至中国将要走的道路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之后的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被概念化为对文化大革命所释放的人民自我组织的回应，特别是在更激进的派系中。

可以把资本主义的转变看作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之被动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缓解基层民众的失望情绪和稳定其霸权地位而启动的战略。这些改革是以精心策划的方式进行的，以保持政治精英的完整。为向物质现代性过渡而设计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政府官员、普通中国人和中共的主观性。这些向资本开放的后果之一是加剧了阶级不平等，使全国的工人更加不满。另一个结果是反霸权的自我组织的崛起，它将具有革命性的和社会正义潜力的社会主义与作为国家言论的 “社会主义” 区别开来，后者缺乏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意图（中共的意识形态）。前一种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批判性社会主义，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带回了工厂和流民社区，提供了反霸权的潜力。

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批判性社会主义”
批判性社会主义是在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左派、自由派和新儒家的讨论中出现的。中国的新左派是在冷战后的背景下出现的。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汪晖多次质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追求；其他一些人如高阳和崔致远从1990年代开始就开辟了一个 “自由主义左派” 的话语。总的来说，新左派学者承认中国当代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结果；但他们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上却有分歧。一些人希望毛泽东主义卷土重来，而另一些人则旨在在党国范围内构思摆脱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

自由派主张建立一个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并认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由国家的过度存在产生的 “黑帮逻辑” 造成的。新儒家思想是一种日益重要的新兴公共话语，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保留传统主义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昂贵和竞争力的 “中国” 模式，是李光耀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知名表述。在中国之外，新儒家思想认为改革派中国终于 “回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轨道上”。例如，1989年之后，邓小平派代表到新加坡学习如何防止社会动乱的发生，儒家思想的复兴就出现了。

这些知识分子阵营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许多方面，然而却缺少基层的部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贡献往往忽略了普通工人的日常斗争，工人们表现出对正义和社会主义承诺的渴望。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细微兴趣不同于1989年后经济新自由主义化所规定的自由派人格性，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修辞。

社会主义的复苏，也就是此处所言之批判性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源于基层组织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尽管一些组织者可能没有明确地认定为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社会主义与中国国家修辞上部署的 “社会主义” 有什么不同？本节将概述批判性社会主义的一些关键点。最具潜力部分在于可称为基于社区的和本地化的社会主义形式。此处的意图是挑战惯常所谓的社会主义本身，并主张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种族资本的破坏性后遗症中，关注批判性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会勾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特别记忆。对于在改革时代（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毛主义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对中国现代性的残暴和破坏的时代。将 “社会主义” 与创伤和混乱联系起来，往往会促使改革后的一代选择消费主义所承诺的未来。政治精英 — 资本集团围绕着这种忘记社会主义历史的愿望，建立了它的权力和发展主义的理由。

批判性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将社会主义与中国党国脱钩的尝试。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反霸权的社会主义定义，它以劳工组织和工人权力为基础，而不是作为国家说辞的 “社会主义”。佳士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18年，中国的左派学生前往坪山，支持一家名为佳士的公司旗下工厂的罢工工人。工人和学生要求建立独立的工会，提高工资，以及取消军事化的劳动控制。经过10天的激烈抗议，当地警方最终逮捕了罢工者和示威者。

佳士事件受到国际关注，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劳工组织的 “新时代”。然而，可以想象，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持续的劳工斗争的结果。在21世纪初，一群毛主义者来到了珠三角地区，希望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努力越来越多，新招募的人员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工人。他们采取的一个策略是秘密地将地下劳工活动家安插在工厂工人队伍中。多年来，这一计划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劳工活动家仍然是零散的，成功的案例也是个别的。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现有的关系，毛派学生和工人在最初的罢工开始几天后就迅速组织了佳士工人团结小组。

尽管如此，工人和佳士工人团结小组之间还是存在着围绕 “社会主义” 的矛盾。这种差异不应该被轻视。相反，它指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什么是社会主义组织？换句话说，工人的罢工努力能成为社会主义组织的一种形式吗？由于工人们并不精通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因此很容易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作为一个组织者，应该知道以社区为基础和以工人为中心的方法是成功组织的关键，无论是否明确为社会主义。例如，工人们的挫折感来自于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工作条件，无法形成独立的工会组织，这将是中国实现社会公正变革的第一步。

然而，团结小组的学生们却致力于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可能不会被工人们所认同。例如，在罢工前的整个互动中，社会主义的霸权话语从未出现在工人的讨论中。只有在毛派小组出现后，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才被调动起来。关键是要看到佳士出现的学生-工人团结，与工人自己指出的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可能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除了回归工人权力之外，批判性社会主义还通过与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其他基层社会运动合并而与作为国家言论的 “社会主义” 相区别。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不同，即 把劳工、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变性人的解放按顺序和线性的时间轴排列，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组织起来的工人已经是性少数群体和妇女运动的解放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相对于中共认可的社会主义有时在同性恋、变性人和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不足，批判性的、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一直在关注女权和性解放。本文作者所参与的一个团体就是这样的努力：酷儿工友（Ku’er Gongyou）。

“酷儿工友” 是一个为长三角地区的同性恋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组织。它于2016年在苏州成立，旨在从左翼立场出发，促进同性恋的解放。坐落在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它为许多被排除在车间圈子、乡村朋友和当地同性恋社区之外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除了组织像 “左翼看当代同志运动“ 这样的基层会议外，该组织还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社会主义与同性恋解放》，该书在香港和台湾有售，但讽刺的是，在中国大陆没有出售。

同性恋工人与其他同性恋团体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其对劳工和工人权利的奉献，在这一点上他们采取了国际主义的视角。2019年，在台湾为中华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进行了罢工。在一个罢工不是常见策略的国家里，这场斗争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酷儿工友” 虽然总部在中国，但却是唯一一个对航空公司工人表示声援的中国LGBTQ组织，并发表了一份由其他活动家签署的声明。他们的一些海报被分发到认同为性少数群体的农民工在线聊天群组中。

对于了解冷战时期中国地缘政治的人来说，“酷儿工友” 的举动意义重大。首先，资本是跨国界流动的，因此工人的权利也应该困扰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说，“工人没有国家”，那么以国际工人权利为中心就会挑战民族主义的边界制造。关于台湾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辩论是紧张的对话，然而，这些讨论中往往看不到为台湾外包工厂工作的中国农民工与台湾工人之间的联系。“酷儿工友” 努力强调劳工斗争跨越国界的中心地位，确实为思考 “两个中国” 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方法。第二，“酷儿工友” 不顾国家调解的民族主义言论与台湾接触，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对于同性恋工人来说，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该地区的工人在各种优先事项中认识到他们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同性恋和社会主义解放将无法实现。

在妇女解放和劳工的交叉点上，“尖椒部落” 成为另一个重要组织。“尖椒部落” 位于珠江三角洲，为该地区的外来女工发布帖子并组织线下活动。作为一个由工人领导的组织，它为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女权主张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

例如，在2019年，该组织在深圳的工厂区组织了电影放映活动。不出所料，放映的电影是《美国工厂》，而不是《爆炸新闻》等影片。对于女工来说，工厂里的日常生活讲述了资本的暴力。电影结束后，在一些男女工人中流传的一句话是：“资本不姓中也不姓美，资本姓资”。

电影放映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组织方式，因为工人可以看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联系起来。其他电影包括《女同工厂》，这是一部关于女同性恋移民工人要求工资的台湾电影。

此外，“尖椒部落” 还发布了由女性移民工人写的诗歌。这些诗集强调了全球种族资本的暴力，但也强调了对自由的渴望。这种基于欲望和女权主义的劳工问题处理方式，在后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女权主义宣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表达压迫和揭示创伤而展开的。与这些方法相反的是，女工们通过博客，写下了她们在工厂的旅程和她们的梦想。然而，通过叙述梦想，读者看到了为更好的生活和未来所做的日常斗争。例如，其中一首诗是由一个流民父母的子女写的，他也是一名流民工人，诗中写道：

—— 无题 ——

二十五年了

不明自己的来意？

像一片流云

风能吹散

雨能蒸发

软弱 无能 没出息

收好自己的标签

放在心底

论断淹没肉体

眼光穿刺灵魂

活下去

如果可以自由搏击

谁愿意用笔杆子书写愤怒？

如果有旷野厮杀

谁愿意做一头沉默的狮子？

这首诗是由一个叫季同(音)的年轻农民工写的，描述了摆脱束缚的愿望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之间的障碍。从无根的失落感开始，描述了她在生活中被评判的日常经历。这些情况使她对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产生怀疑。但是，尽管有障碍，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精神。的确，她是一名斗士，一头需要解放的狮子。尽管她只能写作和保持沉默，但在沉默中，她愤怒了。

这首强有力的诗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自由的不可能性，但也强调了对解放的渴望，它为女工的组织和解放潜力提供了空间、时间和意向。尽管像写诗或放映电影这样的方法在北美的抗议现场可能被解读为 “去政治化”，但它们是后社会主义中国妇女组织的关键部分。

“酷儿工友”和 “尖椒部落” 等团体一直在努力为批判性社会主义寻找新的依据。他们的社会主义情感与党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话语完全不同。他们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承诺，敦促他们从劳工斗争和工人组织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具有革命欲望的批判性社会主义的重要课程。工人和学生再一次建立起关系，从中国党国手中夺回社会主义，但这一次他们特别关注性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斗争。

结论
“好的国家资本主义/坏的市场资本主义” 和 “不民主的东方/民主的西方” 的二元论，只是阻碍了当代激进的政治想象力。来自全球左翼的抵抗并没有以历史和背景知识来回应中国的复杂性。本文中所说的中国的批判性社会主义要求学者们将社会主义的定义多样化，并将国家组织的社会主义地方化为实现反资本主义解放的唯一合法途径。

像 “酷儿工友” 这样的团体和广东工业大学的事件表明，全球左翼必须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 “城中村” 景观中建立政治，而不是完全建立在反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批判性和基于社区的组织上。学者和活动家必须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将中国打造成 “失当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在种族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通中忽略了中国精英阶层的作用。

同样，政治经济精英在全球种族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对于批判性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样重要。就全球资本主义的灵活构成而言，废除全球资本主义和任何地方激进计划是相互构成关系。中国在全球种族资本主义中的崛起，与多种形式的采掘制度密切相关。例如，在2017年，采矿业是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最大部门，然而这些做法中有许多是在原住民的土地上进行的。【毕马威和悉尼大学，《解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2018年6月】

在加拿大，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企业中交国际有限公司收购爱康集团 Aecon 的失败。爱康公司参与了米克休克里族原住民社区领土的建设，以及 TransCanada 管道的建设。可以说，中国的收购与定居者殖民主义制度有关。

这种跨国资本的流动表明，全球团结是困难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概述批判性社会主义，本文将人们的经验和知识生产作为中心，而这些经验和知识生产在关于中国的地区研究和流行论述中经常被忽略。本文所描述的新兴组织形式将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地方化了。作为一个多元未来的占位符，批判性社会主义也许能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经验中提供一系列的可能性。⭕️

#以爱为盟：作为恋人的无政府主义者#

##布雷顿说：”恋人们，要寻求越来越大的快乐” –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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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能爱别人，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

十个人中有十个人都会同意：那简直是太特么棒了！

然，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的能力远远无法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真正美丽而独特的生物。

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这些社会结构蕴含着仇恨、分离和集体主义的强大力量。

在这些桎梏之中，个人并不是特殊的或有意义的实体。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某些制度的目的，一些关于 “可怕的他者” 的模糊而古老的迷信。

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爱每一个人，但社会确保我们会憎恨 “他人”，无论它认为谁 “符合条件”。

要推倒这些禁锢我们的高墙，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反经济学、行动宣传、团结网络、或任何组织结构。

能够挥舞起大锤，疯狂地挥舞，以摧毁我们头脑中顽固存在的监狱的东西，只有爱。

激进派的圈子必须充满恋人，狂野的恋人，那些不羞耻、无恐惧、毫不顾忌规则和规范的恋人。

恋人们唯一永恒的憎恨对象就是隔离他们、限制他们的爱、锁住他们的狂喜、剥夺他们与周围世界的任何方面相爱的绝对权利的那面高墙。

我们经常憎恨。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我们不乏憎恨的事物，但我们绝不能让憎恨成为我们个人反叛和革命言论的决定性特征。

恨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敌人，但狠永远无法消灭敌人。

恨无法清空监狱，无法烧毁公司，无法融化军工综合体的机器。

如果我们只是满怀仇恨，结果只能是即便可以摧毁现有的制度，也只是换来另一个高墙制度。

因为，除了对自由的仇恨外，压迫还能是什么呢？

恨是原始的恐惧、恐怖和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我们所有人。

恨是军事征服、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性别歧视的真正燃料。

如果没有仇恨，就没有任何系统/制度能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

我们必须首先爱自己。

爱自己不是庸俗的利己主义或自我迷恋。它是对你伟大之处的认可，我向你保证，你的伟大之处永远源源不断。

爱自己能让我们更准确地辨别他人的优点，更容易识别那些与我们的热情相一致的特征。

爱不是团结。团结不过是对一个团体事业的忠诚。

忠诚不是爱。

经常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应该声援这个或那个团体，尽管我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有任何个人联系，尽管我对他们的行为的正确性有自己的判断。

这都不是爱，因为爱并不忠诚。

爱是痴情的，爱是投入的，它不会只说一句 “同意” 和服从 “事业” 的话。

恋人不需要服从。

你会为你所爱的人做什么？你需要被安排去爱什么吗？不，我们不需要那种对同道的奉献精神。

我们需要的是愤怒、激昂、势不可挡的个人，他们与周围的人联系在一起，与那些向我们证明他们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与之并肩作战的人联系在一起。

有多少朋友生活在水泥墙和铁丝网的背后？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值得别人去爱、认识到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天生的凶恶动物来对待而追求赶尽杀绝时，爱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才算真正开始。

如果不承认那些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或有理由拥抱的人的尊严，如果不能热情地相互交换彼此最好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拥有爱。

有些人可能不值得你爱，但他们值得自由。他们也是爱之人，无论他们是谁。

我们都知道痴情的滋味，总会有其他人与我们分享痴情。但爱也是随机的。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另一个人与我们相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与他们相拥。

在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我们的爱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真正掌控自己的能力，以及最充实、最快乐地生活的能力，都会在我们面前被削减。

爱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全部。

爱是为了某种东西而爱。我们必须让生活充满爱的理由，建立新的制度，让我们发现自己，发现彼此。

这不是一项小任务。

遗憾的是，它也不会像我们的激情那样一蹴而就。

对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将为一个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行动和良知地拥抱的世界而奋斗的人来说，这就更有必要了。

我们将需要书籍、枪炮、火焰、战略、市场和其他许多东西来消除我们身上的压迫，这不仅是对你我的压迫，也是对目前生活在枷锁中的每一个有生命的复杂个体的压迫。

恨。去恨你周围那些阻碍你的铜墙铁壁。去恨一切束缚你的精神摆设。恨过，之后你才能完整地去爱。去爱，让我们不再需要过度的恨。

出轨、外遇、‘非法同居’ … 解放的激情 —— 在多角恋中冒险的前辈们#

##激烈的爱、超出规定界限的爱有许多不同的风险。也许唯一比这些可怕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不敢去爱所带来的致命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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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前辈们也与多个恋爱伴侣保持关系，或者与其他多角恋伴侣保持关系。

就像今天一样，这往往会引发流言蜚语、心痛、嫉妒、以及可能要处理无休止的情感问题。

一部完整的无政府主义多角恋大戏的历史几乎与一部全面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一样雄心勃勃。

本文仅限于介绍几位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爱情生活中的一些凄美轶事。还有很多其他故事可以讲  — — 例如，涉及艾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和约翰·莫斯特的三角恋，或者伏尔泰里娜·德克莱尔关于人际关系中所有权和占有欲的著作 ……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重温这些东西呢？当然不是闲着没事的八卦。我们之所以要重温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和我们一样，有缺陷、易犯错，但却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他们既有英雄行为，也有严重的愚蠢行为（别忘了巴枯宁的反犹主义）。在研究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可能会认识到一些改进自己的方法。

埃米尔·阿尔曼德 (Émile Armand) “反对爱情中的嫉妒和排他性国际协会” 的会员卡。
“我们想要自由；我们想要男人和女人在没有任何法律、经济或肉体暴力的情况下，只为爱而自由地相爱和结合。但是，即使自由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案，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爱要得到满足，就需要两种自由达成一致，而这两种自由往往在任何方面都不一致；而且，当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去想要某样东西时，为所欲为的自由就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爱与无政府状态》

安东尼娅·巴枯宁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与卡洛·甘布齐
米哈伊尔·巴枯宁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有一句名言：“只有当所有人，无论男女，都享有同等的自由时，我才是真正自由的。” 在他的《革命教义》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废除包括婚姻关系在内的各种强制性关系：

宗教和公证婚姻将被自由婚姻所取代。成年男女有权随心所欲地结合或分离，社会无权阻碍人们的结合或强迫人们维持某种关系。随着继承权的废除和由社会对子女教育的保障，婚姻不可撤销的所有法律理由都将消失。任何男女的结合必须是自由的，因为自由选择是道德诚信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婚姻中，男女双方必须享有绝对的自由。暴力、激情或过去放弃的权利都不能成为一方侵犯另一方自由的理由，任何此类侵犯都应被视为犯罪。

米哈伊尔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24岁；他们订婚时，母亲18岁，父亲将近42岁。这在当时的俄罗斯并不罕见。米哈伊尔在四个姐姐的陪伴下长大，他从她们那里学到了各种知识，尤其是妇女自主和自决的重要性。米哈伊尔成年后与她们一起反抗父母的压力，拒绝与那些不认同她们的哲学或艺术兴趣的男人结婚。

米哈伊尔因参加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而在三个国家被判死刑，流亡到西伯利亚时，他遇到了一位波兰流亡教师的女儿安东尼娅·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他们结婚时，她18岁，他44岁。

几年后，米哈伊尔完成了从西伯利亚的大胆逃亡，环游地球到达西欧，至少当时那个地方还没有悬赏他的项上人头。安东尼娅加入了他的行列，两人一起生活在瑞典、意大利和瑞士。

此时，安东尼娅才二十多岁，而巴枯宁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多年的禁闭生活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

安东尼娅“出轨”了。与巴枯宁的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同道开始了一段不愉快的恋情。

在接下来写给俄罗斯朋友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 (Nikolay Ogarev) 的信中，巴枯宁描述了随之而来的巨大挑战。他复杂的心情对于所有那些曾努力为伴侣动荡的关系设定界限、或努力平衡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需求的人来说，绝不陌生。

安东尼娅·巴枯宁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1869年12月16日
瑞士洛迦诺

安东尼娅到了。我去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尽头的意大利第一大城市阿罗纳（Arona）迎接她，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两天半，随时期待着她的到来。与我从那不勒斯收到的电报上的日期不同，由于地中海的暴风雨，她晚到了整整两天。为了更便宜的路费，她选择了海路。这个可怜的女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这种处境：独自一人带着18个月大的孩子，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海上漂泊，晕船是最常见的情况。她在船上待了好多天，尽管海上有可怕的湍流。她疲惫不堪地来到我身边时就病倒了。孩子也病了。我费尽周折把她们送到了阿罗纳。安东尼娅休息了一会儿，小家伙也休息了一会儿。但再过三四周的时间，或者可能两周，她就要分娩了。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都要晕了。

亲爱的朋友，我想一次性地全部向你解释清楚关于我和安东尼娅以及她名副其实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甚至还是一件犯罪的事，我娶了一个几乎比我小两倍半的年轻姑娘。要是想自我辩解，我可以提出许多情有可原的理由，告诉你是我把她从一个庸俗的乡下垃圾堆里拉出来的，如果不是嫁给我，她只会成为一个怪物的妻子，一个西伯利亚警察局长的妻子。但事实就是事实，错误就是错误，罪行就是罪行。安东尼娅是个善良的人，拥有美丽的心灵，我爱她，就像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女儿那样。我想方设法把她从琐碎的思想世界中解救出来，帮助她在人性上获得发展，让她远离许多庸俗的诱惑和情事。但当她遇到真爱时，我却认为自己无权与之抗争，也就是说，无权与这份爱抗争。她爱上了一个完全配得上她的男人，那就是我的朋友、我在社会革命理论方面的晚辈，卡洛·甘布齐。两年半前，安东尼娅来告诉我她爱上了他，我向她表示了祝福，恳求她把我当作朋友，希望她记住没有比我更好、更可靠的朋友了。

几个月后，在日内瓦大会上，经过她和甘布齐的长期斗争（我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我故意忽略了），安东尼娅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缺乏自信，她向我隐瞒了怀孕的事实，她忍受着可怕的折磨，欺骗了所有人，并以去旅行为借口，到沃韦附近的一个村庄分娩，整个选择导致她自己和孩子都面临巨大的危险。我不知情，而甘布齐对此知情，他带着孩子来到了那不勒斯。直到安东尼娅康复，而我却仍然一无所知。

一年前，也就是1868年10月，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一切。我没能早点知道这件事，这不是安东尼娅的错，而是甘布齐的错。从一开始，她就想告诉我这一切，但甘布齐要求她、恳求她不要对我说任何事。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的表现低于她。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世界长大的甘布齐，仍然无法摆脱对礼节和荣誉的崇拜，常常喜欢曲折的小路，而不是笔直的大路。我想为他辩解的是，一想到要委屈和冒犯我，他就感到害怕了。他对我有一种顺从的依恋，一种无可辩驳的温暖的友谊。

总之，在了解了事情的本质之后，我向安东尼娅重申她完全是自由的，并请她自主命运，不要考虑我，以她认为最好的方式：要么作为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 — — 当然只是在公众面前作为妻子；要么和我分开，作为甘布齐的妻子公开生活在那不勒斯。她决定选择第一种，原因如下：首先，她已经习惯了我，分开生活的想法似乎让她无法忍受；其次，她害怕成为甘布齐的负担，害怕让甘布齐陷入一种境地，鉴于他的社会偏见，他不知道如何体面地摆脱这种境地。

因此，我们三人决定一切照旧。孩子将在那不勒斯过冬（这是 1868年10月做出的决定），到了秋天，安东尼娅将前往意大利，据说是和一位生病的波兰朋友一起，这位朋友很可能在夏天“去世”，并把她的儿子托付给安东尼娅。今年秋天，安东尼娅带着孩子去了那不勒斯，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又一次怀孕了。

她绝望了。于是甘布齐建议她来那不勒斯生孩子，把孩子完全交给甘布齐监护；她完全放弃孩子，在孩子出生后带着儿子，也就是我们收养的那位已故波兰朋友的孩子（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和我一起回去。安东尼娅反对这一提议，她明确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她和甘布齐之间开始了争吵。他们请求我担任法官。我当然站在安东尼娅一边，并写信给甘布齐说，他的计划是畸形的，在我眼里，一个仅仅出于社会考虑而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将是一个怪物。

于是，安东尼娅向我发出了这样的请求：离开日内瓦，到意大利来，承认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我没有考虑多久就答应了。我觉得我必须接受，因为我找不到其他办法来拯救安东尼娅；我对她犯下了罪行，我有责任帮助她。事情发生在今年七八月份，也就是我向您宣布必须离开日内瓦的时候。

巴塞尔会议之后，安东尼娅对我施加了压力。我匆忙离开，按照约定，我去了洛迦诺，开始找房子、找保姆，并给安东尼娅发电报，说她可以过来了，我在等她。两个多星期以来，我的电报和在电报后发出的信件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我给他们写了一封同文信，在信中，我向他们描述了我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同时向他们指出了两个选择，并要求他们二选一，即：要么安东尼娅一劳永逸地放弃对甘布齐的爱，只满足于他的友谊，立即带着我的儿子和我未来的孩子回到我身边；要么她作为甘布齐的妻子留在那不勒斯，全世界都知道她是甘布齐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必须得到甘布齐的承认。无论哪种决定，我都表示同意，但我要求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其一，并表示我只会再次同意做第一种决定，条件是立即生效。

安东尼娅来了。甘布齐提出留下来，但她拒绝了。

我和安东尼娅继续与甘布齐保持友好关系。他们的恋爱关系已经结束。我收养了甘布齐的孩子，但不否认他有无可争议的权利与安东尼娅一起负责并主导孩子的教育。这里的生活费用不高。他每月向共同基金缴纳150法郎，我也会这样做。只要革命还没有召唤我，我和安东尼娅就会在一起。革命到来时我将只属于革命和我自己。

……

事实上，在这封信寄出后，安东尼娅继续与甘布齐保持着恋爱关系，并与他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米哈伊尔和安东尼娅继续生活在一起，米哈伊尔把三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即使在米哈伊尔因政治冲突和财务管理不善而与许多其他同志疏远，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困难时，安东尼娅仍与米哈伊尔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米哈伊尔去世后，她最终搬到了甘布齐家，两人又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儿。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和乔瓦尼·德芬迪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还是个少年时就结识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并与他一起帮助组织了第一国际和其他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包括1874年和1877年的武装起义。此后，他一直被意大利警方紧盯，不得不终生隐姓埋名流亡在外，尤其是在伦敦。

大约在与巴枯宁相遇的同时，马拉泰斯塔开始了与无政府主义者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的恋爱关系。人们对他们的关系知之甚少，但他们很可能早在1871年就开始交往了、 当时马拉泰斯塔和她哥哥一起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第一国际那不勒斯分部。1879年，艾米莉亚跟随哥哥来到伦敦，开始做裁缝。

他们的一位战友乔瓦尼·德芬迪于1871年前往法国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活动，并因此入狱八年。1880年获释后，他搬到了伦敦。这一年，他和艾米莉亚宣布自由结合：

下面的署名者特意向你们宣布，1880年5月8日，他们将在一些应邀前来的社会主义朋友的见证下，自由地结合。

他们决定废除合法婚姻和宗教婚姻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其唯一目的是解决财产和继承问题，对男女无产者没有任何严肃的保障，神圣化对妇女的征服，为未来承诺意志和良知，而不考虑所涉及的人物，并反对作为任何契约基础的可解除性。

关于子女的问题，以后将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情况，以最符合正义的方式加以解决。

兄弟般的问候

乔瓦尼·德芬迪、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

在此之前，马拉泰斯塔已经与艾米莉亚同居；1881年，乔瓦尼加入了这对夫妇在伦敦的住所。在此后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三个人都生活在一起。英国警方借此到处煽动丑闻，称有传言说马拉泰斯塔不顾艾米莉亚与乔瓦尼的关系，强行与她同床共枕。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马拉泰斯塔居住的德芬迪夫妇的房子和生意（伊斯灵顿高街112号）是每个来到伦敦的人都必经的打卡地。在德芬迪家开的杂货店的小厨房里，曾有过多少兄弟间扣人心弦的讨论！

— —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吉·法布里的《马拉泰斯塔的一生》

艾米莉亚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些可能是与马拉泰斯塔共同孕育的，包括生于1883年的儿子恩里科（1897年马拉泰斯塔前往意大利时，恩里科随行）和生于1892年的女儿阿黛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艾米莉亚病倒了，马拉泰斯塔在她床边照顾了她几个月，直到她去世。

与米哈伊尔·巴枯宁、安东尼娅·巴枯宁和卡洛·甘布齐所遭遇的戏剧性困难相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和乔瓦尼·德芬迪的感情似乎一直健康稳定，为他们数十年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米哈伊尔·巴枯宁指导过年轻的马拉泰斯塔，您可能想要知道，他二人是否讨论过心事。马拉泰斯塔在伴侣婚姻问题上的优雅举止是否从巴枯宁的建议或轶事中得到了启发？我们知道他们讨论了解放的政治和军事方面，但对他们关于解放的个人方面的讨论却知之甚少，而这些方面对于无政府主义计划同样至关重要。

此外，虽然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是几十年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我们却没有什么文献资料来了解她所做贡献的实质内容。不过，根据我们对她在组织中的作用的了解，我们知道她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让我们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让我们与自以为拥有女性的男性的野蛮自负作斗争，让我们与宗教、社会和性别偏见作斗争。无论如何，[在无政府主义的未来]那些爱情运势不佳的人将能会为自己谋求其他的快乐，因为它不会像今天这样，爱情和酒精是大多数人唯一的慰藉”。

——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爱与无政府状态”

亚美莉卡·史卡弗、塞韦里诺·迪·乔瓦尼、埃米尔·阿尔曼德
如果说我们对安东尼娅·巴枯宁和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的观点了解不多的话，那么对亚美莉卡·史卡弗的思想则有完整的记录，这位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在十几岁时就与一位已婚男子开始了恋爱关系。

亚美莉卡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移民家庭，在青春期结束时，她已经与哥哥保利诺（Paulino）和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分享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家把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这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墨索里尼的崛起，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逃到了阿根廷。他和亚美莉卡开始了活跃的思想交流，并发展成为恋人关系。但随后的一次警察突袭迫使他与保利诺和亚历杭德罗一起躲藏起来。

国家的干涉、父母的反对，最糟糕的是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让亚美莉卡感到沮丧，她写了下面这封信，跨越大西洋寄给了埃米尔·阿尔曼德，国际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革命的性主义”和浪漫伴侣。阿尔曼德恢复了佐·德·阿克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刊物《L’En-Dehors》，这本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今天我们称之为 “关系无政府主义” 的东西。

《L’En-Dehors》
正如乔瓦尼·德芬迪和艾米莉亚·特隆齐奥-扎纳德利在她之前所做的那样，亚美莉卡在寄出这封信的同时，也公开宣布了一段未得到教会、国家或父母认可的关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名年轻女性，她还采取了革命性的措施：挑战整个社会、她所出生的家庭以及她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伴的社交圈中有关亲密关系、性和情感关系的所有规范。

革命不是政党在议会或工人在工厂里实施的东西 — — 它是一个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项目，因此也涉及每个人，无论其身处何地。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年12月3日
致埃米尔·阿尔芒同志

亲爱的同志，

写这封信的目的，首先是想征求您的意见。我们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观察和思维方式行事，这样，来自其他人的责难和批评就会发现我们的个性受到最健康的责任和自由观念的保护，从而形成一道坚固的墙，削弱他们的攻击。因此，我们的行为应与我们的思想始终保持一致。

同志，我是属于多情的。我是一个相信新生活的年轻学生。我相信，通过我们个人或集体的自由行动，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充满爱、博爱和平等的未来。

我对所有人的渴望就像我对自己的渴望一样：自由行动、自由恋爱、自由思考。也就是说，我渴望全人类的无政府状态。我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但我也认为，为了实现这场革命，我们必须摆脱各种偏见、传统、虚假的道德观和荒谬的准则。

在我们等待这场伟大革命爆发的同时，我们必须在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行动中开展这项工作。

事实上，为了实现这场革命，我们肯定不能仅仅满足于等待，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一个“人”的角度出发。

亚美莉卡·史卡弗
例如在爱方面，我们不会等待革命的到来，我们会自由地团结起来，不理会那些作为障碍的偏见、隔阂和无数的谎言。

我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同志。根据资产阶级的法律，他是已婚的。他与另一个女人的结合是幼稚的结果，并没有爱。当时的他还不了解我们的思想。然而，他和这个女人生活了好多年，还生了孩子。他并没有体验到与爱人在一起本该有的那种满足感。生活变得乏味，唯一能让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孩子。

这个男人在了解了我们的思想后，一种新的意识在他身上诞生了。他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斗士。他以满腔热情和智慧投身到宣传事业中。他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理想，而不是一个人。

与此同时，家里的生活依然单调乏味，只有孩子们的快乐让生活的压抑有所缓解。偶然的情况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起初只是思想上的伙伴。我们相互交谈，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就这样，我们的爱情诞生了。

一开始，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只在梦里爱过的他，和一个正在步入人生的我。我俩都继续生活在怀疑和爱之间。命运  — — 或者更好的是，爱情 — — 完成了剩下的一切。我们敞开心扉，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幸福开始吟唱歌谣，即使是在斗争之中，理想事实上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心在初吻的魔力中表达了自己。我们将爱情理想化，却又将爱情带入现实。

自由的爱，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阻碍。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将两个人带入了一片鲜花盛开的田野，铺满了玫瑰，有时也有荆棘，但我们总能在那里找到幸福。

当两个人相爱时，整个宇宙都会变成伊甸园，不是吗？

他的妻子也支持我们的想法，尽管她的知识相对有限。当警察开始追捕我的朋友时，她证明了她对那群资产阶级秩序的雇佣杀手的蔑视。我和那位同志的妻子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她完全知道，这个生活在她身边的男人对我来说代表着什么。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让他可以向她倾诉。他给了她自由，让她以任何有良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直到此刻，说实话，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像在小说里一样。我们的爱与日俱增。考虑到我朋友的政治处境，以及我尚未完成学业的事实，我们无法完全生活在一起。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在不同的地方见面。这难道不是升华爱情使其远离家庭生活琐事的最佳方式吗？虽然我确信，如果是真爱，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我想解释的。这里有些人变成了法官。这样的人并不常见，事实上，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同志，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偏见，然而实际上，他们是不宽容的。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的爱情是一种疯狂；另一个人说，我朋友的妻子在扮演 “殉道者” 的角色，尽管她完全知道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事，她完全主宰，并享受着自由。第三个人竟提出了可笑的经济障碍。我是独立的，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很有可能，我将为自己创造一个自力更生的环境，使我能摆脱这方面的一切忧虑。

还有，孩子的问题。孩子与我们内心的感受能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孩子的人就不能爱呢？这就好比说，一个家庭的父亲不能为思想工作等等。他们凭什么认为那些小生命会因为他们的父亲爱我而被遗忘？如果一个父亲忘记了他自己的孩子，他就应该受到我的蔑视，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存在爱了。

亚美莉卡·史卡弗，1929年
在这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些同志对自由恋爱的理解真是微乎其微。他们认为自由恋爱就是非法同居，与此同时，他们甚至还在自己的家中继续着无知者的愚昧和偏见。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存在这种无视户籍官和牧师的结合。那也能叫自由恋爱吗？

最后，他们还批评我们的年龄差异。就因为我16岁，而我的朋友26岁。有些人指责我经营算计，有些人则说我不知情。哎呀，这些 “无政府主义的教皇们”！居然让年龄问题干扰爱情！就好像一个长着脑袋的大活人完全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似的！另方面，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年龄的差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对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所珍惜和热爱的是精神的青春，它是永恒的。

还有人给我们贴上堕落者、病人和其他类似的标签。对于这些人，我要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活得真实、就因为我们承认自己对自由的爱的崇拜？因为我们的爱就像给人行道和花园带来欢乐的鸟儿一样，不理会任何准则或虚假的道德？因为我们忠于自己的想法？我不屑于跟那些不懂得如何去爱的人理论。

真爱是纯洁的。真爱是太阳，它的光芒照耀着那些无法攀登高峰的人。我们必须自由地生活。我们给予美，给予精神的愉悦，给予爱，给予它们应有的崇敬。

就是如此，同志。我想听听您对我的情况的看法。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或赞扬。只是，我读过您的许多文章，同意您的各种观点，如果能知道您的意见，我会很满足。

这封信以 “一次经历” 为题刊登在1929年1月20日的《L’en dehors》上。埃米尔·阿尔曼德将他的回复刊登在信的旁边：

“同志： 对于你描述给我的这件关于你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意见并不重要。你的选择是否与你个人对无政府主义生活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是，那就不要理会其他任何人的评论和侮辱，继续走自己的路。没有任何人有权评判你的行为方式，即使你朋友的妻子敌视你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关系。每一个与无政府主义者结合的人（反之亦然）都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应该对他施加任何形式的统治，也不应该接受他的任何形式的统治”。

塞韦里诺·迪·乔瓦尼
16岁的亚美莉卡·史卡弗在信中提到的情人当然是阿根廷头号通缉犯、无政府主义者塞韦里诺·迪·乔瓦尼。当她寄出这封信时，乔瓦尼正生活在逃亡中，他被指控针对意大利领事馆、美国大使馆、福特汽车公司和乔治华盛顿纪念碑等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爆炸活动。1931年1月，他与亚美莉卡和她的兄弟保利诺一起被抓获，他还被指控制造了阿根廷当代史上最轰动的抢劫案，并枪杀了多名警察。

当时，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希特勒正在德国掌权，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可以把塞韦里诺的行为理解为一种理性的尝试，即 在他所能利用的土地上实施急需的革命措施，就像他和亚美莉卡在他们的浪漫关系中所做的那样。

警察在抓获塞韦里诺后，先把他交给医生处理伤口，这只是为了确保他能活到示众审判之后再死。据报道，警察对塞韦里诺严刑拷打，但没有任何被捕者与国家合作告发自己的同伙。审判结束后，塞韦里诺的律师也被捕了，被解除了武装部队的职务，关进监狱，并被驱逐出境。

小说家罗伯托·阿尔特目睹了塞韦里诺被处决的场景：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行刑者。他浑身上下散发着意志的光芒。他是否痛苦，无人知晓。但他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傲然挺立。

行刑结束后，他们才叫来铁匠解开他的脚镣，又叫来一名医生，这次是为了确保他已经死亡。然后，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又处决了亚美莉卡的兄弟保利诺。

他们释放了亚美莉卡，认为她的年龄不适合接受审判。

塞韦里诺·迪·乔瓦尼被捕
1999年7月28日，时隔68年之后，阿根廷政府终于将塞韦里诺·迪·乔瓦尼的信件归还给了亚美莉卡·史卡弗。亚美莉卡于2006年8月26日去世，享年93岁。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自由意志主义联合会总部旁的花园里。

激烈的爱、超出规定界限的爱有许多不同的风险。也许唯一比这些可怕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不敢去爱所带来的致命的确定性。

“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自造悲剧的激情”。

～ 埃里克·马拉泰斯塔，《爱与无政府状态》

托马斯·纳斯特漫画攻击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她是自由恋爱的倡导者、第一国际成员、无政府主义成员，顺便说一句，她也是第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女性。
“几乎所有地方的妇女都是奴隶，而我们自己则是她们奴役的奴隶；没有她们的解放，没有她们完全的、无限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 米哈伊尔·巴枯宁写于 1845 年，在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出现类似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前的几十年。

无产阶级的故事 “无耻之徒”， 结束了）#

##那些政客、亿万富翁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经理和皇室君主 - - 才是真正的垃圾、真正的寄生虫、一直以来真正的无耻阶级。
##

在《无耻之徒》第11季的一集中，伊恩·加拉格 “在仓库里拖箱子的最低工资新工作” 中经历了工资被盗。他发现管理层在他工作了45个小时的情况下只付了39个小时的工资，还扣除了储物柜的费用、安全背心和上厕所的钱。一个同事告诉他，“这就是工人生活的常态”。两集之后，伊恩辞去了这份工作，转而经营毒品生意。

《无耻之徒》是 Showtime 对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现状的研究，在成为电视上唯一的同类剧集十多年后于今年结束。这是一个反霍瑞修·爱尔杰的故事，将这个社会本应有的安全网的缺口暴露了出来。加拉格家是芝加哥南部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与其他描述工人阶级家庭的电视作品不同，如《全家福》中的邦克家族，或《玫瑰园》中的康纳家族；正如该剧创作者保罗·阿博特告诉《纽约时报》的：“这不是蓝领，是无领”。

【注：霍瑞修·爱尔杰是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可以描述为中文所称的 “正能量”、或者 “鸡汤励志” —— 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在描述一个贫穷的少年是如何通过其正直、努力、少许运气以及坚持不懈最终取得成功的。这类鸡汤如今已经愈发没市场了。】

该剧中的人物被生活中的基本物质需求所驱使  — — 没有人能够奢望成为自我实现者。他们在体力劳动和食品服务工作、在监狱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之间辗转，用乞讨、偷窃、欺诈和多种性工作来补充最低工资或政府援助（两者都不足）。《无耻之徒》是一部粗俗、怪诞、卑微的作品，相比下过去10年中其他高级有线电视的作品都是由富人组成的华美的、有抱负的幻象。而该剧是对一个制度的控诉，在这个制度中，两个政党都抛弃了一个绝望的下层社会。当该剧结束时，观众将失去对越来越多的关于底层人生活方式的真实反映。

这样的反思在主流大众媒体中一直很难找到。早期好莱坞的自我审查制度，即《电影制作守则》，禁止在电影中描述犯罪，除非罪犯是不值得同情的人物，为他们的罪孽而受苦。该法规还不鼓励对非法毒品和 “出卖女性贞操” 的描写。虽然该守则于1968年正式结束，并不适用于电视，但是，其精神在小屏幕上萦绕了几十年，与观众对毒品、卖淫和其他类型犯罪故事的胃口相冲突  — — 观看主人公违反社会规范的代入感。电视剧作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给观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加强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支撑着这种类型的作品。如何做到这一点？让犯罪无处不在，但贫穷却不可见。

在21世纪初，一项研究表明，所有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都有三分之一是围绕犯罪展开的；而奇怪的是，研究还发现，电视编剧给了大多数犯罪角色专业性的或管理性的工作，否则就是让观众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和社会经济地位问题。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诸如《亿万富翁》或各种宣传性质的节目中看到的虚构的罪犯经常都是白领，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渲染为 “无阶级”。这些作品叙述的重点是描写个人的病态而不是环境物质条件。电视也更倾向于描述暴力犯罪 — — 例如强奸和谋杀 — — 而不是更琐碎的生存犯罪（为了维生而不得不进行的所谓 “非法” 活动），例如入店行窃、小规模毒品交易，或偶尔为现金提供手工工作，在一个工资被压制并且租金飞涨的时代，这些非正式的小方法才有可能让人们维持生计。很少有电视节目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涉及阶级和劳工问题。更少有人探讨过穷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推入犯罪的地下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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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斯蒂文尼奇]一名60岁的老人在被乐购员工指控偷了一罐价值1英镑的啤酒后被逮捕。

在录像之前，警察已经向老人喷洒了PAVA喷雾，因为他拒绝被逮捕。警察说这位老人“袭警”，其实他只是抓住了警察的一台摄像机并将它扔到了地上。
#UK
2:41 PM ∙ Oct 2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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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首次亮相的《无耻之徒》改编自英国的同名系列。当节目编导约翰·威尔斯和网络高管交涉时，他不得不与将该剧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美国南部或拖车公园的建议作斗争，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流行文化中被用来宣扬贫困现象。相反，《无耻之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多种族的城市，这里的居民被城市化抛在后面，但他们把生存 — — 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生存方式 — — 看作是家族的骄傲。加拉格家的孩子们被他们一团糟的父母忽视了，他们的母亲有躁郁症，父亲有慢性酒精中毒，因此必须在一个拥挤的破旧的家里自力更生。他们希望改善自己命运的每一步行动，几乎都被复杂的公共福利制度和冷漠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所阻挠。他们没有自助，没有被帮助，对于一个遭遇工伤事故并被DIY截肢的人物来说，甚至没有完整的脚趾。

你找不到比这更能说明什么是 “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一概念的地方了，这个概念的前缀被翻译为 “褴褛” 或 “乌合之众”。在19世纪的欧洲，无产者被认为是那些 “生活来源可疑的人”，如乞丐、赌徒、扒手和妓女，他们居住在街头或城市贫民窟。这种所谓的 “过剩人口” 靠 “社会的面包屑” 生活，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毒品和酒精的依赖使他们不适合从事传统劳动。在当代美国，“过剩人口” 的成员从这个系统的缝隙中落下，这个系统乐于让残疾人挨饿，并剥夺了穷人的精神健康和药物治疗服务，让他们在正规就业和资金不足的机构中循环往复。他们是堕落的，正如桑德海姆的歌词所说，因为他们是被剥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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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监狱的运动非常重要：在战争和内部暴力的仪式化循环中淘汰劳动阶级是治国方略的原始支柱之一；监狱和驱逐出境也是控制市场认为可消耗人口的一种方式（经济学家称之为“过剩人口”）
抵制监狱的同时活动家还必须致力于抵抗跟踪设备的扩散和技术识别/监控；警惕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机构通过改头换面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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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耶尔瓦布埃纳岛隧道再次悬挂起“废除监狱”的巨型横幅。如图，在隧道入口两侧，一边写着“8/21”——这是全国呼吁“Shut’Em Down”示威的日期；另一边写着“9/9”，这是纪念2016年9月9日的监狱罢工。 https://t.co/qPxxBbvfUR
1:51 AM ∙ Aug 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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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真正喜欢无产阶级。他们以其粗俗的感觉冒犯了资产阶级自由派；保守派认为无产阶级是游手好闲、无法无天的暴徒；资本家认为不能持续产生利润的人类一无是处；还有许多左派认为贫民窟的成员作为革命对象是不可靠的。因此，无产阶级最终能出现在电视上也是一个奇迹。

这一季《无耻之徒》的另一个故事情节涉及利普·加拉格，他是伊恩的哥哥，也是一个正在恢复期中的酒鬼，他靠修理摩托车赚钱。当他工作的修理厂换了管理层后，新老板削减了他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然后在他求情的时候解雇了他。面对迫在眉睫的驱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初生婴儿，利普没有了选择。他打破了自己的清醒状态，在一个晚上潜入商店，偷走了所有的自行车和零件。这一集遵循了该剧许多次要情节的模板 — — 其中一个角色迫切需要钱，必须做一些非法或不体面的事来获得钱。犯罪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成瘾是一种社会疾病，这一论点使《无耻之徒》有别于《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这样的 “贫困色情”。

尽管如此，《无耻之徒》毕竟不是斯普林斯汀或史坦贝克。它不包含感性的、浪漫的工人阶级英雄。粉丝们喜欢利普和伊恩，但普遍认为其他角色不讨人喜欢 — — 尤其是加拉格老爹弗兰克，他的赚钱计划和醉酒的滑稽行为，虽然是为了搞笑，但往往是不道德的。这些人物与其他工人阶级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是对立的。二女儿黛比·加拉格有几集中是做工匠的，这一季三儿子卡尔·加拉格加入了芝加哥警察局。正如马克思所警告的，无产阶级很容易成为 “反动阴谋的受贿工具”，被任何能让他们吃饱穿暖的力量所诱惑。没有政治教育，他们就几乎没有团结或战友的意识。像我们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们只是在受限的情况下行使很有限的权力。

《无耻之徒》最重要的一点是，剧中人物的行为事实上并不离谱（正如该剧多年来的营销暗示），而是例行公事，这些故事就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发生着。一个阶级意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工会成员不断减少，工资停滞不前，产生了一批用各种物质麻醉自己、犯罪，有时还背叛工友的人群，这并不奇怪。假装穷人总是高尚和善良，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堕落负责，这对谁有利呢？负责任的媒体表述不需要总是积极的、谄媚的、精心设计的，以争取权力者最大的尊重。它完全可以简单地暴露出被压迫的大众为了维持生计而做出的众多严峻和胁迫性的交易。

银屏上无产阶级的未来是什么？FX的《姿态Pose》是另一部展示挣扎中的社会弃儿的主要剧本系列，讲述了1980年代纽约市的变性性工作者和表演者的故事，在第三季结束后也将于今年结束。希望那些以不具剥削性的方式展现贫民真实生活的新节目不会离我们太远。Hulu电影《无依之地》（Nomadland）获得了三项奥斯卡提名，这表明关于落魄者的现实故事可以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观众的反应问题则不太清楚。有时，观众只是想逃到光鲜的虚构中去，而不会对自身的不稳定状况感同身受。但在其他时候，人们希望通过娱乐来获得熟悉的舒适感，让自己感到不那么孤独。如果我们只剩下通常的电视人物，这里充斥着政客、亿万富翁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经理和皇室君主 — —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垃圾、真正的寄生虫、一直以来真正的无耻阶级，那么这就不会发生。⚪️

（16）重要性需要被感知而不是被介绍#

##（2019年6月12日存档）让技术社区与公民社会组织、权利组织、反抗社区、公益慈善事业等团体密切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不论是安全知识补充、应对威胁的快速响应、还是磨练技能的渗透测试，技术社区将带给社会运动和任何一种反抗者以绝对切实的力量。中国在这种有效联合方面所呈现的缺憾是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
##

在国际上，任何互联网权利组织都会告诉你，活动家、异议人士、记者和边缘社区，是在线安全协助的重点，技术社区应该准确嵌入到这些组织中以便提供稳定且可靠的帮助。但是在中国，技术社区目前为止所思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如何才能“引起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具体的协作效率。

这是非常滞后的。要知道，当权者一直在以技术作为武器对付我们、使用互联网前所未有的强大监视能力压制我们的一切行动，针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技术问题，如果反抗者不能做到道高一丈，注定会出师未捷，在基本层面上失去机会。

至少从 2009 年也就是十年前开始 — — 阿拉伯之春就同时展示了在线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几乎所有可能性和脆弱性 — — 数字安全培训师和专家立刻启动以帮助世界各地的在压迫性或其他危险环境中工作的人权活动家。

我们在《为自由而战》系列中已经分析了很多著名的变革运动，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利用了互联网，并且更重要的是，巧妙地避免了来自互联网的威胁。

在美国，民间社会面临的数字安全需求不断增长，基金会往往需要追赶这一进程，而没能在防御层面起到充分的作用。结果是，即使一个组织准备好了自己来提高其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它也很少有资源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计划。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也一样。

虽然很多社区一直以来都在面对强大的政府监视和形形色色的骇客攻击（想想联邦调查局和小马丁路德金，或者每一代人对民主活动家和举报人的攻击）但对非营利部门数据安全的威胁更加广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正在获得以前仅限于执法的监视工具；黑客企图通过复杂的网络钓鱼攻击破坏网络中立倡导；墨西哥反腐败组织的负责人被政府支持的间谍软件攻击；成千上万的组织将敏感的用户数据存储在不安全的数据库中，这些数据库很容易被黑客攻击暴露匿名捐赠者的信息，反之亦然，对捐助者的党派攻击会给他们的受助者及其任务带来风险。

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威胁没有如此明显，最常见的状况是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安全知识而没能做到有效匿名，导致被警方在现实中识别并受到惩罚。加之，中国没有反抗组织和群体，而异议人士是非常勇敢的，他们中很多人以“不怕喝茶”为精神，拒绝匿名保护。也因此技术社区难以起到嵌入的作用。

我们一直在撰写各种保护知识和技巧的文章，向敏感人群解释加密的消息服务、安全电子邮件的重要性、社交工程学的攻防技巧、如何保护社交媒体的帐户和宣传能力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实却是，有关如何使用 Signal 、保护数字隐私的大量指南、以及诸如“使用 Tor”的多项须知等等广泛声明，可能难以被非技术人士理解，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错位。

与此同时，慈善组织也很难了解究竟什么样的技术专家才是活动家、边缘社区、记者和人权维护者最需要的。

这些差距显而易见。但是没有人应该为这个差距负责。现有的数字安全资源通常是旨在帮助个人确保他们的数字足迹避免被识别所需的工具，或者在发生紧急情况和关键威胁时做出的响应。教授整个组织及其资助者 — 如何深入了解数字态度和习惯，如何分析敏感用户、组织和以任务为中心的数据使用、保留和共享，将更加困难。

我们要的并不是亲自动手帮助敏感人士安装一个 Whonix 就完工了，而是最终能让人们知道遇到紧急状况时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如何形成结盟网络，让求助变得更容易。也就是，形成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思考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对民间社会数字基础设施的攻击日益复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支持在组织层面进行更大的能力建设。

无论一个组织是否有5、50或500名员工，改变习惯和改造旧系统和政策都是困难和昂贵的。改造资助者的传统思维方式会能起到作用。根据我们在解决数字安全需求和进行必要的重大变革以在线保护自己方面的经验，以下是民间社会组织及其资助者可以采取的四个步骤，以开始解决这一迫切的需求。

1. 将数字安全作为所有工作的基础

Equifax 违规行为和剑桥分析公司等选举操纵，大大地提醒了人们在线数据很容易受到各方的攻击。许多资助者和民间社会组织都知道他们需要采取行动，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谁能提供帮助。

随着民间社会开始注意到这些差距，重要的是要理解数字安全工作需要资源、能源和重点。与财政责任和强有力的治理一样，数字安全战略应该成为任何组织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2. 对大数据负有重大责任

围绕研究员 Lucy Bernholz 提出的“ 数字公民社会 ”对话，在线进行的基于工作的工作带来了所有附带的好处和陷阱 — — 主要是因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像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这些数据 — — 包括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邮寄地址 — — 不仅对善意的民间社会组织，而且对可能希望使用这些数据集监视个人的任何第三方都具有重要价值；想要揭穿 MeToo 努力或针对移民的个人或组织的攻击者经常试图识别访问组织的在线服务或社交媒体帐户的个人；最近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联邦机构可以访问任何看似“私人”的 Facebook 数据，当权者可以使用数据来增加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束缚。

至少可以说，确保组织自身资产和信任第三方资产的需要给民间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以改善其安全服务 — — 这正是目前管理不善的地方。然而，更多的组织需要认真负责管理他们的数据。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会让数百万他们服务的人、参与支持者和整个机构面临风险。

3. 优先考虑“能力建设”

组织通常通过引入安全培训师和/或举办有关基础知识或全新策略的网络研讨会来响应感知到的数字安全威胁或实际攻击。

虽然这在事件响应方面通常是“触手可及”的，但通常只是培训和网络研讨会还远远不够。这种“快速解决方案”的缺点在于，随着数字和政治世界的不断快速变化以及数字安全领域的增长，新的威胁随时都在出现，并且组织面临的风险会不断变化。给定的硬件、软件、带宽和预算限制意味着简单地培训个人，而不能采用系统性的方法来处理组织的整体安全性，这使得解决动态目标（如网络漏洞）变得更加困难，

相反，我们都需要围绕能力建设进行越来越多的对话：解决结构性漏洞，避免在线对手轻松攻击您的组织。

这需要时间，但我们都可以通过将数字安全视为一个多阶段流程的能力加强建设工作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

1）全面了解您的组织的“威胁模型” — — 您面临的对手，他们可能想要的数据，以及面对攻击时的漏洞;

2）审核组织用于存储、共享和处理用户数据的特定系统，以及员工和成员使用的通信平台，网络和设备;

3）制定从头开始解决脆弱性的战略，而不是通过培训或一次性修复来零碎地解决。

非营利组织和受助组织，必需能在您的宣传和提案中包括数字安全计划。每个人，通过阅读知识、并与准备好的组织社区合作，开始或继续参与有关风险的对话，并在这个新的视野中等待与您的支持、建议和协作。

4. 将共同面对的威胁视为相互依赖的呼吁

最终，当我们采取上述步骤时，需要转变思路，将数字安全作为共同的目标和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或“只有高风险群体”所承担的责任。这非常重要。

数字通信和服务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联系，削减成本，并以过去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方式提供服务。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深深地相互依存。无论是全球非政府组织，本地服务组织还是国家基金会，对我们的数据、支持来源或当地社区的威胁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考虑简单地违反基于云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发布有关捐赠者、受助者或高危人群的信息。

在许多情况下，致力于种族平等、堕胎、移民、跨性别健康和家庭暴力的组织和运动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例如，媒体司法中心和 May First / People Link 最近推出了“捍卫我们的移动”项目，这是一个“数字自卫知识库”，可以解决有色人种社区所面临的具体威胁；全国消除家庭暴力网络安全网项目的重点是保持领先于家庭暴力幸存者面临的许多安全挑战；还有许多其他组织和网络在他们的队伍中拥有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但如果他们的合作伙伴和捐助者不致力于解决他们自己的风险，技术社区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信任将难以建立。

我们都不想成为我们自己、合作伙伴、资助者或我们服务对象的风险载体。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相互依赖保持切实，并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交叉社区免受这种联系和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49）你的良好建议必需让人们能听进去#

##（2019年8月2日存档）联合很重要，只有我们彼此照应和协作时，才能抵挡技术专制的严冬。如果您有能力，并愿意成为领导者以提供帮助，这里有一些您需要了解的知识，以便获得更大的成功
##

如果您对数字安全感兴趣并愿意与他人分享您的知识，您可能会对在社区中领导数字安全培训的前景感到兴奋。有时候，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你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在决定是否领导数字安全培训之前，请先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

我是否与其他数字安全培训师或本地数字安全组进行了交谈？

我想在社区内获得公信力吗？

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承诺举办培训，并提供充分的跟进？

我是否有参加过经验丰富的安全培训师组织的数字安全培训？

在这个领域是否有其他人更适合培训师的角色？

以下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1、如果您是数字安全方面的新手，请寻找已经在您社区中建立了的本地数字权利组织。的确需要寻找，因为这些组织可能很隐秘。请参加他们的会议，和爱好者建立联系。和已经在该领域建立公信力的倡导者形成联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2、也许你已经确定了一个想要培训的社区。如果您已经是该社区的一部分，并且对其成员具有一定的公信力，那将是最好的。这些培训应该是一种基层的方式，从你的邻居和朋友开始，告诉他们关于数字权利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你不属于或不熟悉的社区，以及你尚未获得的信任的方式。考虑到这一点，您在这个社区中的角色是什么？社区内的领导者是否认为您是合适的人选？如果还没有，你愿意花时间建立这种信任吗？

3、领导培训需要的时间要多于培训本身。培训师往往低估了安排活动、寻找场地、计划培训、与参加者沟通、了解与会者的需求、以及为他们的兴趣量身定制培训所需的庞大工作量，也许因此难以提供充分的跟进。如果您没有时间，可以邀请您信任的其他人代劳。

4、在您自己进行培训之前，我们建议您参加和共同促进数字安全培训。通过观察一个完整的数字培训过程 — — 从准备到后续，由有经验的人主持 — — 您可以记下整个过程，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

以您的专长领域为基础，制作您的培训模式。在培训结束后审核您的问题是否有了充分的答案。

您可以与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共同进行培训，培训师可以帮助指导您的教学并深入了解常见的培训陷阱。与喜欢您自己的教学风格的人合作非常重要，可以互相促进。再次记下整个培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培训结束后立即安排汇报，与其他培训师一起审核。

在您进入当地的数字权利社区并参加培训后，您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领导培训的人，或者那个人就是您自己。请记住，即使您不是主要培训师，仍然可以做出贡献。您可以提供空间、协助培训准备，共同促进培训，或者，如果您对较小的团队互动更加满意，可以主持小的交流组来回答人们提出的数字安全问题。

您可以提供帮助的一个主要方式是让自己适应这些类型的后续问题：当学习者开始探索他们在培训期间发展的技能时，他们可能希望深入了解可以提高认识的数字安全事件的范围。您可以在帮助他们了解工具的细微差别或规划更具体的方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风险规避 — —

改变一个人的风险状况的思路并不总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满足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的相对需求，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在什么层次上。

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是：

每个人都应该享受数字安全和隐私权：听到安全行业的人说如果你不使用某种产品或者你没有遵循某种最佳的做法，那么“你不可能得到安全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您可能认为活动家不应该使用 Facebook，由于其臭名昭著的审查和监控问题，你是对的，但是，如果活动家仍然使用该平台，只因为该平台可以帮助活动家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来接触他们的受众，您就应该给他们建议，使他们尽可能在 Facebook 上保持安全。

不良的安全习惯或隐私惯例不是可耻的：每个人都犯下过数字隐私或安全方面的错误，包括培训师自己。在培训期间如果你侮辱或羞辱那些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的人们，其他人就不太可能说出自己的做法了。不如直接谈论你自己的数字安全缺陷，有时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有助于让每个人都感到更舒服。

提高数字安全性是一个过程：当人们最近掌握了关于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数字安全和隐私状况时，可能会在一开始感到不知所措。作为培训师您应该鼓励人们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并将改善安全习惯视为一个需要努力的过程。没有人会在一天或一周内掌握所有东西，作为降低伤害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培训安全意识、鼓励人们采取进一步措施并巩固更好的习惯。

安全是一项集体任务：由于我们的数字生活本身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提醒人们对彼此的安全和隐私负责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了解彼此的隐私偏好时，就会集体互相支持。我们可以通过彼此协调来减少威胁和漏洞，这些威胁和漏洞会影响我们作为同事、家庭成员，甚至只是使用同一个咖啡馆 Wi-Fi 来浏览网络的周边人。当您发现其他人有不安全的设置或泄露个人数据的不安全使用习惯时，您可以告诉他们；如果您不希望在社交媒体上被标记照片，请让其他人知道；如果您看到父母的密码不够安全，请花时间解释如何创建更强大的密码；有数百万种方法可以帮助减少数字安全习惯不良带来的危害，并建立更好的安全文化。合作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了解您的受众 — —

检查您与培训对象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清晰的沟通，准确理解他们的观点，并灵活地处理不同的经验水平：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技术和安全？他们说什么语言？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使用什么类型的设备或软件？他们可以访问哪些资源？

首先，重要的是要反思你与培训对象的关系。他们是你的朋友、邻居还是同事吗？来自与您相同的社区吗？如果是，您可能已经很好地了解了他们的来源以及安全培训如何最好地为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如果您的受众群体是您陌生的群体，请考虑您是否或如何被邀请加入并提供安全培训的。如果是被邀请来的，确保您的培训计划反映了您的邀请，并在您不确定时提出问题。

其次，寻找可以帮助您了解受众群的人。如果您来自与受众相同的社区，那么您可能已经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或者熟悉了解其不同部分或方面的人。

如果您准备培训不属于您自己的社区，请首先确保该社区中没有人比您更适合提供培训，否则您有可能很难获得公信力。然后，与邀请您的人或组织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特别要问他们是否可以建议该社区的指南或共同协调人。最好是与社区成员或非常了解该团体的人一起策划和促进您的培训。

如果您可以在培训之前与学员联系，那么通过调查可能有助于了解有关特定设备、操作系统和他们使用的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以及了解他们的疑虑和问题。也就是说，准备好在实际训练开始时保持灵活性和开放性。如果您已经准备好了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在整个培训过程中继续了解受众的需求，您将成为最好的培训师。

当然，有时参加安全培训的受众是多种多样的，来自许多不同的社区，并且不会事先单独接触到。如果您在公共图书馆运行“开放给所有人”的培训，情况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尝试在学习者中找到共同点。

从诸如“您今天为什么对此培训感兴趣？”之类的问题开始，或者，通过要求人们举手以了解受众中使用某些设备和软件程序的程度，例如： “如果您使用 Android，请举手”，或“如果您以前从未听说过端到端加密，请举手。”

了解您的受众也可以在培训开始之前建立信任。全面了解您的受众群体的努力可以证明您对他们的关注点的投资，并为高效的培训定下基调。

不要单枪匹马 — —

安全培训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引导谦逊的体验。您越是了解进行良好安全培训所需的内容，您就会越担心自己没有掌握所有技能。

您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技术来教授数字安全科目，但您确实理解了受众面临的风险；或者您可能具有足够的技术背景，但不确定哪种工具或实践最适合特定人群。您可能会对与特定受众交谈感到紧张，并希望与拥有自己的专家和顾问的人更紧密地合作；或者，您可能来自与您合作的社区并拥有技术专长，但您很快意识到，便利化是一种既简单又不容易的艺术……

看起来完美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好消息是您不必独自进行安全培训。超级英雄本身就很强大，但是当他们组队并将各自的技能结合起来时，他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所以 ，您应该组建最适合您和您的参与者的超级英雄团队。

您可以选择技能与您相辅相成的合作伙伴。如果您对技术问题感到满意，但对您即将培训的社区了解不多，您可能希望找到来自该社区或熟悉您的参与者的人；如果您正在教授一个非常熟悉的社区，但您对自己的技术技能没有信心，那么您可以与技术更高的同事合作。有许多超级英雄团队一直在帮助活动家在世界各地保持安全。团队合作时间越长，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就越好。

你在哪里找到这些人？

如果您正在寻找具有更多技术经验的人，您可能希望寻找已经与之合作的活动家和民间社会团体 — — 他们可能没有正式领导培训，但他们可能非常熟悉您的受众面对的威胁、挑战和需求。他们可能是工程师、自学成才的技术人员，他们为社区提供非正式的支持，或者只是亲戚和朋友。您还可以查看当地的黑客空间或联系您所在地区的技术社区成员。

你与其他人的合作训练越多，优势就越大，你学到的东西就越多，你的技能就会越广泛。一旦您成为一名自信且经验丰富的培训师，您就可以开始与刚刚入门的培训师进行联合教学。分享您来之不易的知识会很令人兴奋。

好了，希望您的培训计划是最出色的。只有我们彼此照应和协作时，才能抵挡技术专制的严冬。

（55）如何消解冷漠和虚无主义？传授安全知识的可行性方法#

##（2019年6月20日存档）社会工作经常比技术工作更复杂，我们可能需要一点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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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安全并不是一个可选的话题，也不是必须固定提供给某些群体和社区的能力和资源；它是如今所有人都会面对的无处不在的威胁的唯一解决方案，即便不是敏感人士、不是政府的攻击目标，您也无法确保自己不是骇客、恶意行为者和各种勒索软件的目标。

安全知识应该是给所有人的，因为如今所有人都在互联网上，绝大多数人使用着相同的软件和设备。虽然我们应该鼓励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快速响应协助组等方案，但仅仅是这样可能还不够，我们应该追求让更多人理解并熟练使用现成的技术来保护自己，这样才能从跟不上避免大部分威胁。

于是，安全知识培训在任何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但是参与培训项目的工作人员往往会遇到很多难题，导致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完全无效。在中国我们曾经听说过协助者帮助异议人士去除了不安全应用并安装了 Tor，但没过多久他们又装回了360。

安全知识培训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让人们仅仅知道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而是要最终促成一种安全的思考方式，让人们能够主动去想到自己需要保护什么，以及如何做，或者通过什么渠道获得援助。

那么组织一场安全知识培训，除了丰富的知识之外，您还需要些什么？

如果您的受众没有动力参与和学习，即使是最好的计划、最专业的培训，结果也很难进行。有时，作为培训师，您不仅要解释数字安全的内容和方式，还要解释原因；关于参与者为什么要关心数字安全？而且，要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行动来发展个人安全？

并不是每一位长期遭受当局恐吓威胁的人都能够深刻理解数字安全的重要性。在中国，这似乎不需要过多解释了，所有人都能看到敏感人士对实名制的热忱。于是这就是培训师需要面对的挑战。

除了一般的提示和技巧之外，您可能会遇到几种类型的学习者，他们需要额外的动力才能激发关心和行动。

激励受众的最佳方式是：真诚和善解人意。准备好一些你自己的现实经历也许会很好用。

您是否偶然点击了网络钓鱼链接？有没有使用过不太强的密码？是什么促使你学习更多或改变你的习惯？关于你自己的教训和经验的故事可以更快速地与你的听众之间建立信任，并鼓励他们思考自己的动机。

但是，请注意，要避免让你的故事听起来太可怕或令人生畏。恐惧是动机杀手，可能导致“安全瘫痪”或其他类型的虚无主义。有动力的学习者应该在理想情况下感受到能力和积极性，而不是无助。

最后，要注意学习者在整个培训过程中如何处理概念和任务。人们很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态度（甚至更多！），并且，你发现和回应学习者的动机的效果越好，他们就越有动力开始学习和行动。所以，掌握最常见的抵触性动机的应对方式是必要的。

我们先来看四个最常见的抵触 — — 在中国和全球很多国家都同样的常见。

1、冷漠

“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你一定反复听过这样的话，对吧？

具有这种态度的学习者通常不会在他们的数字隐私和安全方面感受到个人利害关系，因此不会理解到采取行动的迫切性。他们可能会将数字安全概念与高调的国家行为者、告密者和公众人物联系起来，而不是像他们自己这样的“普通”人。

那么这样的时候作为培训师，你可以怎么办？

谈论威胁建模应该作为第一步 — — 问题“你想保护什么？” — — 可以帮助指导这类学习者找到自己在数字安全方面的利益。一个共同的动机可以是提醒学习者在亚马逊、PayPal 或 Venmo 等任何商业网站上保护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通常在“人物搜索”网站上找到的信息 — — 如全名、家庭住址和家庭关系等 — — 都可能成为学习的警示和激励。

IYP 在社交工程学演示中介绍过诸多信息挖掘工具，都可以派上用场，将学习者遗漏的面包屑摆在他们面前，人们就有可能会开始重视隐私问题。

参考下面的演示：

《⚠️ 浏览历史记录曝光你的内心全景图：#OSINT 开源调查演示》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变得如此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以至于当我们谈论隐私时，我们都忘记了是什么在起作用，这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您要涵盖与隐私相关的主题，或者您认为冷漠最有可能是参与者之间的共同反应，那么您可能需要将一个对话或活动包含进去，以探讨隐私是什么，以及它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最后，有时最初冷漠的学习者会根据自己的威胁模型做出合理的决定。确定了他们想要保护的内容，人们就会主动去衡量自己面对的风险，他们可能只是决定某种隐私保护不值得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资源或精力。您作为培训师的工作不是要“说服”他们“应该”采取某些行动，而是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

2、安全瘫痪

“数字安全威胁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黑客几乎无所不能，我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这样的态度也为数不少。

这种学习者可能会关心数字安全，但却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太多惊吓。互联网上的信息和知识真的是有点铺天盖地了，通常，具有这种态度的学习者会被保护其个人信息的任务所淹没。正因此，信息流通没能起到作用。

也许他们受到了有关泄密和数据泄露的新闻报道的轰炸，或者有经历过针对个人的骚扰、围观了亲朋好友的被骚扰经历。他们甚至可能在过去接触过基于恐吓的培训，这使他们面对各种数字威胁时感到不知所措和无助。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一对一的协助可能会有效。同时，承认现实中很可能无法在线控制一个人的所有信息 — — 这没关系。相反，我们可以将目标从删除所有个人信息转移到最小化我们的数据面包屑。

采取的第一步可能包括谷歌搜索自己（可能要在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支持下，以帮助减轻与此相关的任何恐惧），调查社交媒体设置，或在人物查询网站上选择退出选项。

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了解被在线提供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然后根据我们关心和担心的事来减少它。如果我们可以最大限度上减少这些能控制我们的信息，那么当我们使用的公司服务或社交媒体平台出现数据泄漏时，我们就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鼓励人们更改其默认设置。

3、技术混乱

“除非我先弄清这些技术概念究竟都是些什么，否则我无法采取行动“。这样的初始态度也比较常见。

这种学习者可能在技术上不堪重负。他们了解不同类型的设备、操作系统、应用程序、软件、浏览器扩展和加密。虽然他们有丰富的信息，但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所有这些事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通常，这些学习者在技术方面的经验比普通培训师少，但他们注重细节并且谨慎。他们可能是老年人，或来自资源匮乏的背景，这些背景导致他们无法始终如一地使用尖端设备和软件。就像安全瘫痪那样，这样的学习者通常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作为培训师，您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技术背后的安全原则。技术变化很快并且可能令人困惑，但基本的安全原则 — — 威胁建模/风险评估、权衡、什么最重要和应该信任什么 — — 都可以作为技术变革和发展的坚定指南。

尤其是，需要强调安全不仅仅是工具问题，而是一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采取的“安全心态”。

4、虚无主义

“黑客什么都能做到，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这类态度如今越来越常见了。详见这篇文章中的分析《什么是高峰冷漠？从白宫到微信》

有这种态度的学习者很可能是曾经关心过威胁情报或者受到过不专业的训练，但也很可能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许更准确地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多少事。

对这样的学习者来说，可以使用的一个常用概念是“门锁安全”。让他们思考自己家门口的锁。它可能是正常的锁舌。指出该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受到损害，如果有人决定突破那扇门，他们可能就会做到。但是你仍然需要定期锁门，并在这种基本的安全水平上找到更多的保证。

您甚至可以将类比扩展到更大的安全层。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个家里有特别昂贵物品的人拥有一个安全系统保护自己家的周边。或者，也许他们在房子里面有一个保险箱可以存放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

鼓励学习者以类似的方式接近数字安全。相当于“门锁”的数字安全性可能是容易想象的、合理的且值得使用的，即使它是不完美和不完整的。对于更高价值的资产，还可以实施额外的安全层（类似于保险箱或家庭安全系统）。

强调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非常重要，如果你强调那些不安全的或更昂贵的目标，人们有可能最先意识到的是障碍，而不是可行性。

最后

将知识写成文章或许通过互联网能得到有效的传播，但是不一定就能起到切实的作用，就如 IYP 在社交工程学演示中所强调的那样，关键在于实践，当您在尝试和练习这些方法后就能摸索到更多属于自己的技巧，您将在安全领域更加娴熟。

思考方式培养也许是最高效的一种路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想被攻击，那么就要像攻击者那样去思考。

一些小游戏的邀请都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邀请人们构建攻击树，关于如何偷一辆汽车？如何不买票进入电影院？如何获得一个人的银行账户和密码？如何伪装成目标的熟人发送钓鱼电子邮件？等等，可以是任何题目，这样是为了通过激发人们去思考攻击者的想法，以获得保护性措施的灵感。

构建攻击树的游戏可以将所有现实中的安全保护联系起来，能做到更直观，更易于接受。

任何一种安全系统的安全性都取决于它最脆弱的环节。攻击树思考方式可以引领人们去重点探索那些最脆弱的部分，从而理解自己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损失。